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迫問他，螞蟻是否真的遲早會滅絕。因為我聽得出來，雷吉瑙多介紹這個方法時用的是一種客觀陳述的語調；他雖然不同意這種做法，但當局的官方措施是必須尊重的。他的妻子則相反，她和許多女人一樣，脾氣急躁，毫不掩飾她對糖漿滅蟻法的反感情緒：一邊聽丈夫講話，一邊不住訕笑，還時時諷刺挖苦幾句。丈夫大概覺得她的行為有失檢點，或者過於放肆，但他不正面駁斥呵責，只是竭力向我解釋，以便消除妻子造成的悲觀主義印象。他們單獨待在一起時，他或許也是用這種失望的語氣講話的，沒準更糟。不過，他現在想給妻子做一個不偏不倚的榜樣，說道：「哎，克勞迪婭，你未免太誇張了……當然，並不十分有效，但還是有用的……再說，糖漿免費供給……需要過幾年才能下結論……」
「幾年?他們像這種樣子搞了差不多二十年，螞蟻卻一年多似一年，成倍增加。」
雷吉瑙多沒有反駁，而是把話題轉到了與阿根廷螞蟻作鬥爭局所做的好事上。他談起了糞料盒：螞蟻人們的人把這些盒子放在每家的花園裡，等蟻王在裡面產完卵後，就把盒子取走燒燬。我覺得雷吉瑙多先生講的這些話也適於講給我那生性多疑、悲觀失望的妻子聽，所以回家後就把他的話複述了一遍，而對克勞迪婭女士的冷嘲熱諷則隻字未提。我妻子是那種對什麼也看不慣、但又無可奈何的女人；舉個例子來說吧，她認為火車時刻表、列車編組、乘務員檢票都是荒唐可笑、糟糕透頂、毫無意義的，但她出門時又不得不乘火車，接受這一切。聽了我講的糖漿滅蟻法後，她做出了判斷：這種方法荒謬絕倫，完全是多此一舉。我無言以對。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略微收拾了一下屋子，準備迎接那位螞蟻人來訪；聽說他叫包迪諾先生。我們不打算對他發牢騷，也不想徒勞無益地向他提出各種要求。應該讓他專心致志地工作。
他沒有叩門便走進了我們的庭院。我們正在議論著他哩，他卻已經出現在眼前了，真叫人難堪。他是個五短身材，五十來歲，身上那件黑衣服已經褪了色，磨損得很厲害。臉像醉漢似的，頭髮還沒變白，梳著兒童髮型；眼睛半睜半閉，眼圈和鼻子周圍泛紅，唇邊露出一個似有若無的笑容。他講起話來外地口音很重，嗓子很尖，像是佈道的教士；說得激動時，嘴角和鼻子周圍的皺紋會輕輕抖動起來。
我把包迪諾先生描繪得如此細緻人微，是為了說明他為什麼會給我們留下他像螞蟻的奇怪印象。噢，不，一點不奇怪。因為我們原先就認為螞蟻人應該是這種樣子，能在一千個人當中輕而易舉地被辨認出來。他的雙手粗大，手背毛茸茸的，一隻手拿著一個形狀像咖啡壺的器皿，另一隻手端著幾個陶土小碟。他告訴我們說，他要放糖漿了。他的口氣表明，他是一個慣於磨洋工、對一切都無所謂的職員。他拖曳著嗓門，有氣無力地說出「糖漿」這個詞，這足以使我們明白，他是多麼不把我們看在眼裡，對他自己的工作成效又是多麼缺乏信心。我發現，在這個人面前，我妻子倒給我做出了保持冷靜的榜樣。她耐心地告訴他，哪些地方經常有螞蟻爬過。他謹小慎微地來回做著那幾件事：把咖啡壺中的糖漿倒進小碟，把小碟放在該放的地方，當心別碰翻它們。我沒看多久便失去了耐心。我觀察著他的舉動，重新想起他給我留下的初始印象：他像螞蟻。原因何在?我說不上來，可他確實很像螞蟻。大概是由於他皮膚黝黑吧，但也可能是因為他個子矮小的緣故，或者是他的嘴角老在顫動，和螞蟻的不斷抖動足和觸角相似。不過，螞蟻的另一個特點他卻不具備：它們不停地奔忙和操勞，而包迪諾先生卻笨手笨腳，慢慢吞吞。現在他正舉著一把蘸滿糖漿的小刷子，在牆上，可笑地塗抹著。
我注視著他的動作，越來越感到厭惡。忽而，我發現妻子不見了。我用目光四處搜尋了一遍，最後在庭院的一個角落裡看見了她。雷吉瑙多和勃勞尼兩家的籬牆在那裡相連。克勞迪婭女士和阿格勞拉女士分別站在自家的籬牆邊，指手畫腳地講個不停，我妻子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她們中間，她在洗耳恭聽。我朝她們走去，反正包迪諾先生正在房後塗糖漿，那裡沒什麼重要東西，怎麼塗都可以，我不必看著。我聽見勃勞尼太太在大聲發牢騷，她揮著胳膊說：
「那傢伙是來給螞蟻喂補藥的，哪是什麼毒藥！」
雷吉瑙多太太為她幫腔，但口氣沒有這麼激烈：「如果有一天螞蟻滅絕了，他們那些職員不就失業了嗎?所以，您能指望他們正在幹什麼呢，太太?！」
「喂肥了螞蟻，這就是他們的工作成績!」阿格勞拉女士憤然下了結論。
兩位女鄰居的話都是對著我妻子說的。她凝神聽著，表面上很平靜，但我從她那不停抽動的鼻孔和緊緊咬著的嘴唇中可以看出，她這時內心滿腔怒火，由於知道自己被愚弄而十分憤懣。說實話，我也接近於相信，這兩位女士不是在信口雌黃、搬弄是非。
「還有那些帶有蟻卵的糞料盒，」雷吉瑙多太太接著說，「您以為他們取走後真會燒掉嗎?根本不是!」
忽然響起了她丈夫的聲音：「克勞迪婭!克勞迪婭!」妻子說話過了火，顯然使他侷促不安。雷吉瑙多太太說了聲「對不起」，匆匆離開我們；她的道歉聲中包含著對隨波逐流、膽小怕事的丈夫的鄙視。從相反方向彷彿傳來了一陣冷笑聲，我回頭一看，發現勃勞尼上尉正在礫石小徑上調整他的那些滅蟻裝置的角度。包迪諾先生剛倒上糖漿放在那裡的一個陶土小碟在他腳旁成了碎片，碟底朝天；大概被他踢了一腳，但不知是有意為之還是出於不慎。
我和妻子回到屋裡。我想像不出她會怎樣發洩她對包迪諾先生的怒火；但我知道，我不會勸她止怒的，反倒有可能給她火上加油。可是，我們掃視了屋裡屋外，卻沒發現這位螞蟻人的蹤跡。嗯，我們進門時，似乎聽見庭院的柵門吱啞一聲關上了。他大概剛走，不辭而別了。他在屋裡塗下的這一道道黏糊糊的暗紅色糖漿發出一種難聞的甜膩味，和螞蟻的氣味雖然不同，但我覺得兩者有關係，雖然我說不出其所以然。
兒子在睡覺，我們認為這是抽空到毛羅太太家去串門的好機會。我們應該去一趟，向她要儲藏室的鑰匙；另外，這也是禮節的需要。但我們迫不及待地去拜訪她的真正動機卻是讓她聽聽我們的抱怨：她事先不做任何說明，就把這麼一個蟻害嚴重的住所租給了我們。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我們想看看房東太太是怎麼對付螞蟻的。
毛羅太太的別墅帶有一個延伸在山坡上的大花園。參天的棕櫚樹枝葉紛披，扇狀樹葉已經發黃。一條小路曲曲彎彎，通向雄踞在山巔的別墅：這是一座有許多陽臺和閣樓，屋頂安了一個雞形風標的建築物。鏽跡斑斑的風標發出吱吱咯咯的聲音，艱難地轉動著；它的反應比棕櫚樹葉要遲鈍得多：微風一吹，樹葉就瑟瑟作響，彷彿在低聲呻吟。
我和妻子沿著小路往上走，不時倚著路旁的護欄，眺望下方的一切：那座對我們來說還很陌生的新居，庭院中那片雜草叢生的荒地，雷吉瑙多家那個跟倉庫的內院相似的小花園，還有勃勞尼家那個方方正正、和墓地相仿的小花園。只有在這時，我們才可以暫時忘記那些地方螞蟻成群；只有在這時，我們才可以假設那些地方沒有日夜不停地困擾著我們的蟻害；只有在這時，離得遠遠的，我們才覺得那些地方像天堂一樣美麗。我們越往上走，心裡就越懊惱：我們竟會住在那種地方。在那種庸俗、煩人的地方生活，整天只得為解決一個又一個庸俗、煩人的問題而大傷腦筋。
毛羅太太年紀不輕了，人很瘦，個子挺高。她在一間陽光照不到的屋子裡接待我們，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高靠背椅上，旁邊擺著一張小桌，桌上放著針線和文具。她渾身著黑，只有上衣的男式領於是白色的。她的臉龐瘦削，撲了薄薄一層粉，頭髮梳得整整齊齊。她馬上就把鑰匙給了我們，這是她頭天就答應的。她沒問我們是否住得挺舒服；我們認為，這表明她心裡明白，我們是向她訴苦來了。
「太太，下面那些螞蟻……」我妻子說道，她這時的口氣溫順謙恭，一反往常。我真希望她別用這種聲調講話。她是一個性格倔強、嘴不饒人的女人，但有時也謹小慎微；每逢這種時候，我就感到不高興。
我趕緊給她撐腰，用一種深受委屈的口吻指出：「太太，您租給我們的那所房子……坦率地說，如果我們知道有這麼多螞蟻……」我沒往下講，心想這已經夠清楚了。
太太連眼也沒抬。「那所房子長期投入住，」她說，·有幾隻阿根廷螞蟻不足為奇，這種螞蟻到處都有……房子經常打掃，螞蟻就會絕跡的，可是您，」媳的眼睛盯著我，「拖了四個月才給我答覆。如果那時您馬上搬來住，現在就不會有螞蟻了。」
「這麼說，」我妻子插了一句，她的話中含有嘲諷語氣，「您這裡準沒螞蟻吧?」
毛羅太太撇了撇嘴。「沒有。」她斬釘截鐵地說。稍後，她見我們不大相信，便做了一番解釋：「我們這裡打掃得一塵不染，光潔如鏡。螞蟻剛從花園中爬進屋裡，就會被發現。我們立刻便採取對策。」
「什麼對策?」我和妻子異口同聲問道。我們感到好奇，充滿了希望。
「很簡單，」太太聳聳肩，「把它們攆走，用笤帚把它們掃走。」剛說到這裡，她那故作鎮靜的表情忽然起了變化，她彷彿體會到一種難以忍受的痛楚。我們發現她坐得不是那麼端正了：腰部扭向一邊，全身的重心也明顯地朝那邊偏移。如果她剛才沒有用如此肯定的語氣講出上面那幾句話，那我一定會發誓說，準是有一隻阿根廷螞蟻鑽進了她的內衣，在她身上叮了一口。一隻，或者好幾只螞蟻在她身上亂爬，使她感到奇癢難忍。她竭力不在椅子上扭動身軀，但她顯然無法像剛才那樣雍容大方地坐著了。她神色緊張，表情越來越苦惱。
「我們房前的庭院裡全是螞蟻，黑壓壓的一片，」我匆匆說，「屋子打掃得再幹淨，也免不了會有幾千只螞蟻爬進來……」
「有道理，」太太說，她那隻癯瘦的手緊緊抓著椅子扶手，·有道理。庭院荒著，荒地裡會繁殖出幾百萬只螞蟻來的。我本想四個月前就在那塊地裡種上莊稼，可您讓我等了這麼久。現在您自作自受了。不僅您吃了苦頭，大家也跟著倒楣。螞蟻朝四面八方爬去……」
「也爬到您這裡來了嗎?」我妻子問道。她差點笑出聲來。
「沒有!」毛羅太太立刻否認。她的臉色蒼白，右手一直緊緊抓著扶手，肩膀轉動了一下，胳膊肘輕輕擦著腰部。我終於明白了，除了矢口否認事實的自尊心和這所寬敞、陰涼、考究的別墅外，毛羅太太並沒有什麼抵禦螞蟻的對策。當然，她在蟻害面前表現得比我們要堅強得多。不過，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一切，包括正襟危坐在椅子上的她在內，都被螞蟻叮著、咬著，這是顯而易見的。這裡的螞蟻也許比下面的更無情，它們像某種非洲蛀蟲，能把所有東西齧食一空，最後只剩一個空殼。太太的別墅中似乎只有那條褪色的地毯和那幾塊積滿灰塵的窗簾還沒有受到螞蟻的侵襲，其他東西彷彿轉眼間就會變成粉末。
「我們上您這裡來，是要向您請教如何擺脫螞蟻……」我妻子說，她的神情泰然自若。
「屋子經常打掃，地裡種上莊稼：沒有別的辦法。幹活，只有幹活才能擺脫蟻害。」她驟然站了起來，再也不能端坐在椅子上了。她的全身下意識地顫抖了一下。我們決定立即告辭。她鎮靜了下來，蒼白的臉上浮現出一個輕鬆的微笑。
我們沿著小路往下走，回到我們的庭院。我妻子說：「但願他還沒醒。」我也在惦念著孩子。然而，我們還沒跨進家門，就聽見了他的哭聲。我們連忙跑進屋，把他抱出搖籃，千方百計地哄他重新人睡。可是他仍然尖著嗓子，嚎啕大哭。一隻螞蟻爬進了他的耳朵。他沒命地哭著，怎麼哄也不管用。我們費了半天勁，才弄清事情的原委。其實我妻子一開始就猜到了。「準是螞蟻！」但我卻一直不明白他為什麼哭個不停，因為周圍並沒有螞蟻。我們脫光他的衣服：身上沒發現有被咬或搔癢的痕跡。但我在搖籃裡看見了幾隻螞蟻。我雖然把搖籃放在離牆很遠的地方，但沒想到包迪諾先生在地板上塗了糖漿，螞蟻被這位螞蟻人的糖漿所吸引，沿著地板爬進了搖籃。
孩子的哭叫和妻子的嚷聲把幾位女鄰居吸引到我們家裡。雷吉瑙多太太對我們關懷備至，勃勞尼太太為我們忙這忙那，還來了幾個以前從未見過的女人。大家爭先恐後出主意：往耳朵裡灌溫熱的橄欖油；讓他張開嘴，使勁擤鼻子；還有一些別的法子，我記不得了。她們高聲說話，喊嘁喳喳，雖然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是一種安慰，但說實話，忙幫得不多，麻煩倒添了不少。她們在孩子身邊忙碌，起到的主要效果是激起了大家對那個螞蟻人的義憤。我妻子對他——包迪諾——破口大罵，把所有過錯都安在他頭上。鄰居們全都認為，他最好還是回家抱孩子去，他在這裡的工作只是為了使螞蟻繁殖得更快，這樣他才不會失業；他工作得很出色，助蟻為虐，與人作對。她們講的話過了頭，但這是可以理解的。當時我也很激動，加上手裡還抱著個哭哭啼啼的小孩，所以也和她們一道罵了起來。如果包迪諾那時就在跟前的話，我真不知道會對他幹出什麼事情來。
一隻小螞蟻隨著溫熱的橄欖油從孩子耳朵裡流了出來。他止了哭，傻乎乎地拿過一個賽璐珞玩具，晃了幾下，塞到嘴裡吮吸著，再也不理我們了。我這時和他一樣，希望一個人待著；我要放鬆一下神經。鄰居們還在咒罵包迪諾，她們告訴我妻子說，他現在大概就在附近的一個庭院裡，那裡有他的倉庫。我妻子說：「哼，我去找他，到那裡去找他算賬。」
馬上形成了一支由我妻子領頭的小隊伍，我當然走在她身邊，儘管我不認為這種舉動會有什麼用處。唆使她這麼做的女鄰居們跟在她後面，有時搶先幾步，給她帶路。克勞迪婭女士主動提出留下給我們看孩子，她在柵門邊送別了我們。後來我發現阿格勞拉女士也沒來，雖然她剛才唾沫四濺，彷彿是包迪諾的不共戴天的敵人。跟我們兩人一塊出發的只是那幾個以前沒見過面的女人。我們沿著一條寬闊得像院子一樣的道路前進，兩旁相繼閃過小木房、雞圈和堆滿垃圾的菜園。幾個剛才嚷嚷得最兇的女人走到自己家門口後，停下了腳步；她們熱情地告訴我們應該往哪邊走，然後就回家喂老母雞去了，或者喊過在街上玩耍的渾身是土的子女，把他們拉進家門。只有兩三個女鄰居跟我們一起走到包迪諾所在的那個庭院門口。不過，等我妻子敲開門後，我們發現進去的只有我和她兩人。女鄰居們有的趴在視窗注視著我們，有的在雞圈裡看熱鬧，有的一面在門外掃地，一面繼續鼓動我們。當然，她們的聲音很輕，除了我們以外，旁人聽不見。
那個螞蟻人站在倉庫中。這是一個小棚子，四分之三已倒塌，僅存的那堵木板牆上貼著一張發黃的紙片，上面赫然寫著「與阿根廷螞蟻作鬥爭局」幾個大字。地上堆著一疊疊放糖漿的小碟、各式各樣的木盒和空罐頭。這裡像是一個垃圾堆，破紙、魚骨和其他廢物應有盡有，人們馬上就能想到，這是當地所有螞蟻的大本營。包迪諾先生面帶慍怒和詢問的神色朝我們走來，他似笑非笑地咧了一下嘴，我們發現他的牙齒已經所剩無幾。
「您!」我妻子猶豫片刻後對他開了火，「您應該感到羞恥!您到了我們家，弄得到處一塌糊塗，用糖漿引來了螞蟻。一隻螞蟻還爬進了我孩子的耳朵。」
她衝著他的臉揮拳頭。包迪諾先生像受驚的動物一般躲開了，但嘴角的笑容並未消失。他聳聳肩，眨眨眼，朝周圍環視著。他的視線最後落在我身上，因為附近沒有別的人。他的目光似乎意味著：「她發瘋了。」但他說出口的話卻只是無力地為自己辯解：「不……不……怎麼能呢……」
「大家都說，您不是給螞蟻下毒，而是給它們喂補藥!」我妻子嚷道。包迪諾先生溜出棚子，來到那條像院子一樣寬闊的道路上。我妻子一直跟在他後面罵個不停。他開始對附近小木屋裡的女人們聳肩膀和擠眉弄眼。我覺得她們此時在悄悄扮演著兩面派的角色：一方面接受他的目光的含義，同意他的看法——我妻子是在胡說八道，與瘋子無異；另一方面，當我妻子的視線投向她們的時候，她們又頻頻頷首，或者揮動笤帚，鼓勵她繼續向那螞蟻人開火。我避免介入。我應該如何是好呢?當然不能像妻子那樣出言不遜，更不能對節節敗退的包迪諾大打出手，我妻子的這通脾氣已經夠他受的了。但我也不應該勸妻子息怒，因為我不想袒護包迪諾。我妻子越來越憤怒，剛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領使勁搖晃。我怕他們打起採，正想奔過去把他們拉開時，忽然發現包迪諾先生並不還手，只是用越來越像螞蟻的動作轉動了幾下身子，掙脫了她，滑稽地跑開了。他在不遠處停下，理好衣服，聳聳肩，嘟噥道：「什麼喲……誰會那樣……」然後便走開了。臨走前，他朝小木屋裡的居民們擺了幾下手，意思似乎是「她發瘋了」。我妻子朝他撲去時，小木屋裡的居民們發出一陣含混不清的喧譁聲；那人掙脫後，喧譁聲隨之沉寂；而等那人離開了這裡，人們看著他的背影，又開始紛紛議論起來。這回她們講得很清楚，每句話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議或威脅，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們的聲音很響，彷彿是在發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們會被螞蟻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螞蟻，菜盤裡有螞蟻……白天有螞蟻，夜裡有螞蟻……我們本來就吃不飽，可是還得喂螞蟻……」
我拽過妻子的手臂，但她還不時扭過身去喊道：「沒這麼便宜!
我們知道誰是騙子!我們知道應該找誰算賬廣她還講了另外一些怒氣衝衝的話。這時已經沒有人附和她了：我們從那些小木屋門前經過時，家家戶戶立即關上門窗；鄰居們寧願和螞蟻和平共處，她們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這其實也在我的預料之中。儘管如此，看到女鄰居們的那種表現，我實在感到痛心。從那以後，我再也不願看見那些只會口頭上到處抱怨深受螞蟻之害的女人。我一輩子也不會像她們那樣耍兩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羅太太，獨自關在家裡，高傲地忍受痛苦。不過，她是個闊老，而我們一貧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樣在這個城鎮裡繼續待下去。但我認為，我的熟人中間，以及不久前我還覺得比我有能耐的那些人中間，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想出了辦法，或者即將想出辦法。
我們到了家。孩子還在吮吸著他的玩具。妻子坐到椅子上，我打量著爬滿螞蟻的土地和籬牆。雷吉瑙多先生的花園裡有人在噴驅蟻粉，一股粉塵在籬牆那側衝天而起。右邊是上尉家那個濃蔭鋪地、靜謐安寧的花園，各種精巧的裝置正在不斷地消滅螞蟻。這就是我的新居所在的城鎮。我抱起孩子，挽著妻子說：「我們去遛遛，一直走到海邊去。」
太陽已偏西。我們沿著林陰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還沐浴著陽光，那邊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欞上抹著灰泥，屋頂長滿青草。這個城鎮呈扇形展開，房屋依山而築。山坳間空氣清新，大地這時染上了紫銅色。孩子回過頭去，不勝詫異地瀏覽著這一切。我們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覺得頗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時刻是很甜蜜的，我們似乎接近了這種時刻，心頭的傷口也彷彿漸漸癒合了。
我們碰見了幾個老太太。她們頭上墊著個草墊圈，上面頂著一個大籃子。她們低著頭向前走，腰板挺得筆直，身子從不亂晃。一群裁縫姑娘跑出修道院的花園，奔到池邊，伏在石欄上看著水中的一個蟾蜍；她們說：「唉，真可憐!」柵門後邊的一株紫藤下，幾個身穿素白衣裳的小女孩在逗弄一個玩汽球的瞎子。一個光著上半身、蓄著大鬍子、留著披肩發的小夥子手持木叉，在一株長滿又長又白的樹刺的老樹下夠刺梨。一戶殷實人家中的幾個小孩神情悒鬱，每人戴副大眼鏡，在窗前吹肥皂泡。鈴聲驟然響起，收容所裡的老人該回房了：他們拄著柺棍，戴著草帽，一邊喃喃低語，一邊依次踏上臺階，走進寢室。兩個工人在檢修電話線，在下面扶梯子的那位對在電線杆上幹活的夥伴說：「下來吧，該收工了，我們明天把它幹完吧。」
我們來到港口，面前便是浩瀚的海洋。海邊有一排棕櫚樹和幾條石凳。我和妻子坐下，孩子乖乖地待在一邊。妻子說：「這裡沒有螞蟻。」我接過她的話柄：「而且空氣新鮮。在這裡待著真舒服。」
海水忽進忽退，拍擊著棧橋邊的礁石。漁船在輕輕晃動，膚色薰黑的漁民們把一張張紅色的魚網和一個個魚簍放進船艙，準備晚上出海捕魚。海面平靜，只是顏色在不斷變化，時而藍，時而黑，越到遠處，色調越深。我想著遠方的海水，想著海底的無數細小沙粒，以及被潛流帶到海底、被波濤沖刷得乾乾淨淨的潔白的貝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