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去里昂參加國際筆會的年會，從巴黎到里昂，當然是乘火車，為了深入法國東部的田園詩裡，看各色的牛群，或黃或黑，或白底而花斑，嚼不盡草原緩坡上遠連天涯的芳草萋萋。陌生的城鎮，點名一般地換著站牌。小村更一現即逝，總有白楊或青楓排列於鄉道，掩映著粉牆紅頂的村舍，襯以教堂的細瘦尖塔，那麼秀氣地針著遠天。席思禮、畢沙洛，在初秋的風裡吹弄著牧笛嗎？那年法國剛通了東南線的電氣快車，叫做letgv（trainagrandevitesse），時速三百八十公里，在報上大事宣揚。回程時，法國筆會招待我們坐上這驕紅的電鰻；由於座位是前後相對，我一路竟倒騎著長鰻進入巴黎。在車上也不覺得怎麼「風馳電掣」，頗感不過如此。今年初夏和紀剛、王藍、健昭、楊牧一行，從東京坐子彈車射去見都，也只覺其「穩健」而已。車到半途，天色漸昧，正吃著鰻魚佐飯的日本便當，吞著苦澀的札幌啤酒，車廂裡忽然起了騷動，驚歎不絕。在鄰客的探首指點之下，訝見富士山的雪頂白矗晚空，明知其為真實，卻影影綽綽，一片可怪的幻象。車行極快，不到三五分鐘，那一影淡白早已被近丘所這。那樣快的變動，敢說浮世繪的畫師，戴笠跨劍的武士，都不曾見過。

臺灣中南部的大學常請臺北的教授前往兼課，許多朋友不免每星期南下臺中、臺南或高雄。從前龔定囗奔波於北京與杭州之間，柳亞子說他「北駕南艤到白頭」。這些朋友在島上南北奔波，看樣子也會奔到白頭，不過如今是在雙軌之上，不是駕馬艤舟。我常笑他們是演《雙城記》，其實近十年來，自己在臺北與香港之間，何嘗不是如此？在臺北，三十年來我一直以廈門街為家。現在的訂洲街二十年前是一條窄軌鐵路，小火車可通新店。當時年少，我曾在夜裡踏著軌旁的碎石，鞋聲軋軋地走回家去，有時索性走在軌道上，把枕木踩成一把平放的長梯。時常在冬日的深宵，詩寫到一半，正獨對天地之悠悠，寒顫的汽笛聲會一路沿著小巷嗚嗚傳來，悽清之中有其溫婉，好像在說：全臺北都睡了，我也要回站去了，你，還要獨撐這傾斜的世界嗎？夜半鐘聲到客船，那是張繼。而我，總還有一聲汽笛。

在香港，我的樓下是山，山下正是九廣鐵路的中途。從黎明到深夜，在陽臺下滾滾輾過的客車、貨車，至少有一百班。初來的時候，幾乎每次聽見車過，都不禁要想起鐵軌另一頭的那一片土地，簡直像十指連心。十年下來，那樣的節拍也已聽慣，早成大寂靜裡的背景音樂，與山風海潮合成渾然一片的天籟了。那輪軌交磨的聲音，遠時哀沉，近時壯烈，清晨將我喚醒，深宵把我搖睡。已經潛入了我的脈搏，與我的呼吸相通。將來我回去臺灣，最不慣的恐怕就是少了這金屬的節奏，那就是真正的寂寞了。也許應該把它錄下音來，用最敏感的機器，以備他日懷舊之需。附近有一條鐵路，就似乎把住了人間的動脈，總是有情的。

香港的火車電氣化之後，大家坐在冷靜如冰箱的車廂裡，忽然又懷起古來，隱隱覺得從前的黑頭老火車，曳著煤煙而且重重嘆氣的那種，古拙剛愎之中仍不失可親的味道。在從前那種車上，總有小販穿梭於過道，叫賣齋食與「鳳爪」，更少不了的是報販。普通票的車廂裡，不分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雜雜沓沓地坐在一起，有的默默看報，有的怔怔望海，有的瞌睡，有的啃雞爪，有的閒閒地聊天，有的激昂慷慨地痛論國是，但旁邊的主婦並不理會，只顧得呵斥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要香港社會的樣品，這裡便是。週末的加班車上，更多廣州近來的回鄉客，一根扁擔，就挑盡了大包小籠。此藉此景，總令我想起杜米葉（honorsdaumier）的名畫《三等車上》。只可惜香港沒有產生自己的杜米葉，而電氣化後的明淨車廂裡，從前那些汗氣、土氣的乘客，似乎一下子都不見了，小販子們也絕跡於月臺。我深深懷念那個摩肩抵肘的時代。站在今日畫了黃線的整潔月臺上，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直到記起了從前那一聲汽笛長嘯。

寫火車的詩很多，我自己都寫過不少。我甚至譯過好幾首這樣的詩，卻最喜歡土耳其詩人塔朗吉（cahitsitkitaranci）的這首：

去什麼地方呢？這麼晚了，

美麗的火車，孤獨的火車？

悽苦是你汽笛的聲音，

令人記起了許多事情。

為什麼我不該揮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親。

去吧，但願你一路平安。

橋都堅固，隧道都光明。

一九八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