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提及複數的「我們」，不過我已經解釋過：我所說的意念是四分五裂的，而不是有志一同的；是從各個省分紛雜角落孕生出來的；並不具明確共通的理念，就算真有共通理念，也是殘缺而暫時的。除此之外，這種理念可以說是一種傳播廣遠的潛能，在空中漂送。然後隨即絕滅。

在1950年代，文學景觀為之大變，先是大師的變動：帕維瑟去世；維多利尼因為反對立場而封筆；謨拉維亞（注21）走入不同的文學脈絡，展現不同的文學意義（不再是存在主義，而變成自然主義）。義大利小說走上一條哀惋的、中庸的、社會學的路途。我們終於都為自己挖出一個個可以安身的孔穴，或多或少得以安適（或者該說，我們發現得以逃逸的路線）。

但，當時還是有人堅持那條原先的、碎裂的史詩之路。大致說來，這些人是比較孤立的，是留住氣力的局外人。其中最為孤立的一位，成功寫出一部我們人人夢寐以求的小說──本來，我們對這種小說已不再抱持期盼了。費諾里奧（beppefenoglio，注22）就寫出這樣的小說，《戰士錢寧》（ilpartigianojohnny），可惜未能完成。他在四十幾歲的時候去世，死後此書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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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幾乎可說是我的第一份寫作成品。如今，我該如何談論它呢？我會這麼說：最好避免寫下自己的第一本書。

只要一個人還沒有寫出第一本書，就擁有自由──這份自由，寫作者畢生只能享用一次。在寫作者其實還沒有被別人定義的時候，第一本書早就定義了寫作者。而這種定義，是寫作者可能終其一生都要揹負的──面對這份定義，寫作者可能會試圖加以肯定，或加以延伸，或加以修正，或加以否認……但，寫作者永遠沒辦法消滅這個定義本身。

此外：對年紀尚輕就投入寫作的人來說，在一次「有好多事想說」（在這裡、在許多其它領域，指的都是戰爭）的經驗之後，第一本書立刻成為寫作者和經驗之間的分隔板。第一本書將寫作者和事件接合。第一本書會耗盡記憶的資產。記憶其實是可以變成資產的──如果寫作者有耐心儲存記憶的話，如果寫作者不急於使用記憶、揮霍記憶的話，如果寫作者不替儲存起來的意象強設一種專斷秩序……然而，寫作者卻強行區隔兩種記憶，一邊是自己私愛的題裁，另一邊則是自己太在乎或太不在乎的材料，並將前者視為盛裝文學情緒的容器，而且認定後者是不配描述的無物──也就是說，寫作者恃才傲物，建立起另一種扭曲變形的記憶，卻將輪廓模糊的既有記憶加以捨棄，也就此丟去重拾記憶的無窮可能……寫作者在寫作時，對自己的記憶施加了太多暴力──記憶再也無法回覆原形了：寫作者將自己偏愛的意象使用殆盡，將這些意象過早送進文學課題；寫作者是另有一些想要私存的意象，私自盤算將這些意象留在以後的文學創作之中使用，孰料這些儲藏的意象也會凋萎，全因為它們和記憶力的自然整體割離了，再也不是生猛、流動記憶力的一部分。事物一旦投射進入文學的空間，從此就在文學裡永遠僵止固定了；文學空間這下也佔據了記憶的領域。本來草木得以在記憶的國度裡互相滋養，然而文學空間卻讓記憶的植被為之褪色粉碎。記憶──或者該說是經驗吧。所謂經驗，就是記憶再加上記憶在人身上留下的傷痛，並且再加上記憶在人身上造成的改變，經驗因而讓人異於既往。經驗，先是文學作品的滋養物（卻不只是滋養了文學作品而已），又是寫作者的真正財富（也不只是寫作者自己的財富），而當經驗被形塑為文學作品之後，就衰頹了，以至於亡滅。於是，寫作者又淪為人群中最可悲的一種人。

我回首張看，望向那個乍看盈滿意象與意義的時節：那場游擊戰；可抵過好幾年時光的那幾個月；我甚至可以從那幾個月的經歷中萃取出臉孔、警示、風景、思緒、情節、字詞、情緒，甚至一輩子都萃取不盡。可是這一切都已經遼遠模糊，只剩書寫文字的紙頁。紙頁上寫著寡廉鮮恥的自信心，但我很清楚這份自信純屬偽騙。寫妥的紙頁已和記憶起了衝突──這份記憶在當年仍是鮮活存在的，踏實的，看來穩定持久的，是一種「經驗」──但這些紙頁對我而言已經沒有意義。我在書寫過程中毀壞了太多，就算一本寫成的書也無法彌補我：如果將那段經驗珍藏一生，或許我就可以加以利用，寫成我的最後一本書吧。雖然，那段經驗只夠讓我寫出自己的第一本書而已。

1964年6月，伊塔羅．卡爾維諾

譯註

20.金芝柏（nataliaginzburg,1916-1991），義大利作家，作品常冷靜探討家庭關係。

21.謨拉維亞（albertomoravia,1907-1990），義大利小說家，以人際疏離等主題著稱。

22.費諾里奧（beppefenoglio,1922-1963），義大利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