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廬山不是專門去旅遊，是與一大群文人一起去開會的，時間是1979年夏天。

那裡召開的，是一個全國規模的文藝理論討論會。

廬山本是夏天開會的好地方，但據我所知，那裡好像從來沒有開過文人大會。

原因說起來太複雜，不管怎樣，現在總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過去看，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廬山之時我就有一些零碎

的印象，好像是中國早期最偉大的文人之一司馬遷“南登廬山”並記之於《史記》

之後，這座山就開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它的文化濃度之高，幾

乎要鶴立於全國名山中了。那時，佛學宗師慧遠和道學宗師陸修靜曾先後在廬山弘

揚教義，他們駐足的東林寺和簡寂觀便成了此後中國文化的兩個重要的精神棲息點。

這兩人中間，慧遠的文學氣息頗重，他的五言詩《遊廬山》寫得不錯，而那篇600多

字的《廬山記》則是我更為喜愛的山水文學佳品。但是，使得這一僧一道突然與廬

山一起變得文采斐然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時候廬山還擁有過

陶淵明和謝靈運。陶淵明的歸隱行跡、山水情懷和千古詩句都與廬山密不可分，謝

靈運的名氣趕不上陶淵明，卻也算得上我國文學史上五言山水詩的鼻祖。這兩位大

詩人把廬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詩化墊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個廬山就堂而皇

之地進入了中國文化史。

後來的人們似乎一直著迷於慧遠、陶淵明、謝靈運、陸修靜共處廬山的那種文

化氣氛，設想出他們幾個人在一起的各種情景。由頭也是有一點的，例如陶淵明應

該是認識慧遠的，但他與慧遠的幾個徒弟關係不好，對慧遠本人的思想也頗多牴牾，

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謝靈運與慧遠有過一段親切的交往，其時慧遠年近八旬，而謝

靈運還不到而立之年，兩人相差了50來歲，雖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動，畢竟難於貼

心，難於綿延。這些由頭，到了後人嘴裡，全都渾然一體了。例如唐代的佛學史乘

中已記述謝靈運與慧遠一起結社，而事實上慧遠結社之時激才6歲。流傳特別廣遠的

故事是慧遠、陶淵明、陸修靜三人過從甚密，一次陶、陸兩人來東林寺訪慧遠，慧

遠歷來送客不過門前虎溪，這次言談忘情，竟送過了虎溪，這就使後山的老虎看得

不習慣了，吼叫起來，三人會意而笑，那就是中國古代極有名的佳話“虎溪三笑”。

為此，李白、黃庭堅等詩人還特意寫過詩，蘇東坡還畫過《三笑圖贊》，我在鄭振

譯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也見到過一幅採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圖。

但究其實，陸修靜來廬山的時候，陶淵明已去世34年，而慧遠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這個故事的虛假性*非常煞風景。到底是李白、蘇東坡他們高明，

不僅興高采烈地為這個傳說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綽綽地臍身在裡邊。文人

總未免孤獨，願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

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而廬山正是

這種企盼中的聚會的理想地點。

因此，廬山可以證明，中國文人的孤獨不是一種脾性*，而是一種無奈。即便是

對於隱逸之聖陶淵明，中國文人也願意他有兩個在文化層次上比較接近的朋友交往

交往，發出朗笑陣陣。有了這麼一些傳說，廬山與其說是文人的隱潛處，不如說是

歷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達到跨時空溝通的寄託點。於是李白、白居易、歐陽修、

蘇東坡、陸游、唐寅等等文化藝術家紛來沓至，周敦頤和朱熹則先後在山崖雲霧之

間投入了哲學的沉思和講述。如果把時態歸併一下，廬山實在是一個鴻儒雲集、智

能飽和的聖地了。

我是坐著汽車上廬山的。在去九江的長江輪上聽一位熟悉廬山的小姐說，上廬

山千萬不能坐車，一坐車就沒味，得一級一級爬石階上去才有意思。她一邊詳盡地

告訴我石階的所在，一邊又開導我：“爬石階當然要比坐車花時間花力氣，但這石

階也是現代修的，古人上山連這麼一條好路都沒有呢。”她的話當然有道理，可是

船到九江時天已擦黑，我又有一個裝著不少書籍的行李包，只略作遲疑我就向汽車

站走去。廬山的車道修得很好，只見汽車一層層繞上去，氣溫一層層冷下來，沒多

久，枯嶺到了。枯嶺早已儼然成為一座小城，只逛蕩一會兒就會忘了這竟然是在山

頂。但終究又會醒過神來，覺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廬山，下榻在一個規模不小的賓

館裡，實在有點對不起古人。是啊，連船上不相識的小姐都拿著古人來誘惑我，而

我還是貪圖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丟棄了它對人們的阻難，也就隨之丟棄了它對世

俗的超拔，那還能構得成跨時空的精神溝通麼？

古代文人上廬山，自然十分艱苦。他們只憑著兩條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溝。

當時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學士都不強壯，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周作人、林語堂先生曾刊印過清代嘉慶年間一位叫舒白香的文人遊廬山的日記，

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的一些情況。且抄幾段：

朝晴涼適，可著小棉。瓶中米尚支數日，而菜已竭，所謂饉也。西輔戲採南瓜

葉及野莧，煮食甚甘，予乃飯兩碗，且笑謂與南瓜相識半生矣，不知其葉中乃有至

味。

冷，而竟日。晨餐時菜羹亦竭，唯食炒烏豆下飯，宗慧仍以湯匙進。問安用此，

曰，勺豆入口逸於著。予不禁噴飯而笑，謂此匙自賦形受役以來但知其才以不漏汁

水為長耳，孰謂其遭際之窮至於如此。

宗慧試採養麥葉煮作菜羹，竟可食，柔美過匏葉，但微苦耳。苟非入山既深，

又斷蔬經旬，豈能識此種風味。

這就是中國古代文人遊廬山的實際生活。道如此困境而不後悔、不告退，還自

得其樂地開著文縐縐的玩笑。在遊廬山的文人中，舒白香還不算最苦的，他至少還

有學生和僕人跟隨著，侍候著他，與他說笑。

舒白香在廬山逗留了100天，住過好幾處寺廟。寺僧先是懷疑他是“大官人”，

後來又懷疑他是“大商賈”，直到最後寫出《天池賦》貼在寺壁上，僧人才知道他

原來是個知名文人。這件事情可以證明，舒白香遊廬山時那種雖不免艱苦卻還有點

派頭的舉止，與僧人們習見的遊山文人很不相同；當時的廬山遊客中，最有派頭的

已數“大官人”和“大商賈”，但他們當時遊山也很不輕鬆，因此，廬山的行旅總

的說來是十分寥落的。

舒白香上廬山是19世紀初年。直到19世紀晚期，情況沒有太大改變。我藏有一

部佛學名著《名山遊訪記》，著者高鶴年是一位跋涉天下的佛教旅行家，他在1893

年初春上廬山時，看見各處著名佛寺都還在，但“各寺只有一二人居，皆苦行僧”。

至於牯嶺，還“荊棘少人行”。但是，僅僅過了19年，當他1912年再一次上廬山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