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姐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長一段時間，期間她也回過幾次香港，秦老闆也過來幾次，但總的感覺彷彿唐小姐是老闆，儘管她沒做什麼，甚至好像都沒說什麼，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幾個香港師傅。

唐小姐做事很認真，親自寫信打電話約那三個人來，並且不厭其煩地看我呈送給秦老闆的計劃，一項一項地核對，一遍一遍地向我請教，有時我們離得很近，我能聞到從她體內撥出的熱氣，我發現那才是她身上真實的氣味，是那種不含香水和化裝品的氣味。現在有一種理論，認為這種氣味對異性很重要，人可以沒有性行為，但不可以不接受異性的氣味，否則就會得病。這時候我就覺得與秦老闆很平等，儘管他是香港人，是大老闆，但我和他可以接受來自同一個女人身上的同一種氣味。

我一面接受著唐小姐身上的氣味，一面向她解釋著計劃中的問題，在向她解釋與指教的過程中，還意外地發現了自己原計劃中的幾個問題，及時地作了修正。由此我發現，對別人指導的過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過程。

那段時間，秦老闆每次過來都對我很客氣，這點不僅從臉色上能看出來，就是每次請大家吃飯，秦老闆也專門把我叫到身邊，彷彿我在公司的地位比副經理還高。我發現香港老闆特別喜歡請員工吃飯，當然被吃請的不是一般的員工，而是像我和副經理以及香港師傅們。說實話，每次吃請我都很心疼，想著自己在這裡大吃大喝，老婆孩子卻在家受苦，所以每次吃請我都想象著我老婆孩子也來了，這種畫餅充飢的想法非但沒有減輕痛苦，反而更覺得難受，彷彿是借酒消愁愁更愁。有時我甚至想，老闆您乾脆別請我了，直接把該花的錢給我，我寄給我老婆，讓她跟兒子買燒雞吃。後來，我就真的這麼做了，每次秦老闆請我大吃大喝之後，我就給老婆寄一封信，裡面夾十塊錢，讓她去買個燒雞跟兒子和保姆開一次葷。那時我雖然還沒拿過一次工資，但基本上不用錢，從家帶來的錢也不見少，不在乎十塊錢，關鍵是我有盼頭，覺得很快就會領工資，一領就是一兩千，幾乎是大款了，還在乎十塊錢？我在信中對老婆說：我現在很有錢了，你們儘管往好裡吃！

秦老闆很愛吃，也很會吃。我發現他請我們吃飯不見得是為了融洽關係，好像吃就是吃，沒什麼目的和企圖。以前聽人說「吃在廣東」，我以為僅僅是說廣東的菜好吃，當時我還不服氣，覺得我們家鄉的菜也很好吃，甚至更好吃，我至今都認為天下最好吃的菜其實是我媽媽做的菜。現在跟著秦老闆吃多了我慢慢悟出：「吃在廣東」還有一層含義，那就是廣東人(當然包括香港人)其實很「好吃」，不僅正餐要吃，廣東人的喝茶其實也是吃，而且能吃得很飽，並且每天不是喝一次茶，而是喝好幾次茶，比我們那裡正餐都多，早上有早茶，晚上有晚茶，另外還有中午茶，下午茶，還有的茶樓乾脆提出「二十四小時全日為您服務」。

我和秦老闆在一起當然不全是吃，事實上，他與我在一起討論過關於工作方面的各種問題，包括技術問題。有一次他對我說，鍍金不難，難的是既要有很好的結合力，又要有很好的光澤。他說就錶殼鍍金來說，其實就是在不鏽鋼表面鍍金，而不鏽鋼表面鍍金是最難的，因為不鏽鋼表面有一層氧化膜，這種氧化膜能起到防止金屬生鏽的作用，但同時也是造成鍍層與基體結合力不牢的主要原因。我或然發覺秦老闆其實很有水平。因為從他所受的教育背景看，他能說出這番話來確實很不簡單。想想也是，就算他這份產業是靠老婆起家的，但如果他自己不是才華出眾，一個香港的富家小姐能隨隨便便嫁給一個大陸的偷渡仔嗎？再說，就是給了他一個起步平臺，如果他自己不爭氣，也不會有今天的氣候。從他將工廠遷到深圳這一步看，至少他的眼光是很準的。

秦老闆有一次對我說，他現在非常忙，他的主要業務在香港，所以很少過來，他想把經理的位置讓出來，還說他準備公開選拔經理，要我也參加競選。我聽了後明顯感到身體裡的血液往上湧，但嘴上卻投其所好地說：我看唐小姐就不錯，對公司很忠誠，做事不唬。秦老闆這時候普通話彷彿大有長進，他好像完全聽懂了我說的話，楞了一會兒，說：不行，唐小姐要負責香港寫字樓那邊的工作，那邊的定單大部分靠她。我又說：香港那邊不是有您嗎？他笑笑，笑得很天真，像個大小孩，搖搖頭，說：不行，我今後要經常過大陸這邊來，我準備在關外搞一個大的工業區。我問：公司準備般到關外嗎？他說不，搞大工業區是搞房地產開發，搞起來後出租給人家開工廠，就像我們這間廠，就是租用蛇口魚工貿的。他還告訴我，關內已經沒有地皮了，就是有也留著做商業用地，不會用來做工廠，還說現在香港老闆來深圳都喜歡在關外開廠，因為關外人工更平。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工廠租給別人，而自己卻又要租別人的廠房，在內地我還沒聽說過廠房可以租的。

那時候我還沒聽說過房地產開發這個詞。後來的發展證明，秦春泉在商業運作上確實是有遠見的。隨著像他自己這樣一些本來在香港根本就不起眼的小老闆在大陸的迅速崛起，越來越多的香港和臺灣小老闆跑到深圳來，藉助於這邊改革開放的東風，及在勞動力、廠房租金、稅收、環保徵收、輔助原料及生活費用方面的低成本，不用幾年就一個個成了大老闆。這些人過來都是要租用廠房的。剛開始是深圳特區內，比如像秦老闆自己，後來是深圳特區外，也就是所謂的「關外」，就是秦老闆現在打算在那裡建工業區的地方，再後來就是東莞，由香港向內地逐步推進。

秦老闆有時正和我說著話，手機響了，他取出來，開啟翻蓋(比石大哥的那種先進，石大哥當時用的還是磚頭塊似「大哥大」)，迅速往樓頂上跑，邊跑邊對著手機裡大喊，喊什麼我聽不懂，但肯定是談業務的，不是電鍍業務就是開發工業區業務。我不知道該不該跟著他跑，好像跟不跟都不好，只好跟在後面走，隔一段距離，等我到達樓頂時，他差不多正好打完電話，然後他問我剛才說到哪裡，等我告訴他後，我們接著說。有幾次，秦老闆乾脆把我叫到樓頂上說話，這樣，一旦手機響起，他隨時接聽，非常從容，再也不用狼狽地奔跑了。現在回想，秦老闆當時用的手機一定是香港的，蛇口與香港隔水相望，香港手機在蛇口的樓頂能用。

秦老闆與我很少談他個人的事。關於他個人的事，我是從陳秉章和工人們那裡聽來的。廠裡有許多跟秦老闆一個村的人，有些還是他的親戚，比如秦德能、秦德龍、秦德寶等等，我甚至懷疑秦老闆這一輩是春字輩，他的下一輩是德字輩。果然，我在員工登記表當中發現了有一個叫秦春盛的，我問秦德龍：秦春盛是你叔嗎？他說：可以這麼說吧，秦老闆還是我叔呢，有什麼用？秦德龍告訴我，這裡姓秦的都是一個祖宗，有的還是很近的親戚，比如秦春盛就是秦德寶的堂叔，但親戚不一定就會得到照顧，得到照顧的親戚也不一定就真心為他賣命。從秦德龍身上，我發現自己以前的看法有偏差，五百多工人中，素質並非一般齊，有那麼多素質差的，也必然有幾個甚至幾十個素質高的，比如秦德龍，至少比那些以為全世界就只有說白話、潮洲話和客家話三種人的女工素質高許多。後來，在我當上經理之後，我真的將秦德龍提為工段長，還將另外一個說客家話的小夥子調到化驗室學化驗。這些自是後話。

秦德龍告訴我：秦老闆家成分不好，所以文革期間受壓迫很慘，他就與人結夥偷渡去了香港。但去香港的人未必都能發財，事實上，當初他們大隊(現在是村)一起去香港的有十幾個人，最後混出頭的只有秦老闆一個人，還有一個李生，現在跟著秦老闆做，混得也可以。我問哪個李生，秦德龍說就是前兩天與老闆一起來得那個李先生。我問李先生為什麼叫李生，秦德龍笑，他說香港人就這麼叫，李先生就稱李生，王先生就稱王生。我一想，還真是這麼回事，香港人說話能省就省，比如「早晨好」，香港人就只說「早晨」兩個字，反正大家都知道是那個意思就行了。其實內地也是，王大明不喊王大明，而是簡稱老王或小王，但如果你是兩個字，比如你叫王明，則別人就喊王明，而不稱老王或小王了，因為反正都是兩個字，沒的可省，不如直呼其名算了。

陳秉章曾對我說過，副經理對秦老闆很有些意見，我想不通，現在將秦德龍對我說的與之一聯絡，似乎有點通了。

副經理和秦老闆不僅是一個村的，而且兩人是穿開襠褲一起長大的好朋友。當年在一個班時，副經理是個乖孩子，學習成績好，經常給秦老闆抄作業，後來長大了，副經理由於自己乖巧，更由於他父親是大隊書記，順理成章地進村小學當了民辦教師，而秦老闆則老老實實地下地種田。而且由於家庭出生富農，生產隊不把他當人，什麼髒活累活沒人乾的活都派給他，好事輪不到他，壞事全往他身上推。那時候只有一個人不歧視他，就是副經理。據說，秦老闆偷渡之前對自己的父母都沒說，但他對大隊書記的兒子副經理說了。秦老闆有點迷信，他認定成事在天，於是他對他最好的朋友說，如果副經理當時反對他這麼做或乾脆去檢舉揭發他，那就說明天意不讓他偷渡，他就認了，誰知他這個好朋友聽完之後沒有任何反應，跟沒聽見一樣，秦老闆就偷渡去了，並且一直認為是命中註定自己一定會成功的，結果就真的成功了。今天在蛇口恆基公司裡，秦老闆和副經理之間的這段歷史一直是工人們經久不衰的話題，並且有好幾個版本。一種說法是副經理這人天性就四平八穩，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他與秦老闆雖然是好朋友，但好朋友是不是偷渡與他沒關係，所以他沒反應；另一種說法是副經理很狡猾，他是故意裝著沒聽見，假如秦老闆偷渡成功了，並且將來發達了，他沒反對沒揭發就是支援，就有功，就有資本沾光，如果偷渡沒成功，被抓了，他沒任何責任，對政府可以說是他根本就沒聽見，私下對秦老闆還可以說：你看，我什麼話都沒說，還不是要你三思嗎？還有一種說法最離奇，說其實副經理當時聽了之後立刻就考慮自己是不是跟了去，但天生優柔寡斷的性格使他一時拿不定主意，所以沒來得及反應。不管是那一種說法，反正秦老闆與副經理二人的關係不一般，反正後來秦老闆衣錦還鄉時第一個就找副經理，要他辭去那狗屁民辦教師，跟他出來幹一番事業。依副經理的性格，是不會輕易「下海」的，但他經不住身邊人的慫恿，特別是看著以前靠自己關照的秦春泉搖身一變成了香港大老闆，連縣長都屁顛屁顛跟在後面，多少也激起他體內雄性荷爾蒙的膨脹，加上他當時正為「民轉公」的事鬧得很不順心，於是就跟著秦老闆來到蛇口，幹起了現在這個副經理。

副經理對秦老闆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個人待遇上。副經理的工資是每月兩千五百元，這個工資待遇與我當時在設計院相比是高得驚人了，相當於一個國家甲級設計院裡二十名工程師的工資！相對於副經理自己來說，那更是不得了，就算他當時順利地「民轉公」了，每月工資才七十二元，一個月抵好幾年了，按說，副經理應該相當滿意了，其實不然。問題出在一個「比」字上。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這話誰都知道，秦老闆知道，副經理也知道，但知道歸知道，比還是照比。秦老闆給副經理的待遇是拿他跟國內的人相比的，這樣比起來他給副經理的待遇就很高很高，比國務院總理都高。副經理拿他的待遇跟香港師傅相比，這樣一比他的待遇就很低很低，比香港一個買冰棒的老太太都低。要說他們二位誰都沒錯，所以結怨就越來越深。秦老闆之所以要按國內的標準比，因為你副經理本來就是中國大陸人，而且是大陸貧困地區的鄉下人，深圳戶口也是秦老闆最近出錢給解決的，即使按深圳的標準，每月兩千五也不算低的。副經理之所以要跟香港師傅比，因為恆基公司本來就是港資企業，副經理事實上等於是這個港資企業的負責人，所付出的勞動和對公司貢獻遠遠大於公司裡任何一個香港人，就論與秦老闆個人的交情來說，他也遠遠深於任何一個港籍職員，難道就因為自己沒有香港居民身份，就一定要在待遇上比自己的下級低十倍？！既然說到待遇，還不僅僅是工資，就是吃飯，還是在副經理幾乎翻臉的情況下，通過唐小姐調停才爭取到與港人同等地位的。其實在當時的情況下，兩千五和兩萬五對副經理來說反正都是用不完，但教書先生出身的副經理咽不下這口氣，要不是他天生平和的性格，恐怕早就鬧翻了。

儘管副經理是個能沉得住氣的人，但他對秦老闆的強烈不滿還是偶爾表露出來。副經理有兩個表露方式，一是消極怠工，本著我拿多少錢幹多少事的精神，只管行政，不管生產，甚至於有時候希望生產上出問題，他躲在一邊看笑話，反正你秦春泉花了那麼多錢請了幾個香港師傅，管我什麼事？二是臉色鐵青，副經理是不會輕易發怒的，一旦發怒就臉色鐵青，據說副經理與秦老闆在一起經常臉色鐵青。直到今日，我仍然記得副經理臉色鐵青的樣子，事實上，每當我用到「臉色鐵青」這個片語，我的腦中馬上就浮現副經理當時的樣子。副經理面色潔白，溫文爾雅，臉一泛青就格外有震撼力，使我過目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