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力的作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我醒來時嗅到那位先生腦漿的刺鼻的氣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陣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斷拍打著沙發，這時我聽到有動靜，克萊爾就睡在我身邊的椅子上。

「還好嗎？」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聲地說，「就當是場噩夢。」

「遞給我一杯水好嗎？」我說，她去了廚房。

我們談了一個小時。我把我記住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她靠近我坐著，給我揉膝蓋，手裡還端著水杯，關注地聽著，在過去五年中我們交談得太少了。

她在七點鐘時要去查房，所以我們一起燒早飯，早餐的內容是華夫餅和鹹肉。我們就在廚房的櫃檯上用餐，前面有一臺小電視機。六點的早間新聞一開始就是人質的內容，人質危機時樓裡有幾聲槍響，樓外圍了許多人，當危機結束時，我們這些人質中有幾個匆忙離開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機是這個新聞電視臺的，它的攝像機緊緊地瞄準我們的窗子，當那位先生向窗外窺視時，可以看到他，但時間很短，僅僅幾秒鐘。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歲，越戰老兵，有過前科，但不嚴重。在新聞之後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搶劫遭逮捕時留下的檔案材料，但看起來並不太像那位先生，沒有鬍鬚，沒戴眼鏡，看起來也更年輕一些，新聞報道說他是無家可歸的，而且吸毒。但這次犯罪的動機尚不明確。也沒有家人出現。

對於這條新聞沒有外界評論，這一報道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接下來的是天氣預報，報告說下午晚些時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這以前已下過一場大雪了。

克萊爾開車送我去上班，當時才六點四十分，當我發現我的汽車旁邊已停了幾輛其他進口車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停車場從沒有空閒過，我們有些人就睡在辦公室裡。

我答應她在上午晚些時候打電話給她，這樣午飯我們就在醫院裡吃。她告訴我要悠著點，起碼在這一兩天要注意一些。

我該做些什麼呢？躺在沙發吃藥片嗎？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後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廳裡的兩個十分警覺的保安人員道了早安，四部電梯中有三部開著門在等候上班的人們，我挑選了一下，還是走進昨天早晨與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電梯，當時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現腦海。

立刻有一百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他為什麼選擇了我們這座樓？選擇了我們公司？在進入大廳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在哪兒來著？通常在前面巡視的保安人員當時到哪兒去了？每天這裡都有幾百名律師進進出出，為什麼選中了我？為什麼選中了六樓？

他在追求什麼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僅為懲戒幾位有錢而又不夠慷慨的律師竟以自己生命為代價去換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錢而且更貪婪的人去報復。

他問的一個問題「有誰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趕走過」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會兒就不再想了。

電梯停了下來，我走出電梯，這一次沒有人跟在我身後。戴維爾太太這時候還不知在什麼地方睡覺，六樓裡十分清靜。在她的辦公桌前我停了下來，看了看通往會議室的兩扇門。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門開啟，這就是烏姆斯特德站在那裡時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射中那位先生頭顱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輕輕地開啟燈的開關。

就好像這裡從未發生過什麼似的，會議室桌椅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那位先生死時弄髒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換。牆上新塗了一層漆，甚至在當時拉夫特頭上天花板上的彈孔都不見了。

公司的頭頭們昨天夜裡一定花了不少錢把現場搞得如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的樣子。今天一整天這間屋子肯定會吸引一些人來看，但他們肯定會一無所獲的。這樣只能耽誤他們一會兒時問。我們這個嶄新的辦公室裡不能有一絲社會渣滓的痕跡。這種掩飾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傷心的，我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錢的白人。我還期待什麼呢？還要立個紀念碑嗎？還是留作紀念館呢？還要讓那位先生的流浪漢同夥送來一束束鮮花嗎？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麼。但這種新漆的氣味讓我有些噁心。

在我的辦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我以前知道每天送報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郵報的城市版的第一頁，在中間摺疊線下，就是德文-哈迪被擊斃的訊息以及昨天人質危機的長篇報道。

我很快就讀完了全文，因為我認為我比任何記者對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從報上知道一些新的內容。那些紅棒棒並不是炸藥，而是把掃帚把鋸成一段一段的再纏上嚇人的銀白色膠帶，把我們這些人嚇得靈魂出竅。槍是真的，0.44口徑的自動槍，是偷來的。

因為這是郵報，所以對德文-哈迪的報道比對我們這些人質報道要多，報道內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滿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沒說一句話。

根據在十四街的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一個名叫莫迪凱-格林的人說，德文-哈迪曾在國家植物園當過多年的看門人，由於削減預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搶劫入獄服刑數月，後來就流落街頭了。他又飲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艱難，不時在商店趁人多時扒竊。格林的這個事務所已幾次向他催款，至於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師則一無所知。

對於這次的犯罪動機，格林也提不出合理的解釋。不過他的確說到最近他被人從棲身的一箇舊倉庫裡驅趕出去。

因付不起租金而驅趕住戶是要由律師履行法律程式的。對於特區中數以千計的公司中是哪一家曾把那位先生驅逐出去的問題我有了一個很好的想法。

據格林先生說，十四街那個律師事務所是由一個慈善機關辦的，僅是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服務的。「原來我們由聯邦政府支付費用時，我們曾有七名律師，現在只剩下兩名了。」他這樣告訴我們。

難怪《華爾街日報》對此事隻字未提，如果我們這九名服務於全國第五大公司的律師中有誰被殺害甚至受了輕傷，都會在報紙的頭版上出現。

感謝上帝，這不是一個長篇報道，我還在辦公桌旁坐著，看著報紙，沒有任何損傷地做著工作。不然我也會在停屍房裡同那位先生躺在一起了。

波利來了，這時八點還差幾分，她滿臉微笑，手裡端著一盤她自己烤的小點心。她看到我來上班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實際上，我們這九個當過人質的人都來上班了，而且都是提前來的。看來誰要是仍呆在家裡讓老婆去悉心服侍倒是一種明顯軟弱的標誌了。

「阿瑟來電話。」波利說。在我們公司叫阿瑟的不下十個，但只有一個阿瑟在公司的各大廳裡走來走去時人們不用姓來稱呼。阿瑟-雅各布斯是高階股東，是總經理，是公司的原動力，是眾望所歸的人。如果說公司也有心臟和靈魂的話，那就是阿瑟。七年之中我同他只談過三次話。

我告訴他說我很好。他稱讚我的勇氣和臨危不懼，讓我感到我幾乎成了英雄。我納悶，這些情況他怎麼會知道。他可能先和馬拉穆德交談過了，然後一級一級向下來。這樣一來就有熱鬧了，烏姆斯特德和那個瓷花瓶一定是最精彩的故事。

阿瑟在十點鐘要會見我們這幾個人，就在會議室，並把我們的談話內容錄影。

「為什麼？」我問道。

「訴訟部門的那幫夥計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他說道。儘管他已八十歲的高齡了，但聲音還是那麼響亮清脆。「他的家人很可能會控告警察。」

「當然。」我說。

「而且他們還可能把我們也推上被告席。人們對於任何事都可能會控告的，這你是知道的。」

謝天謝地，我心裡說，如果沒有訴訟案我們這些律師還有什麼用？

我對他的關心表示了感謝。他接著又去找下一個人質。

九點鐘時人們開始一個接著一個地來到我的辦公室，其中不乏好心善意的人，也有好傳閒話的人，都表現出對我的關心，但更對一些細節感興趣，都急於知道洋情。可是我有太多的工作，無法滿足他們。在客人來訪停下來時，我坐下來，看著我那成堆的需要處理的檔案，我感到麻木了，我沒有伸手去取。

情況不一樣了，工作不重要了。我的辦公桌並不是生命也不是死亡。我已看到了死亡，甚至感受到了死亡。我天真地想我可以聳聳肩就把這一切忘掉，或很迅速地恢復過來，就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那樣。

我想到德文-哈迪，以及他那紅棒棒，還有五顏六色東倒西歪的導火線。他恐怕要花上幾個小時去搞這些玩藝兒來籌劃這一行動。他偷了槍，又選擇了我們的公司，結果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把命也丟了。而且同我一起工作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曾譴責過他。

我終於離開了。交通狀況會越來越差，有一些我很難忍受的人也同我搭訕，兩個記者打來電話。我告訴波利我有些事要出去，她告訴我別忘了同阿瑟的會晤。我鑽迸我的汽車，發動後開啟暖氣，我坐在車裡坐了很長時間，思想在鬥爭到底有無必要再舊事重提。如果我不去，阿瑟會不安的，沒有人對阿瑟的約會爽約。

我把車開起來。這是做傻事的少有的機會，我已受到心理的創傷，我不得不離開，阿瑟和公司的人會讓我休息一會兒的。

我朝喬治頓那個方向駛去，也沒有具體目標。雲層越來越黑，人們在人行道上匆匆忙忙地走著，清理路面積雪的人已做好了準備。在m大街我看見一個乞丐，我當時懷疑他是否是德文-哈迪。這些流浪漢在暴風雪中到哪兒去呢？

我給醫院打電話，他們告訴我說我妻子正在做搶救手術，要幾個小時才能結束。我們打算在醫院進行的浪漫的午餐看來就算告吹了。

我轉向東北方向駛去，經過洛根廣場，進入這座城市比較差的區域，我來到十四街，找到那個律師事務所。我把車停在十四街和西北q街交界處的路邊，我想我肯定將再也見不到我的車了。

事務所佔了整個大樓的一半，它是一個維多利亞式的大樓，曾經有過它的輝煌時期。頂樓的窗子上釘著膠合板，那膠合板已有年頭了。與摟相鄰的是個自助洗衣店，門面看起來很髒，不遠處就是許多破舊的房屋。

入口處有一個天篷，是刺眼的黃色，我不知道是應敲敲門還是直接闖進去。門沒有鎖，我輕輕地扭動門鈕，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那是按類別劃分的律師辦公室，但與德雷克和斯威尼的辦公室大不相同，那裡是大理石地面，紅木傢俱，而這裡在我面前的大辦公室是四張金屬桌子，每個上面都堆滿了檔案材料，足有一英尺高，桌子四周的破地毯上也堆滿了檔案材料，看起來亂七八糟的。廢紙簍已滿滿的，一些法律檔案都團成了紙團，扔得滿地都是。靠一面牆立著檔案櫃，顏色不一。文書處理機和電話機都有十年的歷史了。木製書架每層隔板中間都塌陷了，一張很大的已褪色的馬丁-路德-金的照片歪歪斜斜地掛在後牆上。從這個屋子還隔出幾間小辦公室。

這間屋子又髒又亂卻很繁忙，我被這裡的景象吸引住了。

一個長得很兇的西班牙裔女人停下打字機看了我好一會兒，說：「你在找誰？」這簡直是找碴兒而不是詢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接待員如果這樣接待客人早被解僱了。

她叫索菲亞-門多薩，我是從她桌上的名牌知道的。我很快就發現她的工作不僅僅是接待。從旁邊的屋子裡突然傳來一聲吼叫，把我嚇了一跳，可是索菲亞卻安之若素。

「我找莫迪凱-格林。」我很有禮貌地回答道。就在這時，他隨著那聲吼叫從裡屋來到這間大屋，他的腳步很重，每邁一步地板都跟著顫抖一下。他剛才是朝屋子另一端名叫亞伯拉罕的人吼的。

索菲亞朝他點點頭，接著丟下我不理又去打字。格林是個大個子黑人，至少六英尺五英寸，塊頭很大，體重一定不輕。他剛剛五十出頭，鬍鬚是灰白色，眼鏡是圓形的，紅色鏡框。他看了我一眼沒有說什麼，一邊在咯吱咯吱響的地板上從屋子這頭走到那頭，一邊喊著亞伯拉罕。不一會兒他走進了另一間辦公室，不見了，幾秒鐘之後又從那間辦公室裡走出來，仍然沒看見亞伯拉罕露面。這時他又看我一眼，然後問道：「有事嗎？」

我走上前去先做了個自我介紹。

「很高興見到你。」他說道，但看上去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你在想什麼？」他接著問道。

「德文-哈迪。」我說。

他看了我一會兒，然後把目光轉向索菲亞，這時她正在埋頭工作。他向自己的辦公室走去，我跟在他的身後，那是一間十二英尺見方的屋子，幾乎可利用的每一平方英寸的地面上都堆滿了馬尼拉紙的檔案和破破爛爛的法律書籍。

我把一張我的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燙金壓花名片遞給他，他皺著眉頭看了看，又還給了我，說道：「要去走訪貧民窟嗎？」

「不。」我答道，把名片收了起來。

「你要幹什麼呢？」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昨天射向哈迪的子彈差一點選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