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著橡膠靴子的那個人隨我身後進了電梯，但起初我並沒有看見他。不過我嗅到了他身上那股氣味——有刺鼻的煙味、廉價酒的酒味以及那些露宿街頭的流浪漢長期不洗澡的氣味。電梯上升時，我們互相沒有打招呼，我最後向他瞥去時才發現那雙橡膠靴子是黑色的，很髒，而且很大。一件襤褸的戰壕雨衣一直垂到膝下，雨衣裡面一層一層的髒布纏裹在腰間，所以他顯得很粗壯，幾近於肥胖，但這可不是營養過剩所致。在哥倫比亞特區的冬天，那些流浪街頭的人幾乎把他們的全部衣物都穿在身上，起碼給人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是個黑人，已上了年紀，鬚髮灰白，像是多年未洗也未理了。他戴著太陽鏡，雙目直視，根本無視我的存在，這竟使得我也納悶，真的，我又為什麼去觀察他呢？

他不是這樓裡的人，這不是他的房子，不是他的電梯，這是他根本住不起的地方。整個八層樓的律師都在為我們公司工作，他們是按小時來付酬的，這在我看來也是個不光彩的做法，儘管我已在這兒工作七年了。

一定是個街頭流浪漢到這裡來暖暖身子，這在冬天的華盛頓鬧市區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們是有保安人員來對付這些人的。

我們在六樓停了下來，這時我才注意到他根本沒有按電鈕，沒有選擇他要去的樓層。原來他是尾隨我而來。我迅速地離開電梯，邁進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大廈那層樓的豪華的大理石門廳。我回過頭去又看了一看他，他仍站在電梯裡，兩眼漫不經心地望著什麼，似乎什麼也沒在看，仍然不理睬我。

戴維爾太太是我們公司一位十分富於活力的接待員，以一種她特有的蔑視的表情向我打個招呼。「看那個電梯。」我說道。

「怎麼了？」

「有個流浪漢，你可能得去叫保安。」

「那些人。」她拿腔作調地用法國口音說道。

「對了，再拿些消毒水來。」

我走開了，把大衣脫了下來，把穿橡膠靴子的那個人忘到了腦後。整個下午，我一個會接著一個會，都是和一些重要人物研究重要的問題。我朝向牆角正要同我的秘書波利說話，突然聽到一聲槍響。

戴維爾太太站在桌子後面，嚇呆了，兩眼盯著那個流浪漢手中那支手槍長長的槍管。由於我是第一個跑過來幫她的，他就把槍慢慢地對準我。我也變得僵直了。

「別開槍。」我雙手高舉著對他說道。我看過不少電影裡類似的情節，我深知該怎麼去做。

「閉嘴！」他咕噥道，努力使自己保持鎮靜。

我身後大廳的過道有聲音傳來。有人喊道：「他有槍！」這時聲音漸漸小了下來，我的同事在敲後門，我幾乎都能看見他們從窗戶跳了出去。

就在我的左手旁有一個笨重的木門，通向大會議室，裡面這時正有八名律師，他們都是我們訴訟科的人。八名嗅覺遲鈍、又天不怕地不怕的訟師正在耗費他們的時間琢磨怎樣毀壞人，其中最粗暴的是一個叫拉夫特的好鬥的傢伙。他猛地把門推開，喊道：「怎麼搞的？」這時本來對準我的槍口又朝向他，那個穿橡膠靴子的人正好找到他要找的人。

拉夫特在門口處命令道：「把槍放下！」話音未落接待廳裡又響起了第二槍，子彈穿過拉夫特頭上的天花板，嚇得他剛才那股威風全都不見了。這時槍口又朝向我，我沒有反抗，跟在拉夫特後面進了會議室。臨進去前我看到戴維爾太太正在桌子後發抖，她已經嚇呆了，把頭縮排了脖子裡，高跟鞋整齊地擺放在廢紙簍旁。

穿橡膠靴子的那個人將門在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了，把槍在空中慢慢地揮舞著，使屋裡的八個人都對它望而生畏，它好像很好使，射擊後的那股氣味比那拿槍人身上的氣味更引人注意。

會議室中間一張大長桌子幾乎把屋子佔滿了，桌上堆滿了檔案和報紙，就在幾秒鐘之前它們還顯得是那麼重要。一排窗子正俯視著下面的停車場。有兩個門通向走廊。

「都靠牆站好！」他命令說，那支槍就像十分有效的道具一樣。他又把槍口對著我，離我的頭很近，說道：「把門鎖好！」

我遵命把門鎖上了。

不知怎麼，我總是想起那個郵局慘案中可怕的槍聲——一個心懷不滿的僱員午飯回來帶回一支槍，把十五名一起工作的人全都打死了。我又想起了運動場上發生的幾起慘案以及某個快餐店裡的血案。

那些受害者都是些無辜的兒童或是守法的公民。我們是一幫律師！

他連吆喝帶用槍威逼，我們八個人都靠牆站好了。當其他人都站得合他的意了，他又朝向我。他要幹什麼呢？要問一些問題嗎？如果是那樣，那就好了，我準保讓他滿意。我看不見他的眼睛，因為他戴著太陽鏡，不過他可以看見我的眼睛，而且正把槍口對著我的眼睛。

他把他那髒兮兮的戰壕雨衣脫了下來，又把它疊好，好像是件新衣服似的。然後把它放在桌子的一角，這時在電梯裡聞到的那股味又回來了，不過現在這已經不重要了。他站在桌子的一端，又開始慢慢地脫下里面的一層——一件塞得鼓鼓囊囊的灰色卡迪根式夾克衫。

這衣服那麼鼓脹原來是有原因的。在衣服裡面，圍腰繫著一排紅色的短棒，我雖沒經過這方面的訓練，但一眼也能看得出那是炸藥。導火索就像彩色的義大利麵條一樣從短棒的兩端伸出來，這些東西都用銀色的導管膠帶捆在一起。

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逃跑，飛撲到門邊，如果幸運的話，他第一槍沒有擊中我，而我已開啟鎖，而第二槍再沒有擊中的話，我已撲倒在廳廊裡了。但是我的雙腿在發抖，血液好像也凝固了。我可以聽見這八個靠牆站著的人的喘氣聲和輕輕的哀嘆聲。這使得那個人有些不安，他就像一個耐心的教授對他的學生說話那樣：「請靜一下。」他這種平靜的聲音使我緊張不安。他又把腰間的導火索調整了一下，接著從大褲子的口袋裡掏出一紮乾淨的尼龍繩和一把彈簧折刀。

他還是在我們這些面如土色的人面前把槍晃來晃去，說道：「我並不想傷害任何人。」

這話聽起來倒不錯，可是誰敢相信呢？我數了一下雷管，一共十二支，我敢說，這足可以讓我們一眨眼工夫就毫無痛苦地死去。

這時，槍口又回到我的面前，「你，」他說道，「把他們綁起來。」

拉夫特已經受夠了。他向前移動一小步，說道：「喂，夥計，你到底要什麼？」

第三顆子彈又從他頭上射過，打進天花板裡，這倒不會傷著人，但聲音很響，像大炮一樣。這時可以聽見門廳裡戴維爾太太或其他女人的尖叫聲。拉夫特嚇得猛地蹲下，當他想站起來時，烏姆斯特德有力的臂肘抵住他的胸膛，又幫助他靠牆站好。

「閉嘴。」烏姆斯特德咬著牙說。

「不許叫我夥計。」那個人說。立刻，「夥計」這個稱呼誰也不敢再用了。

「那你讓我們怎麼稱呼呢？」我問道，我已感到我很可能成了這夥人質的頭兒。我說話時語調溫和，樣子十分順從，他聽起來十分受用。

「叫先生。」他說，當然，先生這個稱呼對於我們屋裡的幾個人來說都是再好不過了。

電話鈴響了。我當時立刻想到他可能會開槍把電話機打碎。不過他沒這麼幹，而是要我把電話機拿給他，我把電話機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用左手拿起話筒，右手仍握著槍，槍口仍對著拉夫特。

如果我們九個人進行投票選舉誰該死，拉夫特肯定是第一個犧牲品。八對一。

「喂。」那位先生接起電話，聽了一會兒，然後就掛上了，他慢慢地退回到桌子一頭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拿著繩子。」他對我說。

他要我們八個人用繩子捆住手腕連在一起。我截短繩子打好結，我儘量不去看我這些同事的表情，因為我正在把他們與死亡聯結在一起。我感覺到手槍依然抵著我的後背。我做出狠狠地捆緊的樣子，而實際上儘量放得很鬆，拉夫特還低聲地咕噥著什麼，我真想給他一巴掌。烏姆斯特德手腕子可以活動，而且當我捆完他的時候，繩索幾乎都要脫落下來。馬拉穆德流著汗，呼吸也很急促。他的年紀最大，是唯一的股東，兩年前心臟病第一次發作。

我禁不住看了一眼巴利-納佐，他是我在律師界的唯一朋友。我們同歲，都是三十二，也是同一年加入這家公司的。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過書，我是在耶魯大學學的法律。我們兩人的妻子都是普羅維登斯人。他的婚姻頗富成果——四年間生了三個孩子，而我與妻子則長期不睦，現在已面臨危機。

我們目光相遇，我們倆都想到了他的幾個孩子。這時我真感到沒有孩子的幸運。

有一輛警車駛了過來，那位先生指示我把五個窗子的百葉窗全都關起來，我慢吞吞地做著這件工作，掃視一下下面的停車場，看是否有人能看見我，以求獲救。只有一輛警車停在那裡，車燈亮著，裡面卻沒有一個人。警察已經進了大樓。

而我們就在這幢大樓裡，九個白人青年和那位先生。

按最新的統計，德雷克和斯威尼律師事務中心共有幾百名律師為它工作，人員遍及全世界，而其中一半人集中在哥倫比亞特區，就集中在這位先生威脅之下的這幢大樓裡。他要我打電話給「老闆」，並告訴他說他是有武器的，而且有十二管炸藥。我打電話給我們反托拉斯部門的負責人魯道夫，並轉達了這個口信。

「邁克，你還好嗎？」他問我，我們用的是那位先生的揚聲電話，音量開到最高的程度。

「很好，」我說，「請按他的要求來辦。」

「他有什麼要求呢？」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那位先生把槍一揮，談話就中止了。

按照他用手槍的指點，我選定了一個站立的位置，挨著會議桌，離他有幾英尺遠。這位先生有一個十分令人難以忍受的習慣，他總是心不在焉地擺弄捆在腰間的導火線。

他低下頭看了看，用手輕輕拉了拉一根紅色導線，「這根紅導線，我只要一拉，你們一下子就全完了。」他說完這話時，隔著太陽鏡望著我。我這時感到不得不說話了。

「你為什麼要這麼幹呢？」我問道，急於想和他進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