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愣了一下，說：「先生，最好留十塊吧，這樣好保留存摺。」

我說行。

「填張單吧。」小姐說著遞給我單據。

「填多少？」我問。

小姐這一次愣了半天，還是禮貌地替我看了存摺，說：「填八百九十元。」

為了儘快兌現請石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將這八百九十元港幣兌換成了人民幣。當時港幣與人民幣的兌換比例是一百港幣換七十四人民幣，我用這八百九十塊港幣共兌換了六百五十八塊人民幣，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驗室那個被我提拔上來的小夥子一個月的工資。

我找到副經理，非常嚴肅，說：「我找你談點事。」

副經理馬上站起來，說：「什麼事。」

「找個安靜的地方吧。」

我們來到秦老闆的辦公室，關上門。秦老闆和唐小姐不在時，我們從來沒進過這間辦公室。今天我走進這間辦公室，怎麼也尋不著昨天的感覺。

我故作平靜地對副經理說：「我要走了。這段時間假如有什麼冒犯，還望諒解。」

「你要辭職？」

「是的。」

「不要這樣，千萬別跟香港佬一般見識，別看他們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說，「與許師傅無關。」

「到底是怎麼回事？昨晚還好好的。」

我幾乎哭了，將臉背過去，掏出那本存摺和剛才兌換的六百五十八塊人民幣。

副經理接過去看了半天，什麼話也沒說，臉色鐵青，比我以往見過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經理鐵青著臉抓過電話，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號碼，還沒等對方接，又掛了，重新按了一組數字，等著對方接。秦老闆辦公室裡很靜，我能聽見對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經理要辭工。」副經理說。

「為什麼？」

「他工資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對吧？不是九百嗎？」

「九百港幣就是六百多人民幣。」

「他要多少？」

「你們認為一個五百多人公司的經理應該多少？！」脾氣一向極好的副經理終於發火了，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我，為他自己的競爭對手。

「你叫他先別走，我馬上上來。」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趕到工廠。她的突然到來使很多人頗感意外，因為據說她總是上午來，下午下班前趕來還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對我特別熱情，老遠地就展現了一排潔白的浩齒，加上鮮亮的服裝，透著一股襲人的力量。

「對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說，「是我搞錯了，秦老闆說是九百人民幣，被我粗心弄成港幣了，馬上就給你補上。」

我看看副經理，副經理鐵青的臉還沒變回來，我指著臉色鐵青的副經理說：「你聽到了，她馬上補給我。」

副經理還沒說話，唐小姐搶著說：「對，這就補。」還是那樣迷人地笑。

「快補吧，補完我就走人。」

說走就真走了。秦老闆給別人只是一次機會，我給秦老闆也只是一次機會。他可以將香港人和內地人看作是兩種不同的高階動物，而我不這麼看，我覺得是同一種，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機會。

我本來可以每月再為他節省二十萬的，只需他付給我合理的工資，但我走了。也許在今天看起來我當時不必走，九百人民幣也不錯，而且秦老闆已經說了要加的，比如三個月要加到一千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當時我確實是走了，因為當時是走到那個份上了，走到那個份上了就很難回頭。人生有時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錯過了一個路口，就只有硬著頭皮往前走，沒辦法回頭，除非一直走到下個路口。當然，最主要的是我當時有退路，如果沒有退路，或許我就會採取另外一種處理方式。

這個退路就是蕭博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