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給西醫聽，多半會被趕出來，只能說給中醫聽，他們才懂。這位老中醫會怎
麼做我也知道，不等他要求，我已伸出手去讓他按脈，並且張開嘴讓他看舌苔。
「是啊是啊，是有點熱。」他說。於是開藥方，他用握毛筆的手法握著鋼筆直
行書寫，故意在撤捺之間發揮一下，七分認真三分陶醉。一切上了年紀的中醫都是
這樣的，在這種時候，你的目光應該既讚歎又佩服地看著他的那枝筆，這比說任何
感謝的話都強。
正事很快辦完了，我拿起藥方要去取藥，老醫生用手把我按住了，說：「不忙，
過會兒我去取。先生從國內來？府上在哪裡？」這裡年老的華人不習慣說「從中國
來」，而是說「從國內來」，光這麼一個說法就使得我想多坐一會兒了。他顯然也
是想與我聊一會兒。我轉頭看看店外街口，朋友正在東張西望找我，趕緊出去說明
情況。朋友說：「那你們就好好談一會兒吧，我正好可以在隔壁超級市場買點東西。」
老醫生是客家人，年輕時離開中國大陸，曾在臺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行醫，
晚年定居新加坡。「人就是怪，青年時東問西闖不在乎，年紀一過50就沒完沒了地
想起老家來。」他說，「變成一個長長的夢，越做越離奇，也越做越好看。到了這
時候，要是不回去，就會變成一種煎熬。」
「10多年前，可以回去了，你知道我有多緊張。那些天也不行醫了，成天扳著
手指回憶村子裡有哪些人家，那麼多年沒回去，禮物一家也不能漏。中國人嘛，一
村就像一個大家。」
「我就這樣肩扛、手提、背馱，拖拖拉拉地帶著一大批禮物回去了，可是在中
國海關遇到了麻煩，因為太像一個走私犯了。我與幾個年輕的海關人員說了半天，
說我不是走私犯，而是聖誕老人，分發禮物去了。海關人員愕愕地看著我。」
「我又說，其實這些禮物送給誰，我也不知道。村子裡的人我還能認識幾個？
你們收下也可以，我的心盡了。我說的是真話，但海關人員以為我在諷刺他們，非
常生氣。」
「我知道我錯了。他們這麼年輕，哪會理解老華僑瘋瘋癲癲的一片痴心？最後
我只得與他們商量，有沒有年老的負責人出來與我談一談。他們真的找來一位，沒
談幾句，全都理解了。很快辦了手續，放了我這位聖誕老人。」
「接著是一路轉車換船，好不容易摸回到了村裡。奇怪的是，那些老鄉不知怎
麼回事，拿了禮物掂量著，連聲謝謝也不太願意說，我腆著臉想與他們敘家常，卻
總也敘不起來。」
「屋後那座山，應該是翠綠的，卻找不到幾棵像樣的樹了。我左看右看，有點
疑惑，也許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反正幾十年翠綠色*的夢褪了顏色*了，我該回來了。」
「但回來剛安定下幾個月，又想念了。夢還在做，變成了瓦灰色*，瓦灰色*也牽
腸掛肚。於是再籌劃回去一次。不瞞你說，這些年來，我一共已經去了7次。每次去
都心急火燎，去了都有點懊喪，回來後很快又想念，顛來倒去，著了魔一般。」
「從去年開始，我與此地幾個同鄉華僑商議，籌款為家鄉辦一所小學。到今年
已籌到20萬，上個月我又回去了，與地方上談辦小學的事。可惜那些人不大喜歡多
談校舍設計和教師聘用，喜歡談錢。」
「現在我的氣又消了。錢不夠就再多籌一點吧，只要小學能辦起來。」
老醫生就這樣緩緩地給我說著。他抱歉地解釋道，很少有地方可以說這樣的話。
說給兒孫們聽吧，兒孫們譏笑他自作多情、自作自受、單相思；說給這兒的同鄉華
僑聽吧，又怕籌不到款，他只能在籌款物件面前拼命說家鄉可愛。他把許多話留在
嘴裡，留得難受了，就吐給了我，一個素昧平生卻似乎尚解人意的中國人。除了感
動得有點慌亂的目光，我不知道該怎麼來安慰他，哪怕是幾句比較得體的話。
老醫生面前的桌子很小，只有小學生的課桌那麼大，這是自然的，藥店本身就
不大，勻不出那麼多地方給隨堂醫生。桌上放著幾本早就翻舊了的中醫書籍。他與
我講話時不斷請我原諒，說佔了我的時間。最後在要不要付醫藥費的問題上又與我
爭執起來。我懇求他按照正常計價收取醫藥費，他終於算出來了，一共8元。報了這
個低廉的數字，他還連聲說著「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我在他跟前足足坐了2個小時，沒見另外有人來找他看病，可見他的生意清淡。
「回去都以為我是華僑富商，哪兒啊。你看我這，打腫臉充胖子罷了。」他的語氣
帶著靦腆和羞愧，羞愧自己沒有成為百萬富翁。
其三
本地的報紙陸續刊登了我講學的一些報道，他看到了，託一位古董店的老闆來
找我。帶來的話是：很早以前，胡愈之先生曾託他在香港印了一批私用稿紙，每頁
都印有「我的稿子」四字，這種稿紙在他家存了很多，想送幾刀給我，順便見個面。
這是好愉快的由頭啊，我當然一口答應。他70多歲，姓沈，半個世紀前的法國
博士。在新加坡，許多已經載入史冊的國內國際大事他都親身參與，與一代政治家
有密切的過從關係。在中國，他有過兩個好友，一個吳晗，一個華羅庚，都已去世，
因此他不再北行。他在此地資歷深，聲望高，在我見他那天，古董店老闆告訴我，
陪著我想趁機見他一面的人已不止一個。其中一個是當地戲劇界的前輩，廣受人們
尊敬，年歲也近花甲，但一見他卻恭敬地彎腰道：「沈老，40年前，我已讀您的文
章；30年前，我來報考過您主持的報社，沒有被您錄取……」
沈老從古董店那張清代的紅木凳上站起身來，遞給我那幾刀大號直行稿紙，紙
頁上已有不少黃棕色*的跡斑。稿紙下面，是一本美國雜誌newsweek，他翻到一頁，
那裡介紹著一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e．m．cioran，有照片。沈老說，這是他的同學、
朋友，今年該是78歲了。我一眼看去，哲學家的照相邊上印著一段語錄，粗劃黑體，
十分醒目：
withoutthepossibilityofsuicide，iwouldhavekilledmyse
lflongago.
沈老說，這本雜誌是最新一期，昨天剛剛送到，不是因為有這篇介紹才特意保
存的。「一輩子走的地方太多，活的時間又長，隨手翻開報刊雜誌都能發現熟人。
我的熟人大多都是遊蕩飄零的人，離開了祖國，熬不過異國他鄉的寂寞，在咖啡館
蹲蹲，在河邊逛逛，到街心花園發發呆，互相見了，眼睛一對就知道是自己的同類，
那份神情，怎麼也逃不過。不管他是哪個國家來的，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
相識？一起上酒吧，一起嘆氣說瘋話，最後又彼此留地址，一來二去，成了好友。
很快大家又向別的地方遊蕩去了，很難繼續聯絡，只剩下記憶。但這種記憶怎麼也
淡忘不了，就像白居易怎麼也忘不了那位琵琶女。你看我和這個cioran，幾十年前
的朋友，照片上老得不成樣子了，我一眼就認了出來。」
顯然這是確實的。newsweek編輯部說cioran原是羅馬尼亞人，1937年他26歲時
才到巴黎，一個典型的漂泊者。現在，七老八十的他，已經成了世界上讀者最多的
哲學家之一，一接受採訪開口還是談他的故鄉羅馬尼亞，他說由於歷史遭遇，羅馬
尼亞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懷疑主義者。可以設想，在巴黎的酒店裡，年輕的cioran和
年輕的沈博士相遇時話是不會少的，更何況那時中國和羅馬尼亞同時陷於東西方法
西斯鐵蹄之下。
我們一夥，由古董店老闆作東，在一家很不錯的西菜館吃了午餐。餐罷，談興
猶濃，沈博士提議，到一家「最純正的倫敦風味」的咖啡座繼續暢談。
新加坡幾乎擁有世界各地所有種類的飲食小吃，現在各店家之間所競爭的就是
風味的純正地道與否了。要精細地辨別某地風味，只有長居該地的人才有資格。沈
博士在這方面無疑享有廣泛和充分的發言權。他領著我們，一會兒過街，一會兒上
樓，一會兒乘電梯，七轉八彎，朝他判定的倫敦風味走去。一路上他左指右點，說
這家日本餐館氣氛對路，那家義大利點心徒有其名。這麼大年紀了，步履依然輕健，
上下樓梯時我想扶他一把，他像躲避什麼似地讓開了，於是他真的躲開了衰老，在
全世界的口味間一路逍遙。終於到了一個地方，全是歐美人坐著，只有我們一群華
人進去，佔據一角。
「完全像在倫敦。你們坐著，我來張羅。」沈博士說：「別要中國茶，這兒不
會有。這兒講究的是印度大吉嶺茶，一叫‘大吉嶺’，侍者就會對你另眼看待，因
為這是一種等級，一種品格，比叫咖啡神氣多了。茶點自己去取，隨意，做法上也
完全是倫敦。」
當「大吉嶺」、咖啡、茶點擺齊，沈老的精神更旺了。那架勢，看來要談一個
下午，就像當年在巴黎，面對著cioran他們。他發現我對漂泊世界的華人有興趣，
就隨手拈來講了一串熟人。
「我在巴黎認識一個同胞，他別的事情都不幹，只幹一件事，考博士。他沒有
其他生活來源，只有讀博士才能領到獎學金，就一個博士學位、一個博士學位地拿
下去。當我離開巴黎時，他已經拿到8個博士學位，年歲也已不小。後來，他也不是
為生計了，這麼多學位戴在頭上，找個工作是不難的。他已經把這件事情當作一種
遊戲，憋著一口氣讓歐洲人瞧瞧，一箇中國人究竟能拿到幾個博士！也許他在民族
自尊心上受過特殊刺激，那在當時是經常有的事，也是必然有的事，我沒有問過他。
見面只問：這次第幾個了？」
「他是一個真正的、無可救藥的酒鬼。只要找到我，總是討酒喝。喝個爛醉，
昏睡幾天，醒來揉揉眼，再去攻博士。漂泊也要在手上抓根纜繩，抓不到就成了無
頭蒼蠅，他把一大串學位拿酒拌一拌，當作了纜繩。我離開巴黎後就沒聽到過他的
訊息，要是還活著，準保還在考。」
我忙問沈老，這個酒鬼的8個博士學位，都是一些什麼專業？沈老說，專業幅度
相差很大，既有文學、哲學、宗教，也有數學、工程、化學，記不太清了。這麼說
來，他其實是在人類的知能天域中漂泊了，但他哪兒也不想駐足，像穿了那雙紅鞋
子，一路跳下去。他不會不知道，他的父母之邦那樣缺少文化，那樣缺少專家，但
他卻睹氣似地把一大群專家、一大堆文化集於一身，然後頹然醉倒。他已經變成了
一個永不起運的知識酒窖，沒準會在最醇濃的時候崩坍。
他肯定已經崩坍，帶著一身足以驗證中國人智慧水平的榮耀。但是，不要說祖
國，連他的好朋友也沒有接到噩耗。
「還有一位中國留學生更怪誕，」沈老說：「大學畢業後沒找到職業，就在巴
黎下層社會瞎混，三教九流都認識，連下等妓院的情況都瞭如指掌。不知怎麼一來，
他成了妓院區小教堂的牧師，成天拯救著巴黎煙花女和嫖*客們的靈魂。我去看過他
的佈道，那情景十分有趣，從他喉嚨裡發出的帶有明顯中國口音的法語，竟顯得那
樣神秘；我們幾個朋友，則從這種聲音裡聽出了潦倒。」
「虧他也做了好幾年，我們原先都以為他最多做一二年罷了。不做之後，他開
始流浪，朝著東方，朝著亞洲，一個國家一個國家逛過來。逼近中國了，卻先在外
圍轉悠。那天逛到了越南西貢，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截住，汽車裡走出了吳庭豔，他
在巴黎時的老熟人。吳庭豔那時正當政，要他幫忙，想來想去，他當過牧師，就在
西貢一所大學裡當了哲學系主任。據說還當得十分稱職，一時有口皆碑，儼然成了
東南亞一大碩儒。後來越南政局變化，他不知到哪裡去了……」
我想，這個人的精神經歷，簡直可以和浮士德對話了。他的漂泊深度，也許會
超過那位得了很多博士學位的人。如果以這樣的人物作為原型寫小說，該會出現何
等的氣魄！中國近代的悲劇性*主題，大半彙集在陳舊國門的隆隆開啟之中。一代文
人把整個民族幾個世紀來的屈辱和萎靡，馱著揹著，行走在西方鬧市間，走出一條
勉強可以跨步的人生路。現代喧囂和故家故國構成兩種相反方向的磁力拉扯著他們，
拉得他們腳步踉蹌，心神不定。時間一久，也就變得怪異。
這麼想著，我也就又一次打量起沈老本人。他還是一徑慢悠悠地講著，也不回
避自己。他自己的經歷由於常與著名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牽涉在一起，難於在這
裡複述，我只能一味建議：「沈老，寫回憶錄吧，你不寫，實在太浪費了。」
沈老笑著說：「為什麼我家藏有那麼多稿紙？還不是為了寫回憶錄！但是我寫
過的幾稿都撕了，剩下的稿紙送人。」
我問他撕掉的原因，他說：「我也說不清，好像是找不準方位。寫著寫著我就
疑惑，我究竟算是什麼地方的人？例如有一年在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zheng府首長要我
尋找中國大使，我找了幾次都錯了，亞洲國家的人都長得很像，最後我憑旗袍找到
大使夫人，再引出大使本人。這樣寫本來也不錯，但是寫到最後出問題的是敘述主
體。我是誰？算是什麼人？在找什麼？……我回答不了這些問題，越寫越不順，把
已經寫了的都撕了，撕了好幾次。」
我問沈老，什麼時候會回中國大陸看看？他說，「心裡有點怕，倒也不怕別的，是怕自己，就像撕那一疊疊的稿紙一樣，見到什麼和感到什麼，都要找方位，心裡毛毛亂亂的。何況老朋友都不在了，許多事情和景物都變了，像我這樣年紀，經不大起了。」
「但我最後一定會去一次的。最後，當醫生告訴我必須回去一次的時候。」他達觀地笑了。
在等待這最後一次的過程中，老人還會不會又一次來了興致，重新動手寫回憶錄？我默默祝祈這種可能的出現。但是，他會再一次停筆、再一次撕掉嗎？
他畢竟已經把一疊稿紙送給了我。稿紙上，除了那一點點蒼老的跡斑，只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