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隱隱他感到，每到午夜，這一對對偽裝的盲睛，在暗裡會全部活起來，空廳裡一片明滅的青磷。但此刻正是半下午，寺門未閉，零落的遊客三三兩兩，在廳上逡巡猶未去。

也就在此時，以為覽盡了所有的石塊，一轉過頭去，布雷克的青銅半身像卻和他猛打個照面！剛強堅硬的圓頭顱光光，額上現兩三條紋路像鑿在絕壁上，眉下的巖穴深深，睜兩隻可怖的眼睛，瞳孔漆漆黑，那眼神驚愕地眺出去，像一層層現象的盡頭驟見到，預言裡駭目的遠景，不忍注目又不能不逼視。雕者亦驚亦怒，銅像亦怒亦驚，鼻脊與嘴唇緊閉的稜角，陰影，塑出瘦削的頰骨沉毅的風神。更瘦更剛是肩胛骨和寬大的肩膀，頭顱和頸項從其上挺起矗一座獨立的頑崗。先知就是那樣。先知的眼睛是兩個火山口近處的空氣都怕被灼傷。惶惶然他立在那銅像前，也怕被灼傷又希望被灼傷。於是四周的石像都顯得太馴服太乖太軟弱太多脂肪，鎖閉的盲瞳與盲瞳之間唯有這銅像瞑目而裂眥。古典脈脈。現代眈眈。

銅像是艾普斯坦的傑作。千座百座都兢兢仰望過，沒一座令他悸慄震動像這座。布雷克默默奮鬥了一生，老而更貧，死後草草埋彭山的荒郊，墓上連一塊碑也未豎。生前世人都目他為狂人，現在，又追認他為浪漫派的先驅大師，既嘆其詩，復驚其畫。艾普斯坦的雕塑，粗獷沉雄出於羅丹，每出一品，輒令觀者駭怪不安。這座青銅像是他死前兩年的力作，那是一九五七年，來供於詩人之隅，正是布雷克誕生的兩百週年。承認一位天才，有時需要很久的時間。

詩人之隅雖為傳統的聖地，卻也為現代而開放。現代詩人在其中有碑題名者，依生年先後，有哈代，吉普林，梅士菲爾，艾略特，奧登。如以對現代詩壇的實際影響而言，則尚有布雷克與霍普金斯。除了布雷克立有雕像之外，其他六人的長方形石碑都嵌在地上。年代愈晚，詩人之隅更供置石像便愈少空間，鬼滿為患，後代的詩魂只好委屈些，平鋪在地板上了。哈代的情形最特別：他之入葬西敏寺，小說家的身份恐大於詩名，同時，葬在寺裡，是他的骨灰，而他的心呢？卻照他遺囑所要求，是埋在道且斯特的故鄉。艾哈特和奧登，死後便入了詩人之隅，足證兩人詩名之盛。而英國的政教也不厚古人而薄今人。奧登是入寺的最後一人。他死於一九七三年九月，葬在奧地利。第二年十月，他的地碑便在西敏寺揭幕，由桂冠詩人貝吉曼獻上桂冠。

下一位可輪到貝吉曼自己？奧登死時才六十六歲，貝吉曼今年卻已過七十。他從東方一海港來喬叟和莎翁的故鄉，四十多國的作家也和他一樣，自熱帶自寒帶的山城與水港，濟慈的一箋書，書中的一念信仰，群彥倜儻要仔細參詳。七天前也是一個下午，他曾和莎髯的詩苗詩裔分一席講壇；右側是白頭怒發鷹顏矍然的史班德，再右，是清瘦而易慍的羅威爾，半被他擋住的，是貝吉曼好脾氣的龍鍾側影。羅威爾是美國人，雖然西敏寺收納過朗費羅，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等幾位美國作家，看來詩人之隅難成為他的永久戶籍，然則史班德的鷹隼，貝吉曼的龍鍾，又如何？兩人都有可能，貝吉曼的機會也許更大，但兩人都不是一代詩宗。史班德崛起於三十年代，一次與奧登齊名，併為牛津出身的左翼詩人。四十年的文壇和政局，塵土落定，憤怒的牛津少年，一回頭已成歷史——出征時那批少年誓必反抗法西斯追隨馬克思，到半途旗摧馬蹶壯士齊回頭，遙揮手，別了那眩目而不驗的神。thegodthatfailed！奧登去花旗下，作客在山姆叔叔家，佛洛伊德，祈克果，一路拜回去回到耶穌。戴路易斯繼梅士菲爾做桂冠詩人，死了已四年。麥克尼斯做了古典文學教授，進了英國廣播公司，作聲已十三載。牛津四傑只剩下煢煢這一人，老矣，白髮皚皚的詩翁坐在他右側，喉音蒼老遲滯中仍透出了剛毅。四十年來，一手揮筆，一手麥克風，從加入共產黨到訣別馬列，文壇政壇耗盡了此生。而繆思呢，是被他冷落了，二十年來已少見他新句。詩句，已落在臭登下，傳誦眾口又不及貝吉曼，史班德最後的地址該不是西敏寺。詩人之隅，當然也不是梁思的天秤，銖兩悉稱能鑑定詩骨的重輕，裡面住的詩魂，有一些，不如史班德遠甚。詩人死後，有一塊白石安慰荒土，也就算不寂寞了，有一座大教堂崢嶸而高，廣蔽歷代的詩魂把栩栩的石像縈繞，當然更美好，但一位詩人最大的安慰，是他的詩句傳誦於後世，活在發燙的唇上快速的血裡，所謂不朽，不必像大理石那樣冰涼。

可是那天下午，南翼那高挺的石柱下坐著，四周的雕像那麼寧靜地守著，他回到寺深僧肅的中世紀悠悠，緩緩地他仰起臉來仰起來，那樣光燦華美的一週又一扇玻璃長窗更上面，猗猗盛武是倒心形的薔薇巨窗天使成群比翼在視窗飛翔。耿耿詩魂安息在這樣的祝福裡，是可羨的。十九世紀初年，華茲華斯的血肉之身還沒有僵成冥坐的石像，丁尼生，白朗寧猶在孩提的時代，這座哥德式的龐大建築已經是很老很老了——煙薰石黑，七色斑斑黑線勾勒的厚窗蔽暗了白晝。涉海來拜的伊爾文所見的西敏寺，是「死神的帝國：死神冠冕儼然，坐鎮他宏偉而陰森的宮殿，笑做人世光榮的遺蹟，把塵土和遺忘滿布在君王的碑上」。今日的西敏寺，比伊爾文憑弔時更老了一百多歲，卻已大加刮磨清掃：雕門鏤扉，銅像石碑，色彩凡有剝落，都細加髹繪，玻璃花窗新鑲千扇，燭如復瓣的大吊燈，一蕊蕊一簇族從高不可仰的屋頂拱脊上一落七八丈當頭懸下來，隱隱似空中有飄渺的聖樂，啊這永生的殿堂。

對詩人自己說來，詩，只是生前的浮名，徒增擾攘，何足療飢，死後即使有不朽的遠景如蜃樓，墓中的白骸也笑不出聲來。正如他，在一個半島的秋夜所吟：

倘那人老去還不忘寫詩

燈就陪他低誦又沉吟

身後事付亂革與繁星但對於一個民族，這卻是千秋的盛業，詩柱一折，文啟岌岌乎必將傾。無論如何，西敏寺能闢出這一隅來招詩魂，供後人仰慕低迴，挹不老桂枝之清芳，總是多情可愛的傳統。而他，迢迢自東方來，心香一縷，來愛德華古英王的教堂，頂禮的不是帝后的陵寢與僵像，世胄的旌旗，將相的功勳，是那些漱齒猶香觸舌猶燙的詩句和句中吟嘯歌哭的詩魂。悵望異國，蕭條異代，傷心此時。深闃隔世的西敏古寺啊。寺門九重石壁外面是現代。衛星和巨無霸，honda和minolta的現代。車塞於途，人囚於市，魚死於江海的現代。所有的古蹟都陷落，蹂躪於美國的旅行團去後又來日本的遊客。天羅地網，難逃口號與廣告的噪音。月球可登火星可探而有面牆不可攀有條小河不可渡的現代。但此刻，他感到無比的寧靜。一切亂象與噪音，紛繁無定，在詩人之隅的永寂裡，都已沉澱，留給他的，是一個透明的信念，堅信一首詩的沉默比所有的擴音器加起來更清晰，比機槍的口才野炮的雄辯更持久。堅信文字的冰庫能冷藏最燙的激情最新鮮的想象。時間，你帶得走歌者帶不走歌。

西敏寺乃消滅萬篇釋盡眾嫌的大堂，千載宿怨在其中埋葬，史家麥科利如此說。此地長眠的千百鬼魂，碑石相接，生前為敵為友，死後相伴相鄰，一任慈藹的遺忘覆蓋著，渾沌沌而不分。英國的母體一視同仁，將他們全領了回去，冥冥中似乎在說：「唉，都是我孩子，一起都回來吧，願一切都被饒恕。」米爾頓革命失敗，死猶盲眼之罪人。布雷克歿時，忙碌的倫敦太忙碌，渾然不知。拜倫和雪萊，被拒於家島的門外，悠悠遊魂無主，流落在南歐的江湖。有名的野鬼陰魂總難散，最後是母土心軟，一一招回了西敏寺去。到黃昏，所有的鴉都必須歸塔。詩人的南翼對公侯的北堂，月桂擎天，同樣是為棟為梁，西敏寺相容的傳統是可貴的。他想起自己的家渺渺在東方，崑崙高，黃河長，一百條泰晤士的波濤也注不滿長江，他想起自己的家裡激辯正高昂，仇恨，是人人上街佩戴的假面，所有的擴音器蟬噪同一個單腔單調，桂葉都編成掃帚，標語貼滿屈原的額頭。

出得寺來，倫敦的街上已近黃昏，八百萬人的紅塵把他捲進去，匯入浮光掠影的街景。這便是肩相摩鷺相接古老又時新的倫敦，西敏寺中的那些鬼魂，用血肉之身愛過，咒過，鬧過的名城。這樣的街上曾走過孫中山，丘吉爾，馬克思，當倫敦較小較矮，滿地是水塘，更走過女王的車輦和紅氅披肩的少年。四百年後，執節戴冕的是另一個伊麗莎白在白金漢宮，但誰是錦心繡口另一個威廉？在一排猶青的楓樹下他回過頭去。那灰樸樸的西敏寺，和更為魁偉的國會，夕照裡，峻拔的鐘樓，高高低低的尖塔纖頂，正託著天色泅藍和雲影輕輕。他向前走去，沿著一排排黑漆的鐵柵長欄，然後是班馬線和過街的綠燈，紅圈藍槓的地下車標誌下，七色鮮麗的報攤水果攤，紀念品商店的櫥窗裡，一列列紅衣黑褲的衛兵，玻璃上映出的卻是兩個警伯的側像，高盔發發而束頸。他沿著風車堤緩緩向南走，逆著泰晤士河的東流，看不厭堤上的榆樹，樹外的近橋和遠橋，過橋的雙層紅巴士，遊河的白艇。

——水仙水神已散盡，

泰晤士河啊你悠悠地流，我歌猶未休。

從豪健的喬叟到聰明的奧登，一江東流水奶過多少代詩人？而他的母奶呢，奶他的汨羅江水飲他的淡水河呢？那年是中國大地震西歐大旱的一年，整個英倫在喘氣，惴惴於二百五十年未見的苦旱。聖傑姆斯公園和海德公園的草地，枯黃一片，恰如艾略特所預言，長靠背椅上總有三兩個老人，在亢旱的月份桔生待雨。而就在同時一場大臺風，把小小的香港答成旋轉的陀螺，暴雨急湍，沖斷了九廣鐵路。那晚是他在倫敦最後的一晚，那天是八月最後的一天。一架波音七○七在蓋特威克機場等他，不同的風雲在不同的領空，東方迢迢，是他的起點和終點。他是西征倦遊的海客，一顆心惦著三處的家：一處是新窩，寄在多風的半島，一處是舊巢，偎在多雨的島城，多雨而多情，而真正的一處那無所不載的後上，倒顯得生疏了，縱鄉心是鐵砧也經不起三十載的捶打捶打，怕早已忘了他吧，雖然他不能忘記。

當晚在旅館的檯燈下，他這樣結束自己的日記：「這世界，來時她送我兩件禮物，一件是肉身，一件是語文。走時，這兩件都要還她，一件，已被我用壞，連她自己也認不出來，另一件我愈用愈好，還她時比領來時更活更新。縱我做她的孩子有千般不是，最後我或許會被寬恕，欣然被認做她的孩子。」

一九七六年十月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