在公司的八樓，股東們有一個私人餐廳，作為非股東的職員如能在那裡就餐是一份榮幸。魯道夫以為七點鐘在這間特殊的屋子裡請我吃碗燕麥片就可以讓我回心轉意，他也真是夠傻的了。他以為我怎麼也不會置這影響未來充滿權力的早餐於不顧。

他告訴我一個激動人心的訊息，昨天夜裡他同阿瑟商量過了。說給我十二個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凱那個事務所所付工資的數量給我增加工資。並且說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們盡力去保護窮人的利益，我可以作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員為他們幹一年活兒，這樣他們會滿意，我也可以充滿精力地回到公司來，我的興趣也就得到了滿足，就可以把我的才華全部奉獻給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

我也對這個想法有些動心，不禁盤算起來。我告訴他說我會考慮這個建議的，而且儘快給他答覆。他又提醒我說這件事必須要交執行委員會的批准，因為我不是股東。公司對非股東還從來沒有過這種特殊待遇呢。

魯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來，這與我們之間的友誼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公司的反壟斷部門事情多得不得了，我們至少還需要兩個像我這樣有經驗的律師。所以我要離開，勢必會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難，但我不在乎這個，因為公司有八百名律師，總會有合適人選來填充這一空白的。

去年我的收入將近七十五萬美元，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們這個舒適的小屋用早餐和聽他們迫切挽留我的建議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給無家可歸的人或慈善事業，然後在一年之後再回來工作也不失為好主意。

在討論完年假的事情之後，我們又轉而商量迫在眉睫的問題，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當我們一項一項地討論要做的事時，佈雷登-錢斯就坐在離我們不遠的一張餐桌上，他一開始沒有注意到我。屋裡大約有十來個股東在用早餐，大多數人都是單獨的，邊吃邊讀早報，我也儘量不去看他。但後來我還是看見他在注視著我。

「早晨好，佈雷登。」我大聲打著招呼，結果他嚇了一跳，也使魯道夫扭過頭去看那人是誰。

錢斯點了點頭，但沒有說什麼，又去吃他的烤麵包了。

「你認識他？」魯道夫小聲問道。

「我們見過面。」我回答說，在我去他辦公室找他時，他曾問過我負責我這一部門的股東是誰，我告訴過他魯道夫這個名字。看來他倒是沒去找過魯道夫說我的壞話。

「一個蠢貨。」魯道夫不禁說道，這聲音錢斯幾乎都能聽得到。我的看法和魯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過一頁，早把錢斯忘到一邊，又繼續我們的事了。我辦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確不少。

我不知不覺地想到錢斯和那份驅逐住戶的檔案。他看起來很和善，白淨的皮膚，五官清秀，舉止文雅。我很難想象像他這樣的人會到街上去檢查裡面往滿擅住者的廢舊倉庫，為了把他的工作任務完成而不惜髒了自己的手，當然，他並沒有去做這樣的事，他有一些幫辦。他只是坐在辦公室裡翻閱那些檔案而已，當他每小時有幾百美元收入的同時，公司裡的赫克託-帕爾馬們在幹著這種令人噁心的事。錢斯在同河橡公司的執行者們共同進著午餐，打著高爾夫球，這才是作為一個股東的事情。

他很可能並不知道從河橡公司舊倉庫中驅逐出去的住戶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們只是一些擅自強住的人。他們是無名之輩，無家可歸，沒有社會地位。他不必親自帶著警察去把他們一個個拖出來，趕到街上去，而是赫克託-帕爾馬他們乾的。

如果錢斯不知道朗蒂-伯頓一家人的名字，那麼他就不會把這次驅逐行動與他們的死聯絡在一起。或許他現在已經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訴了他。

這些問題赫克託-帕爾馬將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現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將離開公司。

魯道夫吃完早飯已是八點鐘了，他八點鐘在辦公室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會議，參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辦公室，讀《郵報》，報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關葬禮的報道，以及對後來進行的遊行的評論。

還有一篇社論文章，文筆很好，主要是質問那些有飯吃有屋住的人為什麼不去想一想這城裡像朗蒂-伯頓一家那樣的無家可歸者。

他們並沒有走掉，他們不可能從街上一掃而空，他們躲在一些角落裡，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們。他們住在汽車裡，他們蹲在棚戶裡，他們在活動帳篷中瑟瑟發抖，或就睡在公園的長椅上，在那裡等候著能擠進本已十分擁擠而且可能很危險的避難所裡。他們還會凍死餓死在街頭。

我把這篇社論剪了下來，折起來裝進我的錢包裡。

通過律師幫辦網路，我與赫克託-帕爾馬接觸上了。如果直接與他聯絡恐怕並非明智，因為錢斯會在旁邊偷偷監視。

我們在三樓的大圖書館的書架之間、不受別人注意也不會受保安攝像機監視的地方碰頭，他很緊張。

「是你把檔案放到我辦公桌上的嗎？」我單刀直入地問道，因為我們的時間並不多。

「什麼檔案？」他問道，說話時不時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著槍在跟蹤我們。

「河橡公司的那起驅逐住戶案。那件事是你經辦的，是吧？」

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細，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聲，「是的。」

「檔案呢？」

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裝作在認真看的樣子。「所有的檔案都在錢斯那兒保管。」

「在他的辦公室裡？」

「是的，都鎖在檔案櫃裡。」我們說話的聲音極低，簡直就是耳語。我原來對這次會面不很緊張，但四下看了看之後，我發現人們都在看著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在商量著什麼。

「檔案裡都是什麼內容？」我問道。

「沒有什麼好內容。」

「告訴我。」

「我有妻子和四個孩子，我可不想丟了飯碗。」

「請相信我。」

「你反正要走了，你當然什麼也不在乎了。」

訊息傳得真快，但對此我也不感到吃驚。可我不知道是誰又添油加醋地說了些閒話，律師，也可能是他們的秘書，也很可能是那些幫辦們。

「你為什麼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問道。

他又從書架上換了一本書，他的右手有些發抖。「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他又翻了幾頁，然後走到那排書架的另一頭。我也跟了過去，確認當時身邊沒有旁人。他停下來又找到另一木書，他還想要繼續談話。

「我需要那份檔案。」我說。

「可我沒有。」

「那我怎麼才能拿到它呢？」

「那就只有偷了。」

「好，我到哪兒去找到一把鑰匙呢？」

他端詳了我好一會兒，好像是看我是否是認真的。「我沒有鑰匙。」他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