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幾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沒能做成陀飛輪。他和李方樂所做的，原本應由整個工業體系來支援，最後卻成了孤獨的徒勞。

2013年春節，李方樂待在家裡左右不是，最後下了決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裝置悶頭搞起來。同事看他已經忙活了好幾年，問道，老李，怎麼還沒搞好？李方樂呵呵笑道，完成之後，一定請你們吃酒。心裡想的是，這次如果搞不出來，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圖紙，四處找資料，發現原來是齒輪的中心距不對，所以兩隻齒輪咬住了不轉。必須要重新制作齒輪。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師傅留下的「土」機器，手工操作，做了兩隻像指甲一樣大小的齒輪，每隻齒輪有84齒。

李方樂的第三個機芯，轉動了。他實現了自己的許諾，請同事們吃了一頓飯。

三

按照北方話，李方樂會被稱為「李大爺」。他連聲說：「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爺。」「叫我老李。」他說。最後我們折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稱呼：「李師傅」。

李師傅穿著樸素，同事送的羽絨服，冬天也不捨得穿，礦泉水瓶子裡泡好了茶，塑膠袋裡裝了他所有的寶貝：機芯、圖紙、眼鏡……他說，他沒有別的興趣，只喜歡這個：鐘錶。

李師傅關於鐘錶的知識，大部分是從展覽和雜誌中來。

1990年代初，他帶女兒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鐘錶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館的藏品，其中有一隻擺輪作360°旋轉，這是他第一次見到陀飛輪。

1999年，他在書報亭看到一本雜誌《名錶之苑》，在雜誌裡，他知道了最好的手錶不只是勞力士、歐米茄。之後，他又看到《名錶論壇》，這本雜誌由香港「錶王」鍾泳麟創辦。鍾泳麟是物質富足時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車名筆樣樣都能寫，寫得最多的是腕錶。每隻表他都能夠講出機芯、機構、歷史……他說，一個男人必須要有三塊手錶：日常佩戴、運動款和適合正式場合的華麗腕錶。而鍾泳麟本人則收藏了四百多塊名錶。每天一塊，一年不會重複。

這些表沒有一塊是李師傅買得起的。李師傅講了一個故事，香港滙豐銀行的一個大班，無意中在倉庫裡看到一批古董鐘錶，迷住了。他退休後，在世界各地收集鐘錶。有錢，此事也不難。可是有一次，在拍賣會上競拍時，他最後差一口氣，心愛的腕錶給人買走了。大班生了一場大病，幡然醒悟，連開兩場拍賣會，把所有的收藏都拍賣掉了。李師傅說：「徹底解脫了。再也不動這個念頭了。」

月薪兩千多塊的退休工人，談著香港大亨、名錶藏家，卻絲毫不令人覺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懷錶、腕錶一直是有錢人的財產，闊太太小姐的首飾。「一戰」後，儘管腕錶普及，但是高檔腕錶有各式奇技淫巧、琺琅、鑲鑽，向來不是一般人能夠擁有的。李師傅卻用這個故事，想說明名鍾名錶背後財富的虛無，沒有也罷。他最在乎的是：這些機械到底是如何運轉的？從鐘錶愛好者，李師傅最終走向了製造者。

李師傅決定做機芯之後，很少告訴別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別人笑話。你也能行嗎？他怕別人這樣問。儘管第三隻機芯走動了，但走了幾天，又停了。有時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勞力士，你這是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決定再拿出一年時間，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師傅也清楚，自己的機芯，只是個人的玩具。把機芯改變形狀，重新排列，在鐘錶行業，也只是簡單的、已成型的工藝。至於更復雜的功能，只能望洋興嘆了。在卡地亞的展覽上，儘管他感激瑞士工匠，但是對著滿室的名鍾名錶，他覺得自己的機芯，好比醜媳婦，難見公婆。

然而談論這些複雜的工藝，仍然是李師傅最開心的事。比如積家的「空氣鍾」，利用溫度變化，熱脹冷縮，作為動力的來源。「相當於永動機了。」他讚歎。

還有「三問」。何為「三問」？報時，報刻，報分。李師傅翻開一本磚頭厚的雜誌，大半本雜誌包著一個「三問」的簡易機芯，機芯旁邊寫著12：59——一天中數字最多的時刻。他從塑膠袋裡拿出一個鑰匙扣電池，小心地放進去，壓上開關。

「叮，叮，叮……」雜誌的小洞裡傳來了12下聲響。12點。

「叮咚，叮咚，叮咚。」李師傅伸出三個手指，示意這是三刻。

「叮，叮，叮……」報分的聲音與報時相同，卻要高八度，聽起來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靜的辦公室裡，我們身後是一排排電腦。通常，我們往螢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開啟手機，看阿拉伯數字顯示的時間。人類曾經努力將時間實體化，在小小的錶殼內玩弄炫目的把戲，窮盡了心思。以至於今天，鐘錶已難以再有技術創新，只能把一百年前的花樣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不再看錶，更不問表了。

如果晚五十年出生，或許李師傅就是這個時代的it宅男。不懂電腦，讓他在製表時很吃虧，現在學，也來不及了。李師傅說，時間已經在倒數了。不過，他也曾在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世界，成為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