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於他，而其父嚴嵩卻說：「範欽是連郭勳都敢
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範欽不得。
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範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範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範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並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範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範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裡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範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於火災，最後只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範欽。範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範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範大澈。範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範欽，例如他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蒐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範欽借書而範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歷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範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裡，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蒐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為後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著。
實際上，這也就是範欽身上所支撐著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於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至今的。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因此，範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間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於範欽死後。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範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齡的範欽終於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後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為範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後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儲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麼他不把儲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為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為什麼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後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覆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麼後代中有人義無返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要麼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雲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刺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範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後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並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後輩的眼睛。
大兒子範大沖立即開口，他願意繼承藏書樓，並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範大沖也會有遺囑，範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後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麼能使後代眾多支脈的範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範欽的規範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的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範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物件，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儲存，卻不知是為什麼。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範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餘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範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繡芸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范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藉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范家媳婦之後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後裔在當時已屬於旁支。反正錢繡芸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鬱鬱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繡芸那憂鬱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裡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範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範氏家族陷入困惑。
範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訊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對範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範氏各房也早有所聞。儘管當時的資訊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19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後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後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範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範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範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裡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開啟，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來廣者編為書目，並另撰《天一
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
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200年的時間內，獲准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10餘名，他
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儘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
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係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
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麼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麼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
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
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範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
隆諭旨各省採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
貴古籍600餘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370餘種列入存目。乾隆
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
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儘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
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
隆下今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
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
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楊，這證明
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範欽獲得了大成功。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中國近代。什麼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
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
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燬。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
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蹟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
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飢，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
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裡。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作業系統，
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
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徵意義。把保護藏書樓
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範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
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範欽想象不到會有一
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採取什麼手段。
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繡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
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
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儲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
裡。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裡汲取
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燬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範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
也終於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範欽和他後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並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
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
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於
事。幸好，本世紀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
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遊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
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於整理，但在文化資訊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
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
事業的象徵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儲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
民族對於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聖。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於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
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了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
儘管在範氏家族看來只屬於「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
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裡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
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
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沓無可尋。由此
想到，儲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
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博、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
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紮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
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
麼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麼時候能把範氏家族和其
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