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閒說中部

既然是實用的世俗文化系統，當然就有能力融合外來文化，變化自身，自身變化。

有意思的是，這種不斷變化，到頭來卻令人覺得是保持不變的。我想造成誤會的是中國從秦始皇「書同文」以後的方塊象形字幾乎沒有變。漢代的木簡，我們今天讀來沒有困難，難免讓人恍惚。

你們都知道宋朝的李清照，她的丈夫趙明誠好骨董，李清照寫《金石錄後序》講到戰亂時如何保留收藏，說是插圖多的書先丟，沒有款識的古器先丟，原則是留下文字最為重要。

讀書人認為文字留下了，根也就保住了。

不識字的中國老百姓也曉得「敬惜字紙」，以前有字的紙是要集中在一起燒掉的，類似一種儀式，字，是有神性的。記得聽張光直先生說中國文字的發生是為通人神，是縱向的，西方文字是為傳播，是橫向的。

我想中國詩發生成熟得那樣早，而且詩的地位最高，與中國字的通神作用有關吧。這樣地對待文字，文字焉敢隨便變化？

我們可以注意一下詞，詞的變化和新詞很多。大體說來，翻譯佛經產生了很多的新詞，像「佛」、「菩薩」、「羅漢」、「金剛」、「波羅蜜」等等。

第二次是元雜劇，為了記錄游牧民族帶來的疊音，像「呼啦啦」、「滑溜溜」等等。有個朋友問我「烏七麻黑」怎麼寫，我說「烏七麻」大概是以前北方游牧民族帶來的形容「黑」的詞的音寫，或者「七麻」是，加在「烏黑」當中，也許都是語音助詞，總之多麼多麼「黑」就是了，將「烏」和「黑」寫對，其他隨便。

第三次仍然是為了適應外來文明，也就是近代。科學中化學名詞最明顯，生生造出許多化學元素的表音表義字，等於詞。明末徐光啟、李之藻那輩人翻譯歐洲傳來的數學天文知識，中國字詞將將夠，對付過去了。清末以後，捉襟見肘，說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反動」、「主任」、「主席」、「主觀」、「傳統」等等等等，都是外來語，直接從日本搬來的詞形。魯迅講「拿來主義」，他們那個時代，正是拼命拿來的時代。

我們看現在讀書人的文章，外來的關鍵詞不勝列舉，像什麼「一元論」、「人道」、「人權」、「人格」、「人生觀」、「反映」、「原理」、「原則」、「典型」、「肯定」、「特別」、「直覺」、「自由」、「立場」、「民族」、「自然」、「作用」、「判斷」、「侷限」、「系統」、「表現」、「批評」、「制約」、「宗教」、「抽象」、「政策」、「美學」、「客觀」、「思想」、「背景」、「相對」、「流行」、「條件」、「現代」、「現實」、「理性」、「假設」、「進化」、「教育」、「提供」、「極端」、「意志」、「意識」、「經驗」、「解決」、「概念」、「認為」、「說明」、「論文」、「調節」、「緊張」，大概有五百多個。

我知道我再舉下去，你們大概要瘋了，而以上還只是從日文引進中文的幾個例子，而且不包括直接譯自西方的詞，比如譯自英文engine的「引擎」，index的「引得」，「引得」

後來被取自日文的「索引」代替了。

如果我們將引進的所有漢字形日文詞剔除乾淨，一個現代的中國讀書人幾乎就不能寫文章或說話了。

你們若有興趣，不妨找上海辭書社編的《漢語外來詞詞典》來看看，一九八四年初版，收詞相當謹慎。我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在湖南古丈縣城的書店裡買到，一邊看一邊笑。

從世俗本身來講，也是一直在變化的，不妨多看野史、筆記。

不過正史也可讀出端倪，中國曆代的皇家，大概有一半不是漢人。孟子就說周文王是「西夷之人」。秦更被稱為「戎狄」。常說的唐，皇家的「李」姓，是李家人還沒當皇帝時被恩賜的。這李家人生「虯髯」，也就是捲毛連鬢鬍子，不是蒙古人種，唐太宗死前囑咐「喪葬當從漢制」，生怕把他當胡人埋了。

陳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篇《統治階級之氏族及其升降》裡的考證非常詳細，你們有興趣不妨讀讀，陳先生認為種族與文化是李唐一代史事的關鍵，實在是精明之論。

我去陝西看章懷太子墓，裡面的壁畫，畫的多是胡人，這位高幹子弟交的盡是外國朋友，更不要說皇家重用的軍事大員安祿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安祿山當時鎮守的河北，通行胡語，因此有人去過了河北迴來憂心忡忡，認為安祿山必反。

唐朝人段成式的《酉陽雜俎》，你們若有興趣，拿來當閒書讀，一天一小段，唐的世俗典故，物品來源，寫得健朗。

也是唐朝人的崔令欽的《教坊記》，現在有殘卷，裡面記的當時唐長安、洛陽的世俗生活，常有世俗幽默，又記下當年的曲名，音樂大部分是外來的，本來的則專稱「清樂」。

我想唐代多詩，語句比後世的詩通俗，是因為新的音樂進來。

唐詩應該是唱的，所謂「裝腔」，類似填詞，詩配腔，馬上就能唱，流佈開來。

唐傳奇裡有一篇講到王之渙與另外兩個大詩人在酒樓喝酒，聽到旁邊有一幫伎女唱歌，於是打賭看唱誰的詩多。

我們覺得高雅的唐詩，其實很像現在世俗間的流行歌曲、卡拉ok.

白居易到長安，長安的名士顧況調侃他說「長安米貴，白居不易」，意思是這裡米不便宜，留下來難哪，這其實是說流行歌曲的填詞手競爭激烈。

白居易講究自己的詩通俗易懂，傳說他做了詩要去唸給不識字的婦女小孩聽，這簡直就把通俗做了檢驗一切的標準了。

做詩，自己做朋友看就是了，為什麼會引起生存競爭？看來唐朝的詩多商業行為的成分，不過商品質量非常高，偽劣品站不住腳。

唐代有兩千多詩人的五萬多首詩留下來，恐怕靠的是世俗的傳唱。

唐的風采在燦爛張狂的世俗景觀，這似乎可以解釋唐為什麼不產生哲學家，少思想家。

大而言之，周，秦，南北朝，隋唐，五代，元，清，皇家不是漢人。辛亥革命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若說的是恢復到明，明的朱家卻是回族，這族譜儲存在美國。

漢族種性的純粹，是很可懷疑的，經歷了幾千年的混雜，你我都很難說自己是純粹的漢人。在座有不少華裔血統的人生連鬢鬍鬚，這就是胡人的遺傳，蒙古人種的是山羊鬍子，上唇與下巴的鬍鬚與鬢並不相連。

中國曆代的戰亂，中原人不斷南遷。廣東人說粵語是唐音，我看閩南語亦是古音，以這兩個地區的語音讀唐詩，都在韻上。

北方人讀唐詩，聲音其實不得精神，所以後來專有金代官家的「平水韻」來適應。毛澤東的詩詞大部分用的就是明清以來做近體詩的平水韻。

所謂的北方話，應該是鮮卑語的變化，例如入聲消失了。你想北方游牧民族騎在馬背上狂奔，入聲音互相怎麼會聽得到？聽不到豈不分道揚鑣，背道而馳？入聲音是會亡族滅種的。

內地說的普通話，臺灣說的國語，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話。杭州在浙江，杭州話卻是北方話。北宋南遷，首都汴梁也就是現在的開封，轉成了南宋的臨安也就是現在的杭州，想來杭州話會是宋時的河南話？

殷人大概說的是最古的漢話，因為殷人是我們明確知道的最古的中原民族，不過炎帝治下的中原民族說的話，也可算是漢話，也許我們要考一考苗瑤的語言？不過這些是語言歷史學者的領域。

我去福建，到漳浦，縣城外七十多里吧，有個「趙家城」在山裡頭，原來是南宋宗室趙若和模仿北宋的汴梁建了個迷你石頭城，為避禍趙姓改姓黃。過了一百年，元朝覆亡，黃姓又改回姓趙。汴京有兩湖，「趙家城」則有兩個小池塘模仿著。城裡有「完璧樓」，取「完璧歸趙」的意思。

我去的時候城裡城外均非人民公社莫屬，因為石頭城儲存得還好，令我恍惚以為宋朝就有了人民公社。

中國南方的客家人儲存族譜很認真，這是人類學的一大財富。中國人對漢族的歷史認真在二十幾史，少有人下死功夫搞客家人的族譜，他們的語言，族譜，傳說，應該是中原民族的年輪，歷代「漢人」「客」來「客」去的世俗史。

我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圖書館，中國的原版地方誌多得不得了，回北京後說給一個以前在琉璃廠舊書鋪的老夥計聽。

我這個忘年交說，辛亥革命後，清朝的地方誌算是封建餘孽，都拉到琉璃廠街兩邊兒堆著，好像現在北京秋後冬儲菜的碼法兒。日本人先來買，用文明棍兒量高，一文明棍兒一個大銅子兒拿走，日本人個兒矮棍兒也短，可日本人懂。後來西洋人來買，西洋人可是個兒高棍兒也長，還是一文明棍兒一個銅子兒拿走。不教他們拿走，也是送去造紙，堆這兒怎麼走道兒呀？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從秦始皇開始的傳統，之前的周滅商，周卻是認真學習商的文明制度。我們看陝西出土的甲骨上的字形，刻得娟秀，一副好學生的派頭。孔子是殷人的後裔，說「吾從周」，聽起來像殷奸的媚語，其實周禮學殷禮，全盤「殷」化，殷亡，殷人後裔孔子坦然從周，倒是有道理的。

秦始皇以後，歷代常常是民族主義加文化小革命，一直到辛亥革命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都是。元朝最初是採取種族滅絕政策，漢人的反彈是「八月十五殺韃子」。

之後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新鮮在有「無產階級」四個字，好像不關種族了，其實毀起人來更是理直氣壯的超種族。論到破壞古蹟，則太平天國超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現在常聽到說中國文化只剩下一個吃，但中國世俗裡如此講究吃，無疑是看重俗世的生活質量吧？

我八五年第一次去香港，當下就喜歡，就是喜歡裡面世俗的自為與熱鬧強旺。說到吃，世間上等的烹調，哪國的都有，而且還要變化得更好，中國的幾大菜系就更不用說了。

粵人不吃剩菜，令我這個北方長成的人大驚失色，北方誰捨得扔剩菜？從前北京有一種苦力常吃的飯食叫「折籮」，就是將所有的剩菜剩飯匯在一起煮食。我老家的川菜，麻辣的一大功能就是遮壞，而且講究回鍋菜，剩菜回一次鍋，味道就深入一層。

中國對吃的講究，古代時是為祭祀，天和在天上的祖宗要聞到飄上來的味兒，才知道俗世搞了些什麼名堂，是否有誠意，所以供品要做出香味，味要分得出級別與種類，所謂「味道」。遠古的「燎祭」，其中就包括送味道上天。《詩經》、《禮記》裡這類鄭重描寫不在少數。

前些年文化熱時，用的一句「魂兮歸來」，在屈原的《楚辭·招魂》裡，是引出無數佳餚名稱與做法的開場白，屈子歷數人間烹調美味，誘亡魂歸來，高雅得不得了的經典，放鬆來讀，是食譜。

咱們現在到無論多麼現代化管理的餐廳，照例要送上選單，這是古法，只不過我們這種「神」或「祖宗」要付鈔票。

商王湯時候有個廚師伊尹，因為烹調技術高，湯就讓他做了宰相，烹而優則仕。那裡煮飯的鍋，也就是鼎，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象徵，閩南話現在仍稱鍋為鼎。

極端的例子是烹調技術可以用於做人肉，《左傳》、《史記》都有記錄，《禮記》則說孔子的學生子路「醢矣」，「醢」讀如「海」，就是人肉醬。

轉回來說這供饌最後要由人來吃，世俗之人嘴越吃越刁，終於造就一門藝術。

香港的飯館裡大紅大綠大金大銀，語聲喧譁，北人皆以為俗氣，其實你讀唐詩，正是這種世俗的熱鬧，鋪張而有元氣。

香港人好鮮衣美食，不避中西，亦不貪言中華文化，正是唐代式的健朗。

內地人總講香港是文化沙漠，我看不是，什麼都有，端看你要什麼。比如你可以訂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書，很快就來了，端看你訂不訂，這怎麼是沙漠？

香港又有大量四九年居留下來的內地人，保持著自己帶去的生活方式，於是在內地已經消失的世俗精緻文化，香港都有，而且是活的。

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沙漠都在心裡。

你們若是喜歡看香港電影，不知道了不瞭解香港是沒有電影學院的。依我看香港的電影實在令人驚奇。以香港的人口計算，香港好演員的比例驚人。你們看張曼玉，五花八門都演過，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個轉身，之絕望之鄙夷之蒼涼，柏林電影獎好像只有她這個最佳女演員是給對了。

香港演員的好，都是從世俗帶過來的。這就像以前中國電影演員的好，比如阮玲玉、石揮、趙丹、上官雲珠、李緯的好，也是從世俗帶過來的。現在呢，《阿飛正傳》這種電影，也只有香港才拍得出來。

中國讀書人對世俗的迷戀把玩，是有傳統的，而且不斷地將所謂「雅」帶向俗世，將所謂「俗」弄成「雅」，俗到極時便是雅，雅至極處亦為俗，頗有點「前‘後現代’」的意思。不過現在有不少雅士的玩兒俗，一派「雅」腔，倒是所謂的媚俗了。

你們若有興趣，不妨讀明末清初的張岱，此公是個典型的迷戀世俗的讀書人，葷素不避，他的《陶庵夢憶》有一篇「方物」，以各地吃食名目成為一篇散文，也只有好性情的人才寫得來。

當代的文學家汪曾祺常常將俗物寫得很精彩，比如鹹菜、蘿蔔、馬鈴薯。古傢俱專家王世襄亦是將鷹，狗，鴿子，蛐蛐兒寫得好。肯定這些，寫好這些，靠的是好性情。

中國前十年文化熱裡有個民俗熱，從其中一派驚歎聲中，我們倒可以知道雅士們與世俗隔絕太久了。

有意思的是，不少雅士去關懷俗世匠人，說你這是藝術呀，弄得匠人們手藝大亂。

野麥子沒人管，長得風風火火，養成家麥子，問題來了，鋤草，施肥，滅蟲，防災，還常常顆粒無收。對野麥子說你是偉大的家麥子，又無能力當家麥子來養它，卻只在客廳裡擺一束野麥子示雅，個人玩兒玩兒還不打緊，「兼濟天下」，恐怕也有「時日何喪」的問題。

我希望的態度是隻觀察或欣賞，不影響。

若以世俗中的卑陋醜惡來質問，我也真是無話可說。

說起來自己這幾十年，惡的經驗比善的經驗要多多了，自己亦是爬滾混摸，靠閃避得逞至今。所謂「俗不可耐」，覺到了看到了也是無可奈何得滿胸滿腹，再想想卻又常常笑起來。

揭露聲討世俗人情中的壞，從《詩經》就開始，直到今天，繼續下去是無疑的。

中國世俗中的所謂卑鄙醜惡，除了生命本能在道德意義上的盲目以外，我想還與幾百年來「禮下庶人」造成的結果有關，不妨略說一說。

本來《禮記》中記載古代規定「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講的是禮的適用範圍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寬鬆變通的餘地，常保生機。

孔子懂得這個意思，所以他以仁講禮是針對權力階層的。

戰國時代是養士，士要自己推薦自己，尚無禮下庶人的跡象。

西漢開始薦舉，薦舉是由官員據世俗輿論，也就是「清議」來推薦新的官員，這當中還有許多重要因素，但世俗輿論中的道德評判標準，無疑是薦舉的標準之一。漢代實現「名教」，「清議」說明「名教」擴散到俗世間，開始禮下庶人。漢承秦制，大一統的意識形態是否促進了禮下庶人呢？

魏晉南北朝的臧否人物和那時的名士行為，正是對漢代延續下來的名教的反動。

從記載上看，隋唐好一些。

禮下庶人，大概是宋開始嚴重起來的吧，朱熹講到有個老太太說我雖不識字，卻可以堂堂正正做人。這豪氣正說明「堂堂正正」管住老太太了，其實庶人不必有禮的「堂堂正正」

，俗世間本來是有自己的風光的。

明代是禮下庶人最厲害的時候，因此貞節牌坊大量出現，苦貞、苦節，荼害世俗。晚明讀書人的頹風，或李贄式的特立獨行，亦是對禮下庶人的反動。

清在禮下庶人這一點上是照抄明。王利器先生輯錄過一部《元明清三代禁燬小說戲曲史料》，分為「中央法令」、「地方法令」、「社會輿論」三部分，僅這樣的分法，就見得出禮下庶人的理路。略讀之下，已經頭皮發緊了。

民國初年的反「吃人的禮教」，是宋以後禮下庶人的反彈，只不過當時的讀書人一竿子打到孔子。孔子是「從周」的，周是「禮不下庶人」的。我說過了，被誤會的總是孔子。

「刑不上大夫」是維護權力階層的道德尊嚴，這一層的道德由不下庶人的禮來規定執行。孔子入太廟每事問，非常謹慎，看來他對禮並非全盤掌握，可見禮的專業化程度，就像現在一個畫家進到錄音棚，雖然也是搞藝術的，仍要「每事問」。孔子大概懂刑，所以後來做過魯國的司寇，但看他的運用刑，卻是防患於未然，有兵家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意思。

先秦以前世俗間本來是隻靠刑來治理，所謂犯了什麼刑條，依例該怎麼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反對當時晉的趙簡子將刑條鑄在鼎上公之於眾，看來刑的制定和彝器，規定是不讓「民」看到而知之。

大而言之，我體會「禮不下庶人」的意思是道德有區隔。刑條之外，庶人不受權力階層的禮的限制，於是有不小的自為空間。禮下庶人的結果，就是道德區隔消失，權力的道德規範延入俗世，再加上刑一直下庶人，日子難過了。

解決的方法似乎應該是刑既上大夫也下庶人，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禮呢，則依權力層次遞減，也就是越到下層越寬鬆，生機越多。

你們看我在這裡也開起藥方來，真是慚愧。

中國的讀書人總免不了要開藥方，各不相同。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北京正處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有戲劇性場面的那段時期，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抄家，揪鬥走資派，著名的街道改換名稱。一天中午，我經過西單十字路口，在長安大戲院的旁邊有一群人圍著，中國永遠是有人圍著，我也是喜歡圍上去搞個明白的俗人，於是圍了上去。

原來是張大字報，寫的是革命倡議，倡議革命男女群眾夏天在游泳池游泳的時候，要穿長衣長褲，是不是要穿襪子記不清了，我記得是不需要戴帽子。

圍著的人都不說話，好像在看一張訃告。我自己大致想象了一下，這不是要大家當落湯雞嗎？

游泳穿長衣的革命倡議，還沒有出幾百年來禮下庶人的惡劣意識，倒是圍著的人的不說話，有意思。

像我當時那樣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你不提穿長衣游泳，我倒還沒有想到原來是露著的，這樣一提，真是有魯迅說的「短袖子」的激發力。我猜當時圍著的成年人的不說話，大概都在發揮想象力，顧不上說什麼了。我想現在還有許多北京人記得西單的那張大字報吧？

丹麥的安徒生寫過一篇《皇帝的新衣》，我們不妨來篇《禮下庶人的溼衣》。

我在美國，看選舉中競選者若有桃色新聞，立刻敗掉，一般公民則無所謂，也就是「禮不下庶人」的意思。因此美國有元氣的另一個特點是學英雄而少學聖賢。我體會西方所謂的知識分子，有英雄的意思，但要求英雄還要有理性，實在太難了，所以雖然教育普及讀書人多，可稱知識分子的還是少。

「五四」的時候有一個說法，叫「改造國民性」。

也許有辦法改造國民性，比如改變教科書內容曾改變了清末民初的讀書人，所以民初有人提倡「教育救國」，是個穩妥可行的辦法，只是中國至今文盲仍然很多。

但通過讀書改造了自己的「國民性」的大部分讀書人，又書生氣太重，胸懷新「禮」性，眼裡揉不進砂子，少耐性，好革命，好指導革命。

我在雲南的時候，每天扛著個砍刀看熱帶雨林，明白眼前的這高高低低是億萬年自然形成的，香花毒草，哪一樣也不能少，遷一草木而動全林，更不要說革命性的砍伐了。我在內蒙亦看草原，原始森林和草原被破壞後不能恢復，道理都就在這裡。

我後來躺在草房裡也想通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一廂情願，而且它們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都不是，皮、毛到底還是可以分開的。

糟粕、精華是一體，世俗社會亦是如此，「取」和「去」是我們由語言而轉化的分別智。

魯迅要改變國民性，也就是要改變中國世俗性格的一部分。他最後的絕望和孤獨，就在於以為靠讀書人的思想，可以改造得了，其實，非常非常難做到，悲劇也在這裡。

所謂悲劇，就是毀掉英雄的宿命，魯迅懂得的。但終其一生，魯迅有喜劇，就在於他批判揭露「禮下庶人」的殘酷與虛偽，幾百年來的統治權力對這種批判總是撲殺的。我在這裡講到魯迅，可能有被理解為不恭的地方，其實，對我個人來說，魯迅永遠是先生。

我想來想去，懷疑「改造國民性」這個命題有問題，這個命題是「改造自然」的意識形態的翻版，對於當下世界性的環境保護意識，我們不妨多讀一點弦外之音。而且所謂改造國民性，含禮下庶人的意思，很容易就被利用了。

中國文化的命運大概在於世俗吧，其中的非宿命處也許就是脫數百年來的禮下庶人，此是我這個晚輩俗人向「五四」並由此上溯到宋元明清諸英雄的灑祭之處。

世俗既無悲觀，亦無樂觀，它其實是無觀的自在。

喜它惱它都是因為我們有個「觀」。以為它要完了，它又元氣回覆，以為它萬般景象，它又懨懨的，令人憂喜參半，哭笑不得。

世俗總是超出「觀」，令「觀」觀之有物，於是「觀」也才得以為觀。

我講來講去，無非也是一種「觀」罷了。

大致觀過了世俗，再來試觀中國小說。

「五四」以前的小說一路開列上去不免羅嗦，但總而觀之，世俗情態溢於言表。

近現代各種中國文學史，語氣中總不將中國古典小說拔得很高，大概是學者們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說史在心中比較。

小說的價值高漲，是「五四」開始的。這之前，小說在中國沒有地位，是「閒書」，名正言順的世俗之物。

做《漢書》的班固早就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話「是以君子弗為也」，意思是小人才寫小說。

我讀《史記》，是當它小說。史是什麼？某年月日，誰殺誰。孔子做《春秋》，只是改「殺」為「弒」，弒是臣殺君，於禮不合，一字之易，是為「春秋筆法」，但還是史的傳統，據實，雖然藏著判斷，但不可以有關於行為的想象。

太史公司馬遷家傳史官，他當然有寫史的訓練，明白寫史的規定，可你們看他卻是寫來活靈活現，他怎麼會看到陳勝年輕時望到大雁飛過而長嘆？鴻門宴一場，千古噱談，太史公被漢武帝割了卵子，心裡恨著劉漢諸皇，於是有傾向性的細節出現筆下了。

他也講到寫這書是「發憤」，「發憤」可不是史官應為，卻是做小說的動機之一種。

《史記》之前的《戰國策》，也可作小說來讀，但無疑司馬遷是中國小說第一人。同是漢朝的班固，他的功績是在《漢書》的《藝文志》裡列了「小說」。

到了魏晉的志怪志人，以至唐的傳奇，沒有太史公不著痕跡的佈局功力，卻有筆記的隨記隨奇，一派天真。

後來的《聊齋志異》，雖然也寫狐怪，卻沒有了天真，但故事的收集方法，蒲松齡則是請教世俗。

莫言也是山東人，說和寫鬼怪，當代中國一絕，在他的家鄉高密，鬼怪就是當地世俗構成，像我這類四九年後城裡長大的，只知道「階級敵人」，哪裡就寫過他了？我聽莫言講鬼怪，格調情懷是唐以前的，語言卻是現在的，心裡喜歡，明白他是大才。

八六年夏天我和莫言在遼寧大連，他講起有一次回家鄉山東高密，晚上近到村子，村前有個蘆葦蕩，於是捲起褲腿涉水過去。不料人一攪動，水中立起無數小紅孩兒，連說吵死了吵死了，莫言只好退回岸上，水裡復歸平靜。但這水總是要過的，否則如何回家？家又就近在眼前，於是再趟到水裡，小紅孩兒們則又從水中立起，連說吵死了吵死了。反覆了幾次之後，莫言只好在岸上蹲了一夜，天亮才涉水回家。

這是我自小以來聽到的最好的一個鬼故事，因此高興了很久，好像將童年的恐怖洗淨，重為天真。

唐朝還有和尚的「俗講」，就是用白話講佛的本生故事，一邊唱，用來吸引信徒。我們現在看敦煌卷子裡的那些俗講抄本，見得出真正世俗形式的小說初型。

宋元時候，「說話」非常發達，魯迅說宋傳奇沒有創造，因有說話人在。

不過《太平廣記》裡記載隋朝就有「說話」人了，唐的話本，在敦煌卷子裡有些殘本，例如有個殘篇《伍子胥》，讀來非常像現在北方的曲藝比如京韻大鼓的唱詞，節奏變化應該是隨音樂的，因為有很強的呼吸感。

周密的《武林舊事》記載南宋的杭州一地就有說話人百名，不少還是婦女，而且組織行會叫「書會」。說話人所據的底本就是「話本」。

我們看前些年出土的漢說書俑，形態生動得不得了，應該是漢時就有說書人了，可惜沒有文字留下來，但你們不覺得《史記》裡的「記」「傳」就可以直接成為說的書，尤其是《刺客列傳》？

宋元話本，魯迅認為是中國小說史的一大變遷。我想，除了說話人，宋元時民間有條件大量使用紙，也是原因。那麼多說話人，總不能只有一冊「話本」傳來傳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