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家人的衣食,為自己的職務,日日地忙著,沒有坐下閒想的工夫;心裡似乎什麼都有,又似乎什麼都沒有。萍見面時,常嘆息於我的沉靜;他斷定這是退步。是的,我有兩三年不大能看新書了,現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無源的水一樣,教它如何能夠滔滔地長流呢?幸而我還不斷地看報,又住在北京,究竟不至於成為與世隔絕的人。況且魯迅先生說得好:「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無論你是怎樣的小人物,這時代如閃電般,或如遊絲般,總不時地讓你瞥著一下。它有這樣大的力量,決不從它巨靈般的手常中放掉一個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著它的威脅。大約因為我現在住著的北京,離開時代的火焰或漩渦還遠的緣故吧,我還不能說清這威脅是怎樣;但心上常覺有一點除不去的陰影,這卻是真的。我是要找一條自己好走的路;只想找著「自己」好走的路罷了。但哪裡走呢?或者,哪裡走呢!
我所彷徨的便是這個。
說「哪裡走?」是還有路可走;只須選定一條便好。但這也並不容易,和舊來所謂立志不同。立志究竟重在將來,高遠些,空泛些,是無妨的。現在我說選路,卻是選定了就要舉步的。在這時代,將來只是「浪漫」,與過去只是「腐化」一樣。它教訓我們,靠得住的只是現在,內容豐富的只是現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現在;現在是力,是權威,如鋼鐵一般。但像我這樣一個人,現在果然有路可走麼?果然有選路的自由與從容麼?我有時懷疑這個「有」,於是乎悚然了:哪裡走呢!舊小說裡寫勇將,寫俠義,當追逼或圍困著他們的對手時,往往斷喝一聲道,「往哪裡走!」這是說,沒有你走的路,不必走了;快快投降,遭擒或受死吧。投降等也可以說是路,不過不是對手所欲選擇的罷了。我有時正感著這種被迫逼,被圍困的心情:雖沒有身臨其境的慌張,但覺得心上的陰影越來越大,頗有些惘惘然。三個印象
我知道這種心情的起原。春間北來過上海時,便已下了種子;以後逐漸發育,直至今日,正如成蔭的大樹,根株蟠結,不易除去。那時上海還沒有革命呢;我不過遇著一個電車工人罷工的日子。我從寶山路口向天後宮橋走,街沿上擠擠挨挨滿是人;這在平常是沒有的。我立刻覺著異樣;雖然是晴天,卻像是過著梅雨季節一般。後來又坐著人力車,由二洋涇橋到海寧路,經過許多熱鬧的街市。如密雲似的,如波浪似的,如火焰似的,到處擾擾攘攘的行人;人力車得委婉曲折地穿過人叢,拉車的與坐車的,不由你不耐著性兒。我坐在車上,自然不要自己掙扎,但看了人群來來往往,前前後後,進進退退地移動著,不禁也暗暗地代他們出著力。這頗像美國式足球戰時,許多壯碩的人壓在一個人身上,成了肉堆似的;我感著窒息一般的緊張了。就是那天晚上,我遇著郢。我說上海到底和北京不同;從一方面說,似乎有味得多--上海是現代。郢點點頭。但在上海的人,那時怕已是見慣了吧;讓諦知道,又該說我「少見多怪」了。
第二天是我動身的日子,火來送我。我們在四馬路上走著,從上海談到文學。火是個深思的人。他說給我將著手的一篇批評論文的大意。他將現在的文學,大別為四派。一是反語或冷嘲;二是鄉村生活的描寫;三是性慾的描寫;四是所謂社會文學,如記一個人力車伕挨巡捕打,而加以同情之類。他以為這四種都是pettybourgeoisie1的文學。一是說說閒話。二是寫人的愚痴;自己在圈子外冷眼看著。四雖意在為proletariat2說話,但自己的階級意識仍脫不去;只算「發政施仁」的一種變相,只算一種廉價的同情而已。三所寫的頹廢的心情,仍以bourgeoisie3的物質文明為背景,也是pettybourgeoisie的產物。這四派中,除第三外,都除外自己說話。火不贊成我們的文學除外自己說話;他以為最親切的還是說我們自己的話。至於所謂社會文學,他以為竟毫無意義可言。他說,bourgeoisie的滅亡是時間問題,pettybourgeoisie不用說是要隨之而去的。一面proletariat已漸萌芽蠢動了;我們還要用那養尊處優,豐衣足食(自然是比較的說法)之餘的幾滴眼淚,去代他們申訴一些浮面的,似是而非的疾苦,他們的不屑一顧,是當然。而我們自己已在向滅亡的途中,這種不幹己的呼籲,也用它不著。所以還是說自己的話好。他說,我們要儘量表現或暴露自己的各方面;為圖一個新世界早日實現,我們這樣促進自己的滅亡,也未嘗沒有意義的。「促進自己的滅亡」,這句話使我竦然;但轉念到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的時候,我又爽然自失。與火相別一年,不知如何,他還未將這篇文寫出;我卻時時咀嚼他那末一句話。
1英文:小資產階級。
2英文:無產階級。
3英文:資產階級。
到京後的一個晚上,栗君突然來訪。那是一個很好的月夜,我們沿著水塘邊一條幽僻的小路,往復地走了不知幾趟。我們緩緩地走著,快快地談著。他是勸我入黨來的。他說像我這樣的人,應該加入他們一夥兒工作。工作的範圍並不固定;政治,軍事固然是的,學術,文學,藝術,也未嘗不是的--儘可隨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說,將來怕離開了黨,就不能有生活的發展;就是職業,怕也不容易找著的。他的話是很懇切。當時我告訴他我的躊躇,我的性格與時代的矛盾;我說要和幾個熟朋友商量商量。後來萍說可以不必;郢來信說現在這時代,確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說將來必須如此時再說吧。我於是只好告訴栗君,我想還是暫時超然的好。這超然究竟能到何時,我毫無把握。若能長此超然,在我倒是佳事。但是,若不能呢?我因此又迷糊著了。時代與我
這時代是一個新時代。時代的界限,本是很難畫出的;但我有理由,從十年前起算這時代。在我的眼裡,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struggle1;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我說三個步驟,是說它們先後相承的次序,並不指因果關係而言;論到因果關係,是沒有這麼簡單的。實在,第二,第三兩個步驟,只包括近一年來的時間;說以前九年都是醞釀的時期,或是過渡的時期,也未嘗不可。在這三個步驟裡,我們看出顯然不同的兩種精神。在第一步驟裡,我們要的是解放,有的是自由,做的是學理的研究;在第二,第三步驟裡,我們要的是革命,有的是專制的黨,做的是軍事行動及黨綱,主義的宣傳。這兩種精神的差異,也許就是理想與實際的差異。
1英文:階級鬥爭。在解放的時期,我們所發見的是個人價值。我們詛咒家庭,詛咒社會,要將個人抬在一切的上面,作宇宙的中心。我們說,個人是一切評價的標準;認清了這標準,我們要重新說不定一切傳統的價值。這時是文學,哲學全盛的日子。雖也有所謂平民思想,但只是偶然的憐憫,適成其為慈善主義而已。社會科學雖也被重視,而與文學,哲學相比,卻遠不能及。這大約是經濟狀況劇變的緣故吧,三四年來,社會科學的書籍,特別是關於社會革命的,銷場漸漸地增廣了,文學,哲學反倒被壓下去了;直到革命爆發為止。在這革命的時期,一切的價值都歸於實際的行動;軍士們的槍,宣傳部的筆和舌,做了兩個急先鋒。只要一些大同小異的傳單,小冊子,便已足用;社會革命的書籍亦已無須,更不用提什麼文學,哲學了。這時期「一切權力屬於黨」。在理論上,不獨政治,軍事是黨所該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該黨化。黨的律是鐵律,除遵守與服從外,不能說半個「不」字,個人--自我--是渺小的;在黨的範圍內發展,是認可的,在黨的範圍外,便是所謂「浪漫」了。這足以妨礙工作,為黨所不能容忍。幾年前,「浪漫」是一個好名字,現在它的意義卻只剩了諷刺與詛咒。「浪漫」是讓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儘量發洩,這樣擴大了自己。但現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無訓練的,不能發生實際效用;現在是緊急的時期,用不著這種不緊急的東西。持續的,強韌的,有組織的工作,在理知的權威領導之下,向前進行:這是今日的教義。黨便是這種理知的權威之具體化。黨所要求於個人的是犧牲,是無條件的犧牲。一個人得按著黨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現在革命的進行雖是混亂,有時甚至失掉革命的意義;但在暗中classstruggle似乎是很激烈的。只要我們承認事實,無論你贊成與否,這struggle是不斷地在那邊進行著的。來的終於要來,無論怎樣詛咒,壓迫,都不中用。這是一個世界波浪。固然,我絲毫不敢說這struggle,便是就中國而言,何時結束,怎樣結束;至於全世界,我更無從懸揣了。但這也許是杞憂吧?我總預想著我們階級的滅亡,如火所說。這滅亡的到來,也許是我所不及見,但昔日的我們的繁榮,漸漸往衰頹的路上走,總可以眼睜睜看著的。這衰頹不能盼望在平和的假裝下度了過去;既說struggle,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說不得要露出猙獰的面目,毒辣的手段來的。槍與炸彈和血與肉打成一片的時候,總之是要來的。近來廣州的事變,殺了那麼些人,燒了那麼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
自然,我們說,這種破壞是殘忍的,只是殘忍的而已!我們說,那一些人都是暴徒,他們毀掉了我們最好的東西--文化!「我們詛咒他們!」「我們要復仇!」但這是我們的話,用我們的標準來評定的價值;而我們的標準建築在我們的階級意識上,是不用說的。他們是,在企圖著打倒這階級的全部,倘何有於區區評價的標準?我們的詛咒與怨毒,只是「我們的」詛咒與怨毒,他們是毫無認識的必要的。他們可以說,這是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必要的歷程!他們有他們評價的標準,他們的階級意識反映在裡邊,也自有其理論上的完成。我們只是詛咒,怨毒,都不相干;要看總struggle如何,才有分曉。不幸我覺得我們struggle的力量,似已微弱;各方面自由的,自私的發展,失了集中的陣勢。他們卻是初出柙的猛虎,一切不顧忌地拚命上前肉搏;真專制的紀律將他們凝結成鐵一般的力量。現在雖還沒有充足的經驗,屢次敗退下去;但在這樣社會制度與情形之下,他們的人是隻有一天天激增起來,勢力愈積愈厚;暫時的挫折與犧牲,他們是未必在意的。而我們的基礎,我雖然不願意說,勢所必至,會漸漸空虛起來;正如一座老建築,雖然時常修葺,到底年代多了,終有被風雨打得坍倒的一日!那時我們的文化怎樣?該大大地變形了吧?我們自然覺得可惜;這是多麼空虛和野蠻呀!但事實不一定是空虛和野蠻,他們將正欣幸著老朽的打倒呢!正如歷史上許多文化現已不存在,我們卻看作當然一般,他們也將這樣看我們吧?這便是所謂「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我們看君政的消滅,當作快事,他們看民治的消滅,也當一樣當作快事吧?那時我們滅亡,正如君主滅恨一般,在自然的眼裡,正是一件稀鬆大平常的事而已。
我們的階級,如我所預想的,是在向著滅亡走;但我為什麼必得跟著?為什麼不革自己的命,而甘於作時代的落伍者?我為這件事想過不止一次。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又是沒有定見的人,只是東鱗西爪地漁獵一點兒;我是這樣地愛變化,甚至說是學時髦,也可以的。這種性格使我在許多情形裡感著矛盾;我之所以已到中年而百無一成者,以此。一面我雖不是生在什麼富貴人家,也不是生在什麼詩禮人家,從來沒有闊過是真的;但我總不能不說是生在pettybourgeoisie裡。我不是個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時代。我在pettybourgeoisie裡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pettybourdgeoisie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pettybourgeoisie的。離開了pettybourgeoisie,我沒有血與肉。我也知道有些年歲比我大的人,本來也在pettybourgeoisie裡的,竟一變到proletariat去了。但我想這許是天才,而我不是的;這許是投機,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罷了。我並非迷信著pettybourgeoisie,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捨下。我是生長在都市裡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於運轉機器,我也毫無訓練與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種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體力也太不成,終於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proletariat,是不可能的。從一面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壞,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兒!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沒有一個依據;於是回過頭來,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輪子若急轉直下,新局面忽然的來,我或者被驅迫著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時怎樣?我想會累死的!若反抗著不做,許就會餓死的。但那時一個階級已在滅亡,一個人又何足輕重?我也大可不必蠍蠍螫螫地去顧慮了罷。
proletariat在革命的進行中,容許所謂pettybourdgeoisie同行者;這是我也有資格參加的。但我又是個十二分自私的人;老實說,我對於自己以外的人,竟是不大有興味顧慮的。便是妻子,兒女,也大半因了「生米已成熟飯」,才不得不用了廉價的同情,來維持著彼此的關係的。對於proledtariat,我所能有的,至多也不過這種廉價的同情罷了,於他們絲毫不能有所幫助。火說得好:同情是非革命;嚴格論之,非革命簡直可以說與反革命同科!至於比同情進一步,去參加一些輕而易舉的行動,在我卻頗為難。一個連妻子,兒女都無心照料的人,哪能有閒情,餘力去顧到別的在他覺著不相干的人呢?況且同行者也只是搖旗吶喊,領著的另有其人。他們只是跟著,遠遠地跟著;一面自己的階級性還保留著。這結果仍然不免隨著全階級的滅亡而滅亡,不過可以晚一些罷了。而我懶惰地躲在自己的階級裡,以懶惰的同情自足,至多也只是滅亡。以自私的我看來,同一滅亡,我也就不必拗著自己的性兒去同行什麼了。但為了自己的階級,挺身與proletariat去struggle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我若可以說是反革命,那是在消極的意義上。我是走著衰弱向滅亡的路;即使及身不至滅亡,我也是個落伍者。隨你怎樣批評,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