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維瑟很快就理解我了，他光看《蛛巢小徑》就可以猜出我所有的文學喜好。帕維瑟是第一個指出拙作具有童話質素的人；而我，本來還不瞭解自己作品的特性，後來才大徹大悟，之後便試圖實現他對我的定義。我就要寫下自己的作品了；如今我發現，早在寫作初期，一切元素均已齊備。

或許，到頭來，一個作家的第一本書才是唯一重要的書。或許作家只該寫出這第一本書。寫作第一本書的時候，是作家跨步跳躍的機會。這個機會讓作家得以一口氣表達自我，讓作家趁此時機開啟心結。如果沒有把握這一次，就沒有下一回了。或許一生之中只有某個年紀可以寫詩；對大多數人來說，那個年紀就是年幼時刻。當那個年紀一過，不論有沒有把握機會表達自我（是否表達了自我，只有在百年或一百五十年之後才清楚──同時代的人並沒有能力評斷），在所有的紙牌都攤在桌上之後，作者也只能夠回頭模仿別人，或者模仿自己，再也不能夠成功說出千真萬確、無可取代的言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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岔個題。任何討論只要停留在純文學的層次──假使是真誠的討論──就會進入一條死巷；寫作總是引入死巷。所幸，寫作並非只是文學的行為；寫作還是「其它」東西。再說一次，我覺得有必要修正這篇序文的進行路徑。

這個「其它」，就我當時所知，就是游擊戰的定義。有一位和我同輩的朋友，現在已經是位醫生；當時他像我一樣是個學生，在那時夜夜和我耗時討論。我們都覺得，抗戰是很基本的經驗：他的使命感比我更多，因為他曾被指派重要任務，才剛過二十歲就擔任游擊隊支隊的委員。而我在同一支隊裡，只是一個小小的加里波第子弟兵（注19）。在解放之後幾個月，我們當時覺得，大家談論抗戰的方式全都錯了，人們唱出高調，而這派胡言遮掩了抗戰的真實要義、基本性質。現在我很難重建當時他和我的討論內容；我只記得，我們一直反對一切變成神話的意象，我們將游擊隊意識化約成簡單的元素，這種元素只能在我們最老實的同伴身上才看得到。這種簡化的游擊隊意識，是認知當下和未來的鑰匙。

我的朋友是個冷靜、擅長分析的辯論者，他對任何不真實的事物都嗤之以鼻。這本書中唯一的知識分子角色──金姆委員──就是以他描繪而成；我們在那段時光的討論──我們討論那些未著制服未舉旗幟的人為何而戰──必然殘留在我的書頁裡，在金姆與費里拉大隊長之間的對話中，以及在金姆的獨白裡頭。

這本書的形成背景，就是上述的思辯，以及──甚至是早於上述思辯之前的──自從我開始使用武器加入戰鬥以來，對於暴力的一切私自反省。在加入游擊隊之前，我本來是一名年輕的中產階級分子，一直住在家裡。那時候，我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斥絕是平和的，大致上是對於好武之風的反對；這種斥絕，是風格的問題，或可說是品味的問題。但，我原本和諧的想法突然讓我自己捲入游擊隊的暴力之中，我改而採用暴力來丈量自己的尺寸。真是傷痛經驗，我的第一次……

譯註

12.義大利原本並未一統，小國各自為政，直到19世紀才擺脫外力控制，建立起統一的義大利王國，而「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在統一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復興運動」著眼於意識型態與文藝，企圖喚起義大利民眾的國家意識。

13.根據馬克斯的說法，「下層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是勞力階級中最為低下的一個層級，也包括遊民、罪犯之類的邊緣人。「下層無產階級」並不等於「無產階級」（proletariat）；後者是指投入工業生產者，不一定貧窮，也未必微賤。

14.卡爾維諾在此提出美術中的「明暗對照法」（chiaroscuro），卻不見得是在談美術。他所指的雲朵，應是譬喻他在小說中佈置的氛圍，場景等等。

15.「浪徒故事」（picaresquetale），以主角流浪過程為主題的小說。例如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等等。

16.《戰地鐘聲》（forwhomthebelltolls）為海明威於1940年出版的小說，故事場景設於1937年的西班牙。帕布羅為書中一位西班牙游擊隊領袖，而碧拉是帕布羅的勇敢妻子。

17.巴勃（isaakemmanuilovichbabel,1894-1941），前帝俄時期的烏克蘭（後為蘇聯）短篇小說小說家，以戰爭題裁以及敖德薩（俄國著名港口）的故事聞名。

18.史蒂文森（robertlouis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的散文家、詩人、小說家，以小說《金銀島》（treasureisland）以及《變身博士》（strangecaseofdryde）著稱。

19.加里波第（1807-1882），義大利民族英雄，帶領著名的「紅衫軍」游擊隊協助義大利統一。值得留意的是，加里波第為19世紀人，和卡爾維諾屬於不同時代。卡爾維諾自稱曾為加里波第子弟兵，應是參加後人為紀念加里波第精神而另外成立的游擊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