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檔案員給我傳輸材料的時候，我坐在那位先生用槍給我指定好的地點一張一張地把電傳紙取下來。我的同伴已經站了兩個小時，背靠著牆，仍然是捆在一起的，幾乎無法活動。一個個無精打采的，已經有些堅持不住了，樣子十分可憐。

但是他們最難受的時候還沒有到來。

「先從你開始，」他對我說，「叫什麼名字？」

「邁克爾-布羅克。」我很有禮貌地回答。

「你去年年收入是多少？」

「我已經告訴你了，交稅前是十二萬元。」

「你捐贈了多少？」

我當然可以撒謊。我雖不是稅收律師，但我仍有信心可以巧妙地對付他的問題。我看到了我的1040表傳輸過來，我抓緊時間飛速地瀏覽了一下那幾頁內容。克萊爾做實習醫生已是第二年了，年收入在三萬一千美元，這樣一來我們倆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克萊爾讀書的費用，在喬治頓的一套漂亮的公寓每月二千四百美元，兩輛新型汽車以及相應的汽車費用，還有要維持高水準的生活所需其他費用，我們倆只要花上兩萬兩千美元就可以了。

那位先生仍在耐心地等待。而實際上他的耐心反而使我心虛，喪失了剛才那種自信。我猜測那些警察正在天花板上的通風道里爬著或登上附近的樹，或在鄰樓的屋頂上來回巡視，觀察我們這間辦公室的結構，就像我們在電視裡所看到的那種情形一樣：他們在尋找一個可以射擊兇犯頭顱的角度，而兇犯卻對此一無所知。他已接受這樣的命運，準備去死。而我們其他人可不希望會有這樣的命運。

他還在玩弄著他那紅色導火索，這使我的心率快達到了每分鐘一百次。

「我給耶魯大學捐贈了一千美金，」我說，「又捐了兩千給地方基督教會聯合會。」

「你捐助多少給窮人？」

我不知道捐贈給耶魯大學的錢是否用於資助貧困學生了。「給聯合會的錢就是用來散發給城裡的窮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窮人會得到的。」

「你又給那些捱餓的人多少錢呢？」

「我交各種稅的錢是五萬三千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用於需要照顧的兒童，或其他什麼人的福利、醫療等項事業。」

「你是出於自願這麼做的嗎？是以一種奉獻的精神做的嗎？」

「對此我並不抱怨。」我說，其實這和大多數國民一樣，都不是真心話。

「你捱過餓嗎？」

他喜歡簡短的回答，而我也沒有心情去和他耍腦筋或施展幽默。「沒有，」我說，「到目前還沒有捱過餓。」

「你在冰天雪地裡睡過覺嗎？」

「也沒有。」

「你掙不少錢，可是我在你旁邊走過時你連幾個零錢也捨不得給。」他又用搶指點著其他幾個人，「還有你們，我坐在路邊乞討，你們就在我身邊走過。你們喝一杯咖啡的錢就足夠我吃幾頓飯。你們為什麼不能去幫助那些身無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沒錢治的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你們是那麼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視著這些可憐蟲，那景色可不太雅觀。大多數人都兩眼盯著自己的腳，只有拉夫特看著桌子底下。回想著我們每個人在特區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討的人時的想法，如果你給了他幾個零錢，他就會立刻鑽進酒館，或是再纏著你多要一些錢，即便你給了他錢，他也不會就此離開這裡不再乞討。

又是一陣沉默。一架直升飛機就在附近盤旋，我完全可以猜測出他們在停車場那兒正如何策劃著。他們在催促那位先生髮話，電話始終接通著，但始終沒有通話。他不想與任何人談話，也不想談判。他只和我們會議室這幾個人說話。

「你們中哪個人掙錢最多？」他問我。馬拉穆德是我們當中唯一的股東，我胡亂地翻著這些檔案，終於找到了他的。

「我掙得最多。」馬拉穆德主動說。

「你叫什麼名字？」

「內特-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內特的收入明細表，能看到一位股東成功的每一細節的機會並不多，但現在這絲毫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多少？」那位先生問我。

哦，國內收入總署的記錄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麼？總收入？調節後的總收入？淨收入？應課多少稅？是月薪還是週薪？是商業收入還是投資盈利？應有盡有。

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萬美元，而每年從公司中獲紅利五十萬一千美元，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夢寐以求的。去年是個豐收年，這我們都知道，所以，我們那些股東中有許多人收入都逾百萬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決定還是小心行事，在這張明細表的後面還隱藏著許多其他收入情況，如房屋出租、股利，還有一個小買賣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這張明細賬目表，他都得會和這些數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萬。」我說，表上還有二十萬我沒報。

他沉思了一會兒，「你掙了一百萬美元。」他對馬拉穆德說。馬拉穆德面無愧色。

「是的，不錯。」

「你捐了多少錢給捱餓的人、無家可歸的人？」

我已經迅速地看過了他各項扣除專案的真實情況。

「我無法準確地記起具體數目了，我和妻子給慈善事業的捐贈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贈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給特區基金會的。我想你會知道的，那個基金會把錢財佈施給窮人。我們捐贈數目是不小的。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這樣做。」

「我相信你是高興這樣做的。」那位先生說，語氣裡第一次露出一些諷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讓我繼續解釋我們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為實際的情況。他叫我寫下我們九個人的名字，並在旁邊註上去年的收入和給慈善事業捐贈的情況。

這是需要時間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點把它寫完呢，還是故意拖延一下時間呢？他如果不喜歡這些算術是否就會把我們一塊殺死呢？也許我得慢一點做才好，因為從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們這些富人的確收入頗豐，而捐出的錢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這種僵持的局面持續越久，解救人員就會越急切。

他並沒有說每隔一小時就殺一個人質，他也沒有要求釋放在押的同夥，他似乎什麼要求也沒有提出，真的。

我不緊不慢，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後輪到了克爾伯恩，他做見習律師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萬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夥伴巴利-納佐竟然比我還多掙一萬一千美元。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說。

「如果把這些數字都加起來，是三百萬美元。」我向那位先生報告說。他似乎又在打盹，不過手卻仍然握在紅色導線上。

他慢慢地搖了搖頭。「那麼給了窮人多少錢呢？」

「總共是十八萬元。」

「我不要總數，別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響音樂和猶太教會混到一塊兒去，也別把我們與你們白人的俱樂部相提並論，你們在俱樂部裡拍賣你們的酒、你們的手稿，然後給童子軍幾塊美元。我在說食物的問題，嬰兒的食品。就在這裡，就在這座城市，你們在這裡掙幾百萬美元，可是還有那麼多嬰兒在夜裡餓得直哭，因為他們太餓了。你們為他們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著我，我盯著我眼前的報紙。我不能撒謊。

他繼續說道：「整個城裡到處都是施粥所，在那裡窮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可以得到點吃的，你們向施粥所捐過多少錢？到底捐過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