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坐在主席臺下方的長條木椅上，仰起頭看著站在主席臺上演講的吳克勤，並且按照那個時候的政治要求在筆記本上記下他的話語的時候，就像是面對著一個偉人。
那時候，他有一個鮮明的標誌，就是頭上總是戴著即使本地也很少有人戴的白羊肚手巾。這種戴在男人頭上的白羊肚手巾在關於洛北地區的歷史記述或者藝術表現（繪畫、電影、小說）當中成為了文化符號，所以，一個戴著白羊肚手巾的北京知識青年所造成的效果，也就有了某種獨特而深刻的含義。
這種含義同樣造成了我和他的疏離，整個會議其間，我們都沒有一次面對面像同學那樣的交談，他已經遠遠不是我的同類。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無時無刻不在注意著郭焰，就像當年在北京進行紅衛兵廣播的時候那樣。這個漂亮的姑娘再次成為我心中的太陽，成為世界的中心。
郭焰發生了很大變化，我痛苦地發現她身上曾經打動過我的那些東西都被凍結了，她雖然也像以前那樣笑，但是我感覺到笑聲中的淒涼與憂慮。時間把我們阻隔了。她並不刻意利用和我在一起的機會和我多說一些什麼。她的心彷彿被包上了一層厚厚的硬繭。我從她身上再也感覺不到清純，感覺不到青春的氣息……是生活讓我們過早地衰老了，還是人到了這個時候都會出現性格改變？我不知道。
她在大會上有一個發言，在她講述的事情當中，我總感覺她在用自己的行為向這個世界證明著什麼。
後來我才知道，她那個把整個生命完全徹底交給革命的父親，不久前也遭受了衝擊，被解除了職務，目前正在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接受審查和勞動改造。半個月以前，她輾轉得到父親最後一封來信，父親讓她向組織提出斷絕父女關係的申請……開會期間，她正處在巨大的煎熬之中。
現在讓我們回到崤陽縣那次抗洪搶險現場。
身體羸弱的郭焰在可怕的洪水面前竟然像豹子一樣靈巧和健美，專門到最危險的地方去，把成袋的水泥背扛到安全的地方，我曾經短暫地看到她扛著一根粗壯的木材從我面前跑過去，身上的衣服全部塗滿了泥汙。
水越來越大，那是散發著嗆人的土腥氣的泥浪，它們就像野獸一樣怒吼著，奔騰著，把遇到的所有東西都席捲一空。
我們聽到抗洪搶險指揮部要求撤離的聲音。
我從齊腰身的水中退行到地勢高的地方，眼睛不自覺地搜尋著郭焰。從站在高處的人們的吶喊聲中，我發現了她：她正在極為危險的地方拖曳著一根木材。岸上的人聲嘶力竭地讓她把木材丟掉。
她不丟，仍舊在渾濁的泥浪中吃力地拖曳著。我親眼看到她被一個浪頭打翻了，但是手裡仍然抱著那根木材。木材成為帶動她向下遊翻卷的動力，倏忽之間，她就消失了。
我覺得被沉悶地擊打了一下，等到我反應過來的時候，才發現我也站在浪濤之中，被一個民工緊緊地拉扯著。
據說，我不顧一切地撲向了她。
我不離開那裡。
我看著奔騰的水面，哽咽著。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如此強烈地感受到悲痛。那不是失去親人的悲痛，因為郭焰不是我的親人，也不是我的朋友，更不是我的戀人。那是一種超越理性的悲痛，一種突然看到最美好的東西頃刻間喪失的悲痛。那不是陰陽兩世相阻隔的悲痛，那是永久的喪失。從此，我對人生就有了一種永恆的恐懼——沒有什麼美好的東西不會被毀滅。所有美好的東西都會被毀滅，而惡的東西卻有可能永遠逍遙，永遠徜徉在我們身邊，炫耀它那邪惡的永恆。
這件事情即使在那個年代也是一個重大事件。崤陽縣革命委員會動員了全縣基幹民兵在湎河一百多公里長的河道上尋找郭焰的屍體，最後，在羅家川湎河向黃河匯入的地方找到了她。
她的屍體已經面目全非，幾近於一堆白骨。
她的遺體被安葬在崤陽縣城北部的崤陽山上。作為這件事的一個結果，《洛泉通訊》（《洛泉日報》的前身）上發表了記述這次抗洪搶險戰鬥的長篇通訊《一場集體英雄主義的凱歌》，全面謳歌了抗洪搶險的全過程，認為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對於郭焰的死，用十六個字做了簡單的交代：
「北京知青郭焰在這次戰鬥中光榮犧牲。」
所有出席這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的與會代表都出席了郭焰的安葬儀式。我沒有去，我珍藏起她在縣委大禮堂講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
心得體會的油印稿，這是我和她唯一的聯結了。
這篇用蠟版印刷在粉紅色紙張上的材料，直到今天仍然珍藏在我的箱子裡，和我的初戀日記放在一起。它已經發黃了，而且我知道那裡講述的不是她的真正的心聲，但是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生活事件，卻從來沒有想過要丟棄它。
那次會議散了的時候，我揹著行李捲，特意站到那個大壩工地旁邊的高臺上。我去看她。
湎河平靜得就像一隻小貓，靜靜地流淌，建築工地上的人們井然有序地工作著。你根本無法想象三天前這裡的情形，無法想象一個鮮活的生命就像風中的蠟燭一樣熄滅的過程。
我感覺到對河流的畏懼，換一句話說，黃河以一種極端暴戾的形象深入到了我的心中。我知道，無論它表面上如何溫柔，它那不動聲色的暴戾本性不會改變，它只是在等待時機。
3.尊嚴對生命訴說
這種意象在我經歷的另一次洪水中得到進一步加強。
一九七六年夏天，我作為工農兵學員在洛泉大學中文系讀書，我所在班級的同學到洛北地區一個以盛產民歌著稱的縣開門辦學，都離開了學校，我則因為參與編寫《洛泉南區供銷合作社社史》留在了學校。
就在那個夏天，我經歷了黃河在洛泉地區的主要支流黃羊河造成極為慘重的物資和人員損失的特大洪水。
黃羊河從洛泉市中心穿行過去，平時美麗而溫柔，就像一個恬靜的少女。它留在我心裡最美好的記憶是：夕陽西下，河水靜靜地流淌，輝映著晚霞和洗衣服的婆姨、女子的身影……我完全想不到這條溫順的河會突然暴躁起來。
我還記得那個恐怖的夜晚，暴雨就像瓢潑一樣——不，這個形容完全不足以概括表達那場暴雨的威勢——有人說：如果你把臉盆伸到門外去，僅僅停留一秒鐘，就會被灌滿雨水。這樣的暴雨下了整整一天一夜。宿舍窯洞裡只有我一個人，我諦聽著天地的轟鳴，深深地感覺到了恐懼。我開著燈，不敢入睡，徒然地等待著發生什麼事情。
果然，凌晨三點鐘，學校的廣播喇叭用最大音量緊急呼叫，讓校園裡所有人馬上撤離。我和其他班級的學生像逃難的人那樣，提著必要的東西，跌跌撞撞爬到了學校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站在這裡仍然能夠感覺到大地的抖動。
透過雨幕往前看，漂亮的郝家坪大橋像攔河大壩一樣攔截了從上游衝下來的樹木、傢俱、人和牛羊的屍體，水位迅速抬高，淹沒了洛泉無線電廠，通往北部諸縣的川道都成了一片汪洋。
異常漂亮的郝家坪石拱大橋盡了最大的努力，終於還是承擋不住洪水的巨大沖力，轟然倒塌！隨著一聲巨響，河道上出現了一個可怕的空缺。下洩的洪水排山倒海一般掉頭向南，奔湧到洛泉大學正門，像巨獸一樣在寬闊的馬路上奔騰——我又看到了七年前湎河發大水時的情景。
暴雨仍然肆無忌憚地下著，沒有人交談，所有人都嚴肅地看著眼前發生的事情。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想到，河是有生命的東西，它用摧枯拉朽一般的破壞力向人們證明著自己。
很難說在這種感覺裡有道德評價的成分，比如說我愛或者恨這條河流，沒有，沒有這個東西，那僅僅是一種感覺。
使我產生這種感覺的，還有另外一個間接的訊息。
有兩個在洛泉參加工作的北京知青正在談戀愛。男的所在工廠離女的很遠，那天晚上，男的就沒有走，留在了女知青所在工廠（這個工廠選址不當，正好在黃羊河河道上）的職工宿舍。
今天的讀者一定不知道兩個還沒有結婚的人住到一起在當時是多麼嚴重的事件，這件事的嚴重性完全可以和今天發生的如下事件相類比——你貪戀錢財，把靈魂抵押給了魔鬼，於是你從某軍工企業盜竊新式武器的重要資料賣給臺灣或者其他國家的軍事情報部門；你沒有止境地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半夜三更爬上國家電力設施，盜割了三百米電線，造成整個華北或者華東地區大面積停電；你因為不滿地方政府強行拆遷到北京上訪，和其他一些你並不認識的雜七雜八的人一道衝擊中南海或者人民大會堂；你活得很不耐煩，竟然熱衷於政治，試圖通過在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的方式表達你的政治見解；你是一個頑固的法輪功分子，破壞、干擾和利用國家通訊設施，宣傳所謂的法輪大法……你還不能夠想象你的結局嗎？既然樁樁件件威脅的都是國家利益，那麼，國家為了捍衛自己的安全，維護社會的穩定，當然有權力動用國家機器干預你、制止你或者逮捕你！
但是那天晚上沒有發生這樣的逮捕，因為那兩個「罪惡的人」不但色膽包天，同時還處心積慮，把事情遮掩得異常嚴密，以至於沒有任何人發現任何異常情況。否則的話，工廠保衛組的人必將破門而入，或者乾脆由公安機關出面，把兩個人直接帶到公安局，直接審問，直接定罪……這兩個人就完了。我這樣說絕不是故意聳人聽聞。
所以，當洪水排山倒海一般衝下來的時候，這兩個偷情的人實際上面臨的是這樣的選擇——要麼，死亡；要麼，被逮捕或者被開除，身敗名裂，在世人的鄙視中了此殘生。前者乾乾淨淨，將維護住做人的尊嚴；後者苟且偷生，雖然還繼續在世上行走，但是恥辱將伴隨一生。
這兩個年輕人選擇了死亡，換一句話說，他們選擇了尊嚴——廠區所有的人大呼小叫著往高處轉移的時候，他們那個房間沒有一絲動靜。
工廠保衛科的人非常負責，用高音喇叭反覆呼叫，直到最後一個人撤離。
直到最後一個人撤離，兩個知識青年偷情的那個房間仍然靜悄悄的，沒有一絲動靜。
工廠的人全部轉移到了南岸的山上，也許在我看到郝家坪石拱大橋垮塌的時候，這些幸運的人也看到洪水吞沒了廠區。
他們驚訝地發現廠里居然還有人！向我講述這個故事的人說，他們親眼看到那一男一女兩個知識青年緊緊地摟抱在一起，隨著倒塌的房屋被洪水翻卷得無影無蹤。
那次大水，一共死亡一百八十七人。
當天晚上值班的地委副書記接到上游報警電話以後接著睡覺，耽誤了寶貴的撤退轉移有關人員的時機，算是有了瀆職的錯誤，作為一種處分，被調到另一個地區繼續當地委副書記去了。
死者屍體大部分都被找到了，最遠的竟然漂到了黃河河段。
沒有發現那兩個知識青年的屍體，他們的屍體和青春歲月一道，匯入到黃河的泥沙中去了。
一九七六年春天，那場著名的「四五運動」前後，中國的政治氣候極為惡劣，「高天滾滾寒流急」，哪怕最不關心政治的人也能夠感覺到一種壓抑的氣氛。我作為洛泉大學工農兵學員到k省南部一家三線軍工廠去開門辦學（也叫「學工」，是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的方式之一），曾經目睹過一件真實發生的事情，這件事雖然與河流無關，卻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人在某種歷史狀態下，能夠被置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這個地方地處秦嶺以南，按照氣候地理學標準，應當算作南方，儘管它仍然被北方省份k省管轄。和地處塞北高原的洛泉相比，這裡氣候溼潤，完全是一幅江南水鄉的景象。我們離開洛泉的時候，那裡還不見一星綠色，到了這裡，撲入眼簾的山川土地竟然已經一片翠綠，到處都是青翠的毛竹，到處都是綠油油的稻田，就連道路兩旁的雜草都引起我們這些在乾旱的黃土高原生活的人極大好奇，我簡直聞不夠空氣中那種早春天氣特有的馨香。
所以，在那個不平靜的春天，儘管我對社會已經有了一些不同於公共宣傳的見解，儘管這種見解在整個社會瀰漫著的壓抑氣氛中常常引起精神的甚至生理的痛楚，但是，在我的個人經驗中，那個春天極為美好。
我好像還從來沒有經歷如此充滿魅力的春天。
如果細究原因，我想不外乎如下三點：一是我正在戀愛，這使得我對任何生命形式都充滿了敬重；二是我突然從寒風漠漠的塞外來到山青水秀的江南，強烈的反差使得這個春天比以往任何一個春天都更強烈地激發了我的記憶；三是我已經到了能夠用生命感知世界的年齡，這就是說，世界之所以為世界，不是人家說的那個樣子，那純粹是我感悟到的樣子，而我感悟的世界，在自然領域是那樣美好，我有理由期望它在另外的領域同樣美好。
對某項事物的期待往往能夠強化記憶。有了這三點，那個美好的春天在記憶當中當然異常清晰，當然無懈可擊。
所以，在整個「學工」期間，我的情緒都很好，好像這個世界真的很美好一樣。為期一個月的「學工」結束以後，大撥同學都返回了洛泉，洛泉大學中文系的領導同志把三個寫作能力強一些的同學留了下來，幫助這個工廠編輯和出版一本由工人作者創作的文學作品集——這在當時是一種政治時尚，是為了證明工人階級傑出的領導一切的才能——我是其中之一。
這是一項我很喜愛的工作（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可救藥地喜愛上了文學），我很為能夠在這裡多呆一段時間而得意。
就在這段時間裡，我遇到過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這件事情進一步強化了我對那個春天的記憶，但是，它美好的一面已經被完全摧毀了。
有一天半夜，工廠宿舍區就像有人突然發現狼群一樣鼓譟了起來，我們急忙跑出去，想看一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廠區那邊人聲鼎沸，漾漾地往我們這邊走，間或還能聽見只有文化大革命中才能夠聽到的對人的呵斥聲、激昂的口號聲。一定是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我們匆匆下樓，想看一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工廠保衛科的人抓住了兩個在車間機床後面通姦的年輕工人。我看到很年輕的一男一女被人押解了過來，他們的雙手都被反綁在身後。沉悶壓抑的生活突然出現這樣一場波瀾，人們都很興奮。那兩個因為所犯罪行而自動失去人格尊嚴和做人權利的男女，不得不承受從保衛人員縫隙間伸過來的拳頭的推搡和擊打。很混亂，押解的隊伍不是沿著直線前進的，它在廠區到宿舍區之間的通道上蜿蜒，就像喝醉酒的人那樣。
那個姑娘看上去不過二十多歲，半個臉頰都被油黑的長髮遮住了。她的雙肩看上去很柔弱，但是我從她不自覺的抵禦擊打的動作中看到了堅強；小夥子就不行了，他瑟縮著，本來就不高大的身子顯得更加矮小——我對此印象惡劣。一個男人在這樣的時候不應當是這個樣子，這簡直是對那個姑娘感情的褻瀆。他如此委瑣，就等於在向人們宣佈他不再保護失去任何遮擋的她了。他放棄了最重要的責任。在我看來，在這樣的時候放棄這種責任的男人是不能夠被稱之為男人的。
我的感情——就像人們在任何事情面前都會本能地做出選擇一樣——出現了偏移：同情女的，鄙夷男的。
人群雖然聒噪著過去了，但是各種各樣誇張的議論仍然在繼續：有的說保衛科的人衝進去以後，兩個人太忘情，竟然完全沒有感覺到身邊已經圍了一圈兒人；有的人說保衛科本來想讓兩個人赤身裸體在廠區遊街示眾，但是，沒有人能夠把那個姑娘的衣服剝下來；有的人說，保衛科的人……沒有任何人對保衛科的行為提出質疑，在所有人看來，保衛科做這樣的事情都是天經地義。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這件事在我心裡引起一種雜亂無章的感覺，就像我在對當時的社會現實的思索一樣。
後來發生的事情非常讓人驚訝。
保衛科的人把那位漂亮的女工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連續八個小時對她進行審問。他們詢問的是——通姦過程、通姦細節以及她的通姦感受。這個過程對於審訊者和被審訊者意味著什麼，既簡單而又複雜。簡單，是說保衛科的這些人有淫慾需要滿足和宣洩，在這裡就變形為對性行為過程和細節的關注和對人的直接侮辱；複雜，是說在一個被認為健康發展的社會里能夠發生這樣的事情，必定有非常複雜的原因，這是一個極為嚴肅的命題，任何一個有良知的學者或者普通人都應當進行思索並且給出答案。
但是，在那個年代，這可能嗎？這是不可能的。
令人尊敬的政治理論家正在忙於研究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正在闡述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教義，正在為「反擊右傾翻案風」製造理論基礎，不可能也不屑於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思索；法學家——如果他們還存在或者還在做什麼事情的話——則正在研究如何模糊政令與法律的關係，從而把對社會、對思想進行控制和引導的行政手段合法化，也不會注意這樣一個發生在普通青年工人中間的瑣碎問題；歷史學家專注於對歷史的實用主義解釋，為被政治陰謀家強xx了的歷史收拾粘滿精斑的衣褲，「儒家」「法家」是那個時代的歷史主題，他們怎麼可能會為一對偷情男女的境遇問題分心呢？普通人則在沒有任何社會關懷的環境中失卻關懷他人的信心，變得獸性，變得下流，變得卑鄙異常，也不會認為這是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能夠說，這個問題在當時不是問題，更不是能夠被回答的問題。因此，它通行無阻地發生著。因此，年僅二十一歲的漂亮女工只能精神崩潰。因此，保衛科的人出去吃午飯的時候，精神崩潰了的她只能從六層樓窗戶一躍而下，用自己的方式給事情做了一個了結。
我聽人說，她的半邊臉都被摔癟了，鮮血浸潤著整個身子；我聽人說，她就是死了，身條也是全廠最美的。
我離開那個工廠以後數天，還聽人說那個男職工聽說女職工死了以後，在一個風高月黑之夜，從關閉他的房間裡脫逃出來，用殺豬刀子殺死了三個曾經審問過女職工的保衛科的人——他殺得兇惡而殘忍，死者幾乎完全被肢解，有一個人的腸子竟然像綵帶一樣被掛到了吊燈上。然後，這個瘋狂的作案者用刀子把自己的肚子戳得稀爛，死在了廠黨委書記的家門口。
早晨起來，黨委書記發現鮮血像小河一樣在
客廳地板上蜿蜒，心臟緊縮著開啟房門，看到死者，就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樣，發出一聲非人般的嚎叫，臉色驀地沒了顏色，癱軟在地上。
這個案子由於案情重大，就像所有這類事情一樣，被有關部門嚴密地封鎖著，不但社會上無法得知，就是這個工廠的人也不敢確認那個男的是否真的殺了人，是否把被殺的人的腸子掛在了吊燈上，是否在黨委書記的家門口剖腹自殺。
這件事情傳到我這裡，我也就只能把它作為地地道道的傳聞。所謂傳聞，就是無法證實的訊息。無法證實的訊息對於社會判斷有什麼價值呢？可能沒有任何價值。但是，正是這件沒有任何價值的傳聞，完全破壞了我對於那個美好春天的記憶，二十五歲的我，正在戀愛中的我，已經開始用生命感知世界的我，驀然間在春天的原野上發現了一種異常兇惡殘暴的東西，它排山倒海，吞噬著它碰到的一切……就像我插隊的時候對於黃河形成的那種印象一樣，它們疊加在一起，屹立如山巒，動作如江海。這就是黃河嗎？不，它不是黃河。和它比起來，黃河太渺小了。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我總感覺黃河很孤獨。
在我親身面對真正的黃河，與黃河有了一次真正的對話以後，這種感覺尤其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