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質和心理習慣,這個問題,現在已有不
少海內外學者在悉心研究。這種研究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時時遇到麻煩。
年代那麼長,文人那麼多,說任何一點共通都會湧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
謂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險了。如果能對例外作一一的解釋,當然不錯,但這樣一來,
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難題又自己補漏洞的尷尬格局。補來補去,痛快淋漓的主題
都被消磨掉了,好不為難煞人。
我思忖日久,頭腦漸漸由精細歸於樸拙,覺得中國傳統文人有一個不存在例外
的共同點;他們都操作著一副筆墨,寫著一種在世界上很獨特的毛筆字。不管他們
是官屠宰輔還是長為布衣,是俠骨赤膽還是蠅營狗苟,是豪壯奇崛還是脂膩粉漬,
這副筆墨總是有的。
筆是竹竿毛筆,墨由煙膠煉成。濃濃地磨好一硯,用筆一舔,便簌簌地寫出滿
紙黑生生的象形文字來。這是中國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態,也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技術
手段。既然如此,我們何不乾脆偷偷懶,先把玩一下這管筆、這錠墨再說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態載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
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
代替“毛筆文化”。五四鬥士們自己也使用毛筆,但他們是用毛筆在呼喚著鋼筆文
化。毛筆與鋼筆之所以可以稱之為文化,是因為它們各自都牽連著一個完整的世界。
作為一個完整的世界的毛筆文化,現在已經無可挽回地消逝了。
誠然,我並不否定當代書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對我說,當代書法家沒有一個
能比得上古代書法家。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古代書法家的隊伍很大,層次很多,就
我見聞所及,當代一些書法高手完全有資格與古代的許多書法家一比高低。但是,
一個無法比擬的先決條件是,古代書法是以一種極其廣闊的社會必需性*為背景的,
因而產生得特別自然、隨順、誠懇;而當代書法終究是一條刻意維修的幽徑,美則
美矣,卻未免失去了整體上的社會性*誠懇。
在這一點上有點像寫古詩。五四以降,能把古詩寫得足以與古人比肩的大有人
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張揚,唐詩宋詞的時代已絕對不可能復現。詩人自己可以寫得
非常得心應手(如柳亞子、郁達夫他們),但社會接納這些詩作卻並不那麼熱情和
從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詩人也會因寂寞而陷入某種不自然。他們的藝術人格,
或許就會因社會的這種選擇而悄悄地重新調整。這裡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
問題。
我非常喜歡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幾個傳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條。只是為
了一件瑣事,提筆信手塗了幾句,完全不是為了讓人珍藏和懇掛。今天看來,用這
樣美妙絕倫的字寫便條實在太奢侈了,而在他們卻是再啟然不過的事情。接受這張
便條的人或許眼睛一亮,卻也並不驚駭萬狀。於是,一種包括書寫者、接受者和周
圍無數相類似的文人們在內的整體文化人格氣韻,就在這短短的便條中洩露無遺。
在這裡,藝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藝術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筆並不意味著一種特殊的
職業和手藝,而是點化了整體生活的美的精靈。我相信,後代習摹二王而惟妙惟肖
的人不少,但誰也不能把寫這些便條的隨意性*學到家。
在富麗的大觀園中築一個稻香村未免失之矯揉,農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鄉村裡。
時裝表演可以引出陣陣驚歎,但最使人舒心暢意的,莫過於街市間無數服飾的整體
鮮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燦爛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們之間。在毛
筆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們的衣衫步履、談吐行止、居室佈置、交際往來,都與書
法構成和諧,他們的生命行為,整個兒散發著墨香。
相傳漢代書法家師宜官喜歡喝酒,卻又常常窘於酒資,他的辦法是邊喝邊在酒
店牆壁上寫字,一時觀者雲集,紛紛投錢。你看,他輕輕發出了一個生命的訊號,
就立即有那麼多的感應者。這與今天在書法展覽會上讓人讚歎,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整個社會對書法的感應是那樣敏銳和熱烈,對善書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這使我
想起現代的月光晚會,哪個角落突然響起了吉他,整個晚會都安靜下來,領受那旋
律的力量。
書法在古代的影響是超越社會蕃籬的。師宜官在酒店牆上寫字,寫完還得親自
把字鏟去,把牆壁弄得傷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並不在意,他們也知書法,他們也
在驚歎。師直官的學生梁鴿在書法上超越了老師,結果成了當時的政治權勢者爭奪
的人物。他曾投於劉表門下,曹操破荊州後還特意尋訪他,既為他的字,也為他的
人。在當時,字和人的關係難分難捨。曹操把他的字懸掛在營帳中,運籌帷幄之餘
悉心觀賞。在這裡,甚至連政治軍事大業也與書法藝術相依相傍。
我們今天失去的不是書法藝術,而是烘托書法藝術的社會氣氛和人文趨向。我
聽過當代幾位大科學家的演講,他們寫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實在很不像樣,但絲毫沒
有改變人們對他們的尊敬。如果他們在微積分算式邊上寫出了幾行優雅流麗的粉筆
行書,反而會使人們驚訝,甚至感到不協調。當代許多著名人物用毛筆寫下的各種
題詞,恕我不敬,從書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濟,但不會因此而受到人們的鄙棄。
這種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這裡存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訊號系統和
生命訊號系統。
古代文人苦練書法,也就是在修煉著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現代西方女子終身
不懈地進行著健美訓練,不計時間和辛勞。
由此,一系列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奇蹟也隨之產生。傳說有人磨墨寫字,日復一
日,把貯在屋簷下的幾缸水都磨幹了;有人寫畢洗硯,把一個池塘的水都洗黑了;
有人邊走路邊在衣衫上用手指劃字,把衣衫都劃破了……最令人驚異的是,隋唐時
的書法家智永,寫壞的筆頭竟積了滿滿五大麓子,這種簏子每隻可容一百多斤的重
量,筆頭很輕,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總該有一二百斤吧。唐代書法家懷素練字,
用壞的筆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個坑來掩埋,起名曰“筆冢”。沒有那麼
多的紙供他寫字,他就摘芭蕉葉代紙,據說,近旁的上萬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禿禿
的。這種記載,即便打下幾成折扣,仍然是十分驚人的。如果僅僅為了練字謀生,
完全犯不著如此。
“古墨輕磨滿幾香,硯池新浴燦生光”。這樣的詩句,展現的是對一種生命狀
態的喜悅。“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來磨去,磨出了一個個很道地的中國傳
統文人。
在這麼一種整體氣氛下,人們也就習慣於從書法來透視各種文化人格。顏真卿
書法的厚重莊嚴,歷來讓人聯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樣品格。李後主理所當然地
不喜歡顏字,說“真卿得右軍之筋而失之粗魯”,“有指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
腳田舍漢。”初次讀到這位風流皇帝對顏真卿的這一評價時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從
他的視角看去,說顏字像“叉手並腳田舍漢”是非常貼切的。這是一個人格化的比
喻,比喻兩端連著兩種對峙的人格系統,往返觀看煞是有趣。
蘇東坡和董其昌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來,濃冽、放達、執著
的蘇東坡連用墨都太濃麗了,竟譏之為“墨豬”。他自己則喜歡找一些難貯墨色*的
紙張,滑筆寫去,淡遠而又浮飄。
趙孟頫的字總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俠義的傅青主卻由衷地鄙薄。他實在看
不慣趙孟頫以趙宋王朝親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為,結果從書法中也找出了奴顏媚
骨。他說:“予極不喜趙子昂,薄其人,逸惡其書。”他並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
書法,只要看他自己的書法,就會知道他厭惡趙書是十分真誠的。他的字,通體古
拙,外逸內剛。
有些書法家的人格更趨近自然,因此他們的筆墨也開啟出另一番局面。宋代書
法家政黃牛喜歡揣摩兒童寫的字,他曾對秦觀說:“書,心畫也,作意則不妙耳。
故喜求兒童字,觀其純氣。”漢代書法家蔡邕則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納入筆端,
他說:“凡欲結構字型,皆須像其一物,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縱橫有
託,運用合度,方可謂書。”這些書法家在講寫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觀念、哲
學觀念、宗教觀念。如果僅僅就書法技巧論,揣摩兒童筆畫,描畫自然物象,不是
太離譜了麼?只有把書法與生命合而為一的人,才會把生命對自然的渴求轉化成筆
底風光。
在我看來,書法與主客觀生命狀態的關係,要算韓愈說得最生動。他在《送高
閉上人序》中說及張旭書法時謂:“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
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
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
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
身而名後世。”記得宗白華先生就曾借用這段話來論述過中國書法美學中的生命意
識。
宗白華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學,而遠在唐朝的韓愈卻在寫著一篇廣傳遠播的
時文。韓愈的說法今天聽來頗為警策,而在古代,卻是萬千文人的一種共識。相比
之下,我們今天對筆墨世界裡的天然律令,確已漸漸生疏。
文章寫到這裡,很容易給人造成一個誤會,以為古代書法可以與各個文人的精
神品格直接對應起來。“文如其人”、“書如其人”,這些簡陋的觀點確也時常見
之於許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這一點已有錢鍾書先生作過列述。書法藝術在總
體上是一種形式美,它與人品的關係自然更加曲折錯綜。要說對應也只是一種“泛
化對應”,在泛化過程中交糅進了種種其他因素。
不難舉出,許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卻有一副奇崛的筆墨,而沙場猛將留下的字跡
倒未必有殺伐之氣。有時,人品低下、節操不濟的文士也能寫出一筆矯健溫良的好
字來。例如就我親眼所見,秦檜和蔡京的書法實在不差。
人的生命狀態的構建和發射是極其複雜的。中國傳統文人面壁十年,博覽諸子,
行跡萬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納幾乎是一個渾沌的秘儀,不可輕易窺探。即
如秦檜、蔡京者流,他們的文化人格遠比他們的政治人格曖昧,而當文化人格折射
為書法形式時,又會增加幾層別樣的雲靄。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趙孟頫,他的書法確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卻又嶙嶙峋
峋地有著許多前人風範的沉澱。因寫《藝舟雙揖》而出名的清代書法理論家包世臣
說,見到一幅趙孟頫的墨跡,乍看全是趙孟頫,但仔細一看,這個過於純淨的趙孟
頫就不可能是趙孟頫。趙孟頫學過二王,學過李北海,學過諸河南,沒有這些先師
們的痕跡,趙盂頫只剩了一種字形,顯然是贗品。
這個論斷著實高妙。像趙孟頫這麼複雜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結構匯聚和溶
化的結果;已經匯聚、溶化成了一個卓然獨立的大家,竟還可以一一尋其脈絡,並
在墨跡指認出來。這種現象,與人們平時談藝時津津樂道的“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跡”
正好相悻。這裡,展露了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特徵。
“溶匯百家而了無痕跡”的情況也是有的,主要出現在早期創業者群體中。如
王羲之,曾悉心學習過衛夫人的書法,後來又追慕鍾繇和張芝,還揣摩過其他許多
秦漢以來的碑跡。他自稱隸勝鍾而草遜張,終於融會貫通而攀上萬世矚目的書學峰
巔。要在王羲之行書中一一辨認出他所師法過的前代書家痕跡,不太容易。但是,
當高峰樹起之後,它也就成了後世書家不能不繼承的遺產。繼承者又成了高峰,遺
產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疊的迷宮,使代代子孫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創新也擺
脫不了遺傳的干係。蘇東坡算得敢於獨立創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綱卻一眼看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