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卡拉漢一人獨睡，起床很晚。昨晚他早早上床，頭腦清醒，一人獨眠。他已一連三天取消上課。今天星期五，明天就是羅森堡的喪禮，為了對他的偶像表示敬意，他不可講授憲法。直至亡靈安息妥貼。

他煮了咖啡，穿一件睡袍坐在陽臺上。溫度在七十度以下，入秋以來第一次寒流來了。下面是熙熙攘攘、生機勃勃的多芬街。他對街對面陽臺上的一個不知名的老婦點點頭。波旁街離開這裡一個街區，旅人遊客都已帶著地圖和相機走上街頭。天亮的時候在法國區是見不到人的，但是時近十點，狹小的街道上便已車來車往一片繁忙了，有送貨車，也有載客的小汽車。

像這樣很晚起床的日子很多，在早晨這個時光卡拉漢特別珍惜他的自由。他從法學院出來已經二十年，他的當年同窗大多數都束縛在壓力沉重的法律工作裡，每週苦熬七十小時。他也曾在私人事務所裡度過兩年。首都地區一家有二百名律師的大公司，在他甫出喬治城法學院的大門便僱用了他，讓他寫案情摘要，寫了六個月。然後他又被安置了一個工作，專門答覆關於子宮內避孕器的正式訊問，每天十二小時，有時還得做到十六小時。他還得到指點，如果能夠在今後的十年裡做完二十年的工作，就有希望到了筋疲力竭的二十五歲時成為公司的合夥人。「卡拉漢想要活到五十歲出頭，所以便從私人執業的苦役中告退。他熬得一個碩士學位，當上教授。他睡到日高三竿，每天工作五小時，偶爾寫篇文章，大多數時間都讓自己過得快樂逍遙。沒有家室之累，他的七萬元年薪負擔一幢兩層樓的矮簷住房、一輛保捷時汽車以及美酒是綽綽有餘了。如果死神提早光臨的話，那是因為威士忌酒，而不是因為工作。」

他是作出犧牲的。他的許多法學院出身的朋友都是大公司的合夥人，信紙上印著花裡胡哨的頭銜，一年掙上五六十萬。他們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以及大保險公司的經理們平起平坐。他們跟參議員們拉攏結交。他們在東京和倫敦都有事務所。不過他並不羨慕他們。

他有一個同學好友名叫加文-維爾希克，也是從私人開業打退堂鼓而進入政府機關工作的。他先在司法部民權處工作，後來轉入聯邦調查局。現在他是局長特別顧問。卡拉漢星期一要到華盛頓去出席一次憲法教授會議。他和維爾希克約好了當天共進晚餐暢飲一番。

他得去個電話把他們的吃喝落實一下，並且從他的腦子裡掏點兒什麼。他不看本子就撥動電話。電話接通了又轉，他花了五分鐘才找到加文-維爾希克接電話。

「快說，」維爾希克說道。

「很高興聽見你說話，」卡拉漢說道。

「你好嗎，托馬斯？」

「現在是10點30分。我還沒穿衣服。我坐在這兒的法國區喝咖啡，觀看多芬街上的行人。你在幹什麼？」

「神仙生活，我這兒已經11點30分，自從星期二早上發現屍體以來我還沒有離開過辦公室。」

「我真受不了，加文。他會提名兩個納粹。」

「是嗎？當然，我的地位不許我議論這樣的事情。不過我猜想你是說對了。」

「猜想個屁。你早就見到提名名單了，是不是，加文？你們一夥人已經在核查出身背景，不是嗎？說說看，加文，你可以告訴我。名單上有誰，我絕對不說出去。」

「我也不說出去，托馬斯。不過我可以肯定告訴你——你的大名不在其內。」

「我可傷心啦。」

「姑娘怎麼樣？」

「哪一個？」

「說吧，托馬斯。姑娘？」

「漂亮出眾，溫柔優雅——」

「說下去。」

「誰殺了他們，加文？我有權知道。我是納稅人，我有權知道是誰殺了他們。」

「這姑娘是什麼名字？」

「達比。誰殺了他們，為什麼？」

「你老愛挑剔名字，托馬斯。我還記得你丟掉幾個女人，是因為你不歡喜她們的名字。她們是漂亮火熱的女人，就是名字不好聽。達比，有點動人性感的味道，好名字。什麼時候我可以見見她。」

「不知道。」

「她住進你家了嗎？」

「不關你的屁事。加文，聽我說。誰幹的？」

「你沒看報紙嗎？我們還沒有嫌疑犯，沒有。」

「你們肯定知道作案的動機。」

「動機一大堆。恨他們的人多著吶，托馬斯。局長已經下令要我們核查一遍所有待審的案件、最近的裁定、表決時投贊成票和反對票的名單等等。」

「真了不起，加文。全國的憲法學者現在都成了偵探，全力偵破謀殺案子。」

「你知道不？」

「不。我聽見了訊息便喝得大醉一場，不過現在已經清醒。姑娘倒好，鑽進書堆研究起來了，跟你們乾的一樣。她把我丟下不管了。」

「達比，好名字。哪兒人？」

「丹佛。我們星期一見面嗎？」

「也許。沃伊爾斯要我們日夜不停直到計算機說出半是誰幹的。不過，我打算跟你見個面。」

「謝謝。我想要的是完整的報告，加丈。不是道聽途說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