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麗麗仔細觀察後發現，師傅每天會提前半小時到達法院，在日常工作中，一週要開十多個庭，短的一小時，長的需要一整天。師傅每週五和週六就會開始閱讀下週要開庭的案卷，他會用鉛筆在紙上寫下開庭要問的問題，夾在卷裡。因此，每週六他會到辦公室加班一天，從不間斷。
田麗麗所在的派出法庭，每年需要審結1300到1500宗案子，分到每個法官頭上，一人一年需要審理兩三百個案子。田麗麗一開始覺得這個工作量實在無法承受，幾乎每個工作日都要寫出一個判決，還得庭審和處理其他事務。
普通程式案件的合議庭，多由一個法官和兩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人民陪審員是從陪審員名冊中選出來的，他們基本上都是公務員、老師、醫生和退休人員，每次陪審的報酬是50塊錢。人民陪審員在庭上很少會提問，庭後的討論也只是個人觀感：「這個人太差勁了，連自己孩子都不養。」人民陪審員從不左右判決的結果，但由於法官人手不足，缺了這兩個人民陪審員，普通程式的案子就沒辦法開庭。
師傅庭審很仔細，問題總是問得很細，遇到情緒激動的當事人，在法庭上控制不住老說重複的話，師傅也很耐心地讓對方說下去，常常一個庭審會沒完沒了地開上一天。
開完庭後，師傅一般都會得出結論，是支援原告還是被告。如果田麗麗的意見和他相左，兩人就會仔細討論。田麗麗是法官助理，不需要參加開庭，她根據師傅庭審的案卷寫判決。
她從上班寫到下班，平均兩天寫三個判決。我們那時都覺得，用不了多久，田麗麗就會按照她所規劃的那樣，成為一個優秀的大法官。
二
2012年，我到深圳看田麗麗。她的宿舍樓在一個老舊民宅裡，三個同事共用不到100平米的房子，每人一個房間。樓上樓下都住著她的同事，大家一起坐班車，一起上班下班，三餐都在一起吃，飯桌上討論的都是案子，和學生時代並沒有太多差別。
田麗麗正忙著全國法院的徵文比賽，前一年她選了民事審判的題目，這一年她在寫一個銀行卡盜刷的案例研究。我發現田麗麗工作起來得心應手，而且很有規律。每週五下午是她自己規定的學習時間，那個下午她不寫判決，會學習最新的法規和判例，總結審理過的案子。她發現自己審的銀行卡盜刷案都沒有被改判，說明思路和上級法院是一致的。她認真研究每個案子，總結出銀行卡盜刷的重點是舉證責任的分配，就此寫了篇論文。
但田麗麗開始有了抱怨，經常嘮叨工作中的瑣碎。她遇到了一個交通案，肇事人是個外地打工的年輕人，他的麵包車在紅綠燈路口撞了人。田麗麗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善良老實，傷殘事故的賠償近十萬，年輕人沒有上交強險，又是外來務工者，這筆費用著實不小。
田麗麗在內心是有偏向的，她希望能幫年輕人調解，或者爭取少判點錢。但在法庭上，年輕人要求調取監控錄影，這時距離他撞人已經超過半年，而此前他對交通認定書並沒有異議。田麗麗向他解釋：「第一，你沒有在法定期限內提出調查取證，第二，你提出的取證對我們沒有意義，我們不能去修改責任認定書。」還有一點，田麗麗沒說出來，法院調查取證很難得到配合，他們根本調取不到這個錄影。
年輕人不聽，又要求重新做傷殘鑑定。「他要求患者完全痊癒後重新做鑑定，這不符合法醫學的意見。」田麗麗向我抱怨。
不管田麗麗怎麼向他解釋都沒用，年輕人非常激動，甚至說法院偏向原告，這讓田麗麗很受傷。事情發展到後來，年輕人天天帶著他七八十歲的母親來法院鬧，在開庭過程中衝撞書記員，還打了書記員。田麗麗最後秉公判決了這個案子，年輕人上訴後，上級法院維持原判。
法院前輩們給田麗麗的意見是：「案子不能投入太多，每個人你都會覺得很可憐，但其實並不值得可憐。久而久之，你見怪不怪，變得麻木就好了。」
我想，田麗麗並不希望變成這樣。她告訴我，她想回北京。
她開始到處託人在北京找工作。問及原因，她說：「基層法官並不是一個有尊嚴的職業。」她講了她遇到的另一個勞動爭議案子，當事人是個it公司的員工，在公司的國外駐地打架被調回國，他開始鬧事，公司就把他開除了。案子到田麗麗的法院，判了這家公司違法解除。這名員工又回去上班，但他同時提出一個勞動爭議案件，要求公司補發他被開除後的工資，法院支援了他。員工勝訴後，在部落格上天天辱罵公司領導，公司受不了了，與他談了協商解除勞動合同的協議，賠償他60多萬元，讓他離開。
但他簽完協議就後悔了，又到法院起訴，要求認定這份協議無效。這一次，法院並沒有支援他。他開始在部落格上辱罵法官和書記員，跑到法院又立了一堆案，包括要求公司公開道歉。
最後，這名員工跑到法院大鬧，罵哭書記員，在電梯裡辱罵田麗麗的師傅。師傅的脾氣是出了名的好，也忍不住寫了申請，希望以擾亂法庭秩序的名義拘留這名員工。院長沒批，副院長接待了員工，談了兩次，要求他刪除攻擊語言。他卻變本加厲到法院鬧，師傅再次提出申請拘留他，院長還是沒同意。
「太失望了，對這種人不能讓步，這個時候院長沒有維護審判人員的尊嚴，整個庭都非常洩氣，我們都覺得，遇到事情，根本沒有人會為我們撐腰，」田麗麗抱怨，「在求穩這件事情上，我們吃了很多悶虧。我覺得只要案子是站得住腳的，經得起檢查的，就不應該讓步。」另有一次，一個河南打工者在深圳被車撞死，政府賠了死者父母八九十萬，結果錢拿回老家被兒媳婦佔了，老兩口又跑回深圳法院，躺在法院門口，要求幫他們主持公道。法官們出來解釋：「你們應該回河南打繼承官司。」但他們說，河南的法官不會管的。正好那年趕上大運會，法院趕緊給老兩口安排了住處，只要他們出門吃飯，就得派人跟在後面買單。
「到最後，就好像是我們幹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田麗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