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美國的戰爭理由和學術傳承
日本的外交和戰爭通常避免承擔責任。日本在戰爭問題上傾向於賊喊捉賊，或者發動偷襲，然後把責任推到對方。與日本不同，美國發動戰爭需要一個醞釀過程，一個明確的理由，儘管有時是牽強的理由。有一個笑話說：
一個美國人與幾名外國人一同去荒野探險，被強盜抓住了。強盜要殺死他們，但可以滿足每人一個臨終願望。其他國家的人提出了最後請求，法國人求美食，義大利人求美色，不一而足。唯有美國人請求強盜狠狠踢他的屁股。強盜哈哈大笑，滿足了美國人的要求。然後，美國人拔出槍來打死了強盜。大家都很奇怪，問美國人：既然你有槍，為什麼不早點用呢？美國人答道：如果他沒有侵犯我，我有什麼理由殺死他？
有人問古巴領導人卡斯特羅，為什麼他能夠在美國的家門前，和這個超級大國對抗達數十年之久？卡斯特羅回答說：「我們沒有給它入侵的藉口。」豬灣事件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組織的，但登陸的都是古巴流亡者，美國情報人員沒有直接參與。在1962年的導彈危機中，蘇聯把核導彈運到了古巴，對準美國。這時，美國也許有了充足的藉口入侵古巴，然而風險太大。衝突可能引發同蘇聯的核戰爭，至少肯尼迪總統和他的班子這樣認為。美國施加了外交、軍事壓力，迫使蘇聯從古巴撤走導彈。除了這一次，卡斯特羅再也沒有踢過美國人的屁股。所以，中央情報局策劃了數百次謀殺，企圖殺害卡斯特羅，美國軍方卻沒有對古巴發動戰爭。
其實，即使強盜不踢美國人的屁股，在他準備殺死美國人之前，美國人也會拔槍自衛。但一般說來，美國總是尋求把衝突的責任推給別人，無論它的藉口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並願意為此付出很高的代價。尋求戰爭藉口要求美國把屁股放在顯眼的地方，往往還要等待很長時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都是在戰爭的中期參戰的，那時雙方已經打得不可開交，遍體鱗傷。美國政府需要參戰，但德國的潛艇戰是美國參戰的直接誘因。雖然是為了贏得勝利，美國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算是坐收漁人之利，卻比它一開始就捲入戰爭減少了很多損失，儲存了更多的實力，因此拉大了與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這是美國成為超級大國的一個要訣。
美國是一個注重法律和道義的國家，因此，戰爭藉口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亨利?基辛格說過：「就算一場新的冷戰不可避免，我個人並不同意這種假設，一項明智的美國政策應當是尋求把衝突的責任推給北京，以避免美國的孤立。」《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169頁。這是典型的美國想法。與基辛格的建議相對應，一項明智的中國政策應當是避免承擔衝突責任；在衝突不可避免的時候，把責任推給華盛頓。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決策者應該向卡斯特羅學習。是否參戰取決於對利益和實力的判斷，而捲入的方式與冷戰或熱戰無關。如果美國認為一場新的冷戰（或熱戰）是必要的，它一定會積極製造藉口。因此，應該特別警惕美國撅起來、伸過來的屁股。那未必是示弱。
雖然在經歷了千餘年殘酷的宗教戰爭和宗教迫害之後，西方的基督教國家大都進入了宗教寬容時代。但是，一神教對「異教徒」的排斥、基督教的善與惡的二元對立、世界末日的善惡大決鬥等思想卻在美國政界得到很好儲存，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有著重大的影響，只不過披上了一件世俗的罩袍。從殖民地時期開始，美國人就謀求改變世界。他們要改變歐洲的舊世界，希望剷除異教文明，希望消滅德意志帝國、蘇聯帝國。立場都是把美國作為上帝選擇的國家。
上帝選民和善惡大決鬥的觀念起源於宗教，已經融入基督徒的思維之中，並向外傳播。作為基督教最後一個情緒昂揚的大國，美國必然和伊斯蘭教徒——尤其是激進者——發生衝突。他們的目標都是消滅對方。在小布什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受新保守主義主導的美國外交，在思想上與穆斯林恐怖分子沒有本質的差別。他們的最大差別在技術上，一方掌握了最先進的武器，另一方只能依靠他們最原始的自殺襲擊。但是，他們的衝突根源卻可以上溯到兩個宗教的共同源頭。在這一點上，基督教、伊斯蘭教、東正教三者的衝突是難以調和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有共同的起源。此外，它們也都建立過統治大量異教徒的大帝國，這樣輝煌的集體記憶是難以消退的。因此，無論是在地緣政治，還是在地緣文化，它們都是對立的。
在殖民地時期，美國的居民是來自歐洲的移民。從非洲捕獲的黑人是他們的奴隸，土著的印第安人是他們的敵人。從美國建國之初到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興起，近200年間，美國完全由歐洲移民及其後裔掌控，他們歧視和迫害其他族裔。但是，美國與歐洲有很大的不同。美國的早期移民多是受到迫害的清教徒，北美的土地上沒有國王和貴族，教會的世俗勢力也不大。在爭取獨立時，美國革命追求當時歐洲尚為稀缺的自由、平等、民主，以洛克和孟德斯鳩的學說為理論基礎。另一方面，由於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現在正在成為一個西班牙語和英語並行的雙語國家，特別是在與墨西哥接壤的各州。以至塞繆爾?亨廷頓發出了「我們是誰？」塞繆爾?亨廷頓：《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的提問，他要求保護美國的民族特性。但是，新移民給美國帶來多元化的趨勢不能停止。2004年，小布什為了競選連任（私利），宣佈大赦200多萬來自拉美的非法移民。不過，美國的上層精英仍然是歐洲思想家的信徒。這與美國社會的文化多樣性形成了對照。
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把美國的外交傳統分為四個流派，分別代表商人、律師、軍人和傳教士的價值觀，並分別以一位美國總統命名。其中傳教士一派被稱為威爾遜派，即人們通常理解的美國的理想主義外交傳統。在這個理想中，基督教的色彩很濃，但不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而是傳教、消滅異教、拯救世界的熱忱。基督教對美國的影響遠遠大於其他西方國家。美國和歐洲有相同的文明和歷史源頭，它們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個差異：美國仍是一個宗教國家，而歐洲基本上是一個世俗社會了。而且，美國的宗教色彩還在變得濃厚。在宗教影響之下，美國還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國家。這是美國在國際上可資利用的意識形態資源，也是美國可能給世界帶來危險的因素。
國際政治的實踐在人類各大文明中已經存在了數千年，積累了許多經驗；作為一個學科，國際政治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在歐洲發展起來的，以那些經驗為建立學科的基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由於歐洲的動盪和戰爭，許多學者和科學家（特別是德意志人）移民到美國。歐洲文明第二次傳入美國，其規模非常之大，以致湯普森感慨道：「在整個人類知識發展史上，如此規模的人才智力遷徙是罕見的。」他認為：「從這次移民浪潮中收益最大的莫如國際研究了，甚至難以歷數這方面的一流思想家。」肯尼斯?w?湯普森：《國際思想大師》，74、7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不過，湯普森還是給出了一個很長的名單。歐洲傳統完全進入美國。在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的思想背景方面，艾倫?布魯姆說：
我們幾乎要完全靠德國的傳教士或中間人，才能獲取有關希臘、羅馬、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知識；無論這些知識何等深奧，他們的解釋是唯一的解釋；我們所能學到的僅限於他們認為我們需要了解的。艾倫?布魯姆：《美國精神的封閉》，110頁，譯林出版社，2007年。
布魯姆是德國第一代移民列奧?斯特勞斯的弟子。斯特勞斯、漢斯?摩根索、亨利?基辛格都是德國移民，也都是在德國受到迫害的猶太人。他們奠定了美國現在政治思想和外交思想的基本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美國戰後的國際政治是歐洲的、德意志的模式，至少是受到德國的極大影響。像萊茵霍爾德?尼布林、沃爾特?李普曼是德國移民的後裔，其中尼布林是第二代移民。這些塑造二戰之後美國外交思想的人，都有深厚的德意志知識儲備。雖然美國早期的建國之父們非常蔑視歐洲的國家間政治之術，他們的國家最後還是向歐洲看齊了。
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大都集中在美國。大學不僅提供高等教育，還製造思想與科學。美國有發達的科技以及與之相應的製造業。在製造業中，反映美國競爭力的不是鞋子、服裝等產品，也不是汽車這一類許多國家都可以生產的產品，而是波音飛機、航天飛船。飛機的買主是航空公司，航天飛船不供出口。這些生產商同時也製造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可口可樂、麥當勞等日常消費品不需要現代技術，卻能夠暢銷全世界，它們實際上是美國的營銷和軟力量的產物。這些產品廣告與美國的體育和流行文化密不可分，雖然現在多了一些本土化的明星。
儘管有許多優勢，美國硬力量的兩大支柱是軍隊和金融。生產線需要的勞動力較多，而技術較低，因此更適合欠發達的國家。在生產線上，發達國家受過良好教育、收入較高的勞動力是一個負擔。即使更好的管理、更高的效率也不能彌補其劣勢，因為貧富國家的差距太大了。欠發達國家則能夠輕易地通過更低的工資、更長時間的勞動來彌補較低的效率。這是生產線與瑞士手錶、義大利皮鞋、法國香水之類的製造業不同的地方，發達國家很難保持競爭力優勢。
美國的這個制度與英國當年的類似。英國殖民擴張以商人和傳教士為先導，以軍隊為後盾。因為前兩者中有很多流氓惡棍，所以英國的戰爭藉口也常常是訛詐式的，顯得非常流氓與惡棍。總而言之，英國是為了獲取利益，而不太在乎它得到的利益是否符合一般道德。英國國內確實總有道德的呼聲，真誠的，卻經常是微弱的，不足以阻止無賴行為和強盜行為，卻可以顯出英國是多麼的講究道德。這就使得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偽善化。美國也在走這條路。
由於發達國家的比較劣勢，製造業商人不能成為擴張的先鋒。如果把美國的金融業比作農業，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品就是鴉片——有一些用處，但風險很高，很少受到監控。這些衍生品侵入到世界各個地方，美國自己也不能倖免。2008年的金融危機始於美國，擴充套件到全世界。美國損失的不僅是美元，還有金融業的信譽——這是致命的傷害。當擴張先鋒受到抵制的時候，就該軍隊出場了。鴉片戰爭時的英國就是這個路子。美國大概不會進攻出售美元的國家，它會選擇一個又軟又少爭議的柿子。戰爭不能振興美元，卻可能敲山震虎，向全世界展示美國的力量，恢復人們對美元的信心。戰爭總是能夠帶動經濟的發展，提供產品需求和就業機會。
在2003年之後的兩三年內，關於帝國的討論在美國甚囂塵上。在2003年，美國的一家期刊寫到：「僅僅在幾年前，使用這個詞（帝國）來描述美國將會自動給你貼上左翼成員的標籤。今天，政治色譜從左到右的作者們都在用這個詞。」thenation，byanatollieven，july，07，2003?而右翼作家更是肆無忌憚，如《華爾街日報》。不到一年，另一家美國期刊做出了回應。2004年4月20日，《時代》週刊出版了一期特刊，列出了它評選出的全球100位最有影響的人物，從政界、娛樂界到學術界都有。其中一位叫尼爾?弗格森，入選的理由是他的一本書：《帝國》（2003）。這位年輕的教授是英國人，當時在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金融史，名氣大漲後去了哈佛大學。弗格森寫《帝國》是為了配合英國的一部電視系列片，為大英帝國的「自由帝國主義」辯護，並聲稱美國已經是一個帝國。正如《時代》週刊所說，「時機就是一切。」這本書生逢其時，立即在英國成為暢銷書。當《帝國》出版時，帝國主義已經在美國知識界回潮。這本書在書店上架時，正趕上美軍進入巴格達，於是立刻獲得成功。此後，有影響力的弗格森慫恿美國成為一個帝國——他的祖國英國已經不再有這個希望了。911襲擊之後的美國氣壯如牛，很有希望成為帝國，國內的許多學者也支援這個目標。在《外交》2004年3-4月刊的一篇書評中，約翰?艾肯伯裡說：「美國現在正處在自由傳統和帝國傳統的鬥爭之中，兩種衝動都深深植根於美國人民之中。」他在這篇評論中提到了六本論述美帝國的書，全部在2003-2004年之間出版。這六本書不包括弗格森的《帝國》，但有他的一本新書：《巨人：美國的帝國代價》。財政是美國這個巨人的一隻泥足，軍事入侵和虐待囚犯引發的道德危機可以算作是另外一隻泥足。
世事無常。僅僅兩三年後，喧囂一時的「帝國」熱就消退了。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政府的好戰政策遭遇挫折。美國的財政狀況也不佳，這一點在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中得到證明。隨著形勢的變化，哈佛教授弗格森也為之一變。他提出了「中美國」（chinamerica）的概念，這個提法以中美兩國的互補性為前提：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中國儲蓄，美國消費。這個前提是不牢靠的，他也認識到這一點。弗格森呼籲召開g2首腦會議，比布熱津斯基提出的中美g2還要早一些。但是，兩國的軟、硬力量相差實在太大。2009年，弗格森又有一變。他的新研究專案是「探討西方文明在21世紀的衰落」。德國《世界報》2009年6月26日。轉引自《參考訊息》6月30日。與其說西方文明衰落，倒不如說是傳播得更廣泛了。因為廣泛，所以特徵和優勢都不突出了。金融危機初期，中美兩國此長彼消的態勢比較明顯。但中國面臨的挑戰還在後面，真正啟動國內消費必須涉及經濟以外的改革。
g?近20年來的中美關係
中國是一個非常貧窮的國家，但人口眾多，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最接近美國實力的國家。所以，美國最有可能把中國當作它的敵人。這與中國的意圖無關，與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關，與中國能否真正成為一個富裕國家也無關。這將是美國單方面的選擇。中國能做的很有限。
中美兩國的官方價值觀是不同的，但是兩國之間並沒有嚴重的意識形態衝突，至少中國一方並不再想改變美國的政治制度。雖然中國官方沒有正式放棄冷戰時共產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卻已經不再要把它推行到世界其他國家。
對於本節，一個好的起點也許是《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理查德?伯恩斯坦、羅斯?芒羅：《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新華出版社，1997年。（1997年）。這本書也許已經被大多數人遺忘了。當年，在英文原版出版3個月後，這本書立即被翻譯成漢語，「內部發行」。接著，像歷次國內政治運動一樣，中國一些小有名氣的「學者」被組織起來，義憤填膺地揭批兩位作者的錯誤和偏見，誠懇地保證中國不會與美國發生衝突。
其實，這只不過是兩位前駐華（港）記者寫的一本書。他們收羅堆積了繁蕪的事件報道、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的社會醜聞，沒有系統分析和理論架構。這是記者的路數。兩人不是美國重要智庫的成員，更不在決策圈子。他們服務過的《時代》週刊雖很有影響，但他們早已離職，不代表雜誌的立場。這本書反映了美國當時尋找敵人的懷舊情緒。中國反應如此過度，當然有官方運動的特點，但主要還是官方太注重美國的態度了。在那一段時間，中國確實不太容易。冷戰之後，美國的政客們突然發現他們失去了敵人。他們「拔劍四顧心茫然」，一心一意要找出一個新敵人，而且許多人特別看好中國。政治制度、國土面積、人口規模、gdp數字的增長速度，使得中國適合充當一個貌似強大的敵人。同時，現實中的中國又虛弱到適合美國欺辱打擊的程度。於是，美國的冷戰鬥士們挾勝利之餘威，把利劍指向中國。「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至今不息。《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實際上是向美國大眾推薦敵人。作者說：「人們看到，中國，一個幅員遼闊、終將變得十分強大的國家，而且是這個星球上尚存的一個共產黨大國，正在以有違於美國利益，有悖於美國價值觀的方式行事。」《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6頁。——這是美國尋找敵人的標準、中國的罪狀。這句話不是一家之言，大致反映了美國當時的普遍觀點。
在1990年代，除了大量仿製的ak47、t59、mig19、少量進口的俄製武器、幾十枚核彈頭之外，中國沒有別的利器。作為經濟支柱的加工業嚴重依賴對外貿易。因此，中國實在不願意扮演美國的對手。缺了這個角色，對抗的大戲就演不起來。面對美國人反覆、盛情的邀請，中國一再謙恭謝絕，只在臺灣問題上表現得很強硬。面對國外的各種指責，中國只是極力否認和辯解。美國炸使館、撞飛機，中國都低調回應。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多考慮鄰國的利益。美國政界強烈的反華、反共情緒始終沒有能夠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在他執政後期已經把中國當作戰略伙伴了。但中國仍是美國政治圈和媒體圈內許多人選擇敵人時的主要候選國。這些人從左到右，橫跨政治光譜的兩端。
2001年初，好鬥的小布什政府上臺。美國政府的一位辭職官員說，美國本來打算挑起對中國的戰爭。從白宮和五角大樓主事者的信仰及後來的行為看，這並非沒有可能。當年的911事件替中國解了圍。華盛頓猛然發現，這個世界上不按美國利益行事的人和國家實在太多了，不是非選中國為敵不可。真正的敵人不請自來。決策者和智囊們終於擺脫了迷茫。他們沒有必要再另費心思尋找敵人。雖然美國仍在軍事上佔有明顯優勢，但在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之後，再向中國挑釁已經有些費力。在主動塑造敵人的時候，可供選擇的目標有限：既不能太強大，導致對抗成本高昂；也不能太弱小，不能讓美國人同仇敵愾。在小布什當政的8年中，中國已經發展到不太適合供美國選做敵人了。這是中國的運氣，也是美國的運氣。即便美國一再挑逗，中國仍主動向美國示好。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中，中國沒有像法國那樣試圖挑戰美國的金融霸主地位，反而增持美國政府債券，幫助美國穩定貨幣市場。
美國決定向阿富汗增兵，將達到6萬人。美國在中國周圍的多個鄰國中駐紮重兵，幾乎形成一個包圍圈。雖然美國可以提出理由，但這無論如何都不是一個友好的姿態。不過，讓美國停止塑造敵人似乎不太可能。這是權力的傲慢，也是文化差異。在西方流行的政治文化中，「我」在對立中存在。如果沒有敵人，「我」也就不能存在。敵人與「我」同等重要——實在是太抬高敵人了。在「階級鬥爭」狂熱的時候，中國人也曾經到處挖掘敵人。這是西化的結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我」是一個自在之物，不依賴敵人而存在。中國現在對美政策的要點是：不接受挑釁，不挑戰利益。其中關鍵之處在於抵制美國的誘惑，謝絕為敵的邀請。
美國對中國的警惕心並非全無道理。每當大國的利益出現衝突，擴張遇到阻礙之時，就可能產生戰爭。對於利益，既得利益國不肯放棄，新崛起國卻志在必得。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的道理其實相差不遠。如果不使用武力，舊的利益格局很難改變，或根本無法改變。從中國歷史來看，這種剛性結構在中國每次都是被武力所打破。到目前為止，在國際政治中也是如此，尚無例外。大國實力的消長應該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拔苗助長反而欲速則不達，武力促進更不可取。中國的和平崛起或許將為今後的國際關係樹立起一種模式。如果大國都能夠致力於此，權力轉移過程中不再有暴力和戰爭，那將是全世界的福音。
在歐洲國家之後，美國承擔起「白人的責任」。歐洲人放棄了海外殖民地，美國人在海外大建軍事基地。美國是歐亞大陸的客人，沒有殖民權力。因此，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影響主要依靠駐軍、貿易、投資和盟國。其中軍隊是最大的因素。如果美國失去在一個國家駐紮軍隊的機會，它對該國的影響就會削弱。所以它要首先保證海外軍事基地的存在，同時加大力量投放能力，即軍隊的遠端機動性，以彌補軍事基地的不足。技術的進步不能完全彌補客座帝國的劣勢。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存在就能夠在相當大的範圍內產生影響，特別是在歐亞大陸東部。為在大陸同等範圍之內獲取影響，中國對軍事技術和軍事基地的依賴沒有美國那樣大。
在911恐怖襲擊之前，中國的大國地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美國造就的，就像美國在冷戰中把蘇聯塑造成一個超級大國一樣。美國需要這樣一個對手。雖然蘇聯對美國構成現實的威脅，但它的實力被誇大了很多倍，以至在蘇聯解體的時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才承認美蘇雙方的差距其實很大。在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被塑造成美國的對手，這樣可以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中國和當年的蘇聯的遭遇有相似之處。中國的軍事、經濟和文化實力遠不能和美國相比。在軍事上，雙方的實力相差懸殊，美國沒有必要把中國作為可以和它一爭高下的對手。中國在傳統上不是一個擴張型帝國，如今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聯絡也更緊密。中國的實力更透明，在意識形態上也沒有當年蘇聯的僵硬。但所有這一切並不妨礙美國把中國作為對手。因為有了911襲擊，恐怖主義才取代中國成為布什政府的頭號敵人。
表現好的經濟將製造敵人。競爭弱勢、嫉妒都能變成憤怒和敵視。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一枝獨秀。那也是日美關係緊張的年代，且不僅表現在政府之間。美國民眾對日本的反感日益上升。在日本經濟已經下滑之後，「1993年，只有50%的美國人表示喜歡日本，幾乎三分之二的人說他們避免購買日本產品。」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247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這種反日情緒是美國的民族主義帶來的。現在，中國還遠遠不能像20-30年前的日本那樣製造有競爭力的產品。如果不大幅度改進教育和科技體系，改進經濟競爭體制，中國可以憑經濟總量成為大國，但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流國家。
一些中國人發現美國很討厭，與中國作對。但在過去100多年中，美國是大國中對中國傷害最少的，俄國、日本、英國、法國都曾在中國作惡多端。美國沒有覬覦過中國的領土，也沒有羞辱過中國。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改變了這個事實。轟炸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挑釁之一，但其程度仍不能與以上四國的侵略相比。而且，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其原因——如美國聲稱的失誤，中央情報局的陰謀，軍隊的手腕，或白宮的指令。最後一種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在侵害中國的國家中沒有列入德國，因為德國的崛起較晚，海軍較弱，來到遠東的時間在西方列強中最晚。德國在一戰戰敗之後，沒有機會再次不遠萬里而來。德國在八國聯軍時的表現最為惡劣，並推廣了「黃禍」論，但它只有這一次機會。因此，兩國發展友好的基礎更堅實一些。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都曾指出過這一事實。在二戰中，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盟國，雖然美國加入對日戰爭的時間很晚，對中國的支援卻非常巨大，中國成為戰勝國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國的貢獻不可抹殺。美國的可惡之處主要因為它是一個超級大國，任何一個超級大國的存在都必將妨礙其他國家的利益，即使它小心使用自己的力量，其他國家也會感受到強大沖擊。在朝鮮戰爭中，雙方打成平局，美國起初沒有想到以中國為敵人，疏忽了中國對任何逼近國土的國家不得不防的心理。如果美國瞭解一點朝鮮半島的歷史，它應該能夠想到中國出兵的可能。雖然美國劣跡斑斑，但在西方列強中卻可能是最好的。這也得益於美國的理想。如果其他西方國家擁有美國在冷戰之後20年這段時期的地位，很可能更為惡劣，這種可能不會減少對美國的批評。中國正在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美國給中國的教訓是：要小心地使用自己的力量，不能以強凌弱，但是，一個大國不可能讓所有國家都滿意，這時要堅持自己的利益，不憚於使用力量。
加拿大
加拿大是北美僅有的兩個國家之一（墨西哥在自然地理上屬於北美，在人文地理上屬於拉美）。加拿大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現在是英聯邦成員。全國大多數人說英語。在魁北克等地，法語人口居多，大約佔總人口的30%。加拿大是美國最主要的盟友。美國前幾屆總統上任後訪問的第一個國家都是加拿大。加拿大的人口密集帶在靠近美國的邊境地區。兩國已經在一體化的道路上走了很遠。雖然加拿大經常對美國發出怨言，但那只是受到忽視後的不滿。在經濟上，這個世界第九大經濟體已經與美國合為一體了。2003年8月14日下午4點10分到15日晚，北美出現了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停電。從美國的紐約、克利夫蘭、底特律，到加拿大的多倫多、渥太華等地，5000萬人口失去了電力供應近30個小時。在排除了恐怖襲擊的可能之後，美國與加拿大開始互相指責。紐約市長彭博聲稱，停電源自加拿大。加拿大總理克雷蒂安的辦公室則放風說，停電可能是閃電擊中美國紐約州北部的輸電線路引起的。美加電網通過37個節點連線，已經連為一體，因此才會在剛停電時找不到問題出在哪裡。
電網事件反映了美國和加拿大的融合程度。兩國無論在安全還是在經濟上，利益都是一致的。在911襲擊之後，加拿大加緊了邊境控制，防止恐怖分子越境襲擊美國。在軍事上，美國的北美防空體系覆蓋了加拿大，為加拿大提供了一把保護傘。共同的利益和文化總是使加拿大在戰爭中選擇站在美國一邊。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都是如此，在阿富汗也是如此。加拿大不像美國那樣好戰，但這個溫和的國家不會在戰爭中離棄美國。從2001年到2008年12月20日，美國及其盟友共有1030名軍人在阿富汗陣亡。排在前三名的是美國（629名）、英國（134名）、加拿大（103名）。三國人數佔全部西方陣營在阿富汗陣亡者的84%。這些死亡數字很能說明三個英語國家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分析和評估國際關係時，不能把英語國家完全分開。
拉丁美洲的一體化
美國以南的美洲各國都很相似。那裡的大部分土地以前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現在的居民大都說西班牙語。巴西人說的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很接近，都屬於拉丁語系。這片土地因此被稱為拉丁美洲。除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後裔之外，南美還有大量的印第安人。與北美不同，這裡的印第安人沒有被消滅。他們與歐洲移民、非洲奴隸的後裔產生了許多混血兒，種族融合的情況比北美好得多。南美和北美的重大區別之一就是印第安人在南美生存下來了，並且繁衍得很興旺，而北美印第安人幾乎滅絕。西班牙殖民者很殘暴，卻沒有英國人那麼工於計劃。歐洲人帶來的病毒殺死了許多印第安人，但南美印第安人並沒有滅絕。可見天花等病毒不足以在廣闊的大陸上消滅一個種族，就像美洲的梅毒沒有消滅歐洲人一樣。
拉丁美洲曾經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尋求獨立的過程中，西班牙殖民地有過統一的趨勢。西蒙?玻利瓦爾（1783-1830）是委內瑞拉人，參與了1811年的委內瑞拉第一共和國的建立。他也是西班牙殖民地的解放者、多個南美國家的創立者。這個地區在獨立之後，沒有像北美前殖民地那樣組成聯邦，各國的共和制沒有得到很好地維持，因此遠遠地落在了美國後面。在歐洲，西班牙和葡萄牙是近鄰，文化相通，一直有統一的呼聲。在沒有外來干涉的情況下，拉美也將延續以往的統一趨勢。拉美一體化的最大障礙是美國。美國一向視拉美為它的後院，一個動盪、相對落後的拉丁美洲符合美國的利益，也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事實證明，到目前為止，美國成功地達到了這個目標。雖然拉美的相對落後有非常大的自身原因，但是，美國充分利用和擴大了這些弱點，保證一個分裂的、落後的拉丁美洲為己所用。
在19世紀，美國僅有的兩項外交政策是「門羅宣言」（1823年）和「門戶開放」（1899年）。這兩扇「門」的內容是互相牴觸的。前者要求美洲對外關閉大門，由美國控制；後者要求列強向美國開放中國。中國只是美國向外擴張的一個地方。巴拿馬運河區長期被美國佔領，這條運河是溝通美國兩洋利益的便捷之路，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巴拿馬運河是在1904年開始開鑿，此前一年，巴拿馬從哥倫比亞獨立出來，原因是美國製造的政變——美國需要建立一個易於控制的運河國家，然後再開鑿運河。在沒有強大對手存在的情況下，美國可以允許運河對所有人開放，允許巴拿馬保持國家獨立，但絕對不會允許運河落入一個敵意的政府手中。
自19世紀以來，拉丁美洲長期處在美國的控制之下，被當作它的後院。雖然委內瑞拉的查韋斯、古巴的卡斯特羅等人敢於向美國挑戰，卻不能改變這個局面。如果有必要，美國能夠比較容易地推翻他們兩人的政權。在拉美策動政變、組織暗殺是中央情報局的長項，美國的海外駐軍也是政治和情報力量。美國一直是拉美動盪的幕後黑手，在最近的兩次政變中也不能擺脫干係。2002年4月委內瑞拉發生未遂軍事政變，總統查韋斯指責美國是策動者。2009年6月宏都拉斯政變有美國在當地駐軍的身影，被迫離職的總統塞拉亞對美國提出質疑。美國沒有直接入侵委內瑞拉和古巴（有過多起對卡斯特羅和查韋斯的未遂政變和暗殺），原因是這兩個國家不足以構成威脅，入侵這兩個國家不會增進美國的利益。
除了一般商品之外，美國與拉美之間還有特殊的進出口專案。在冷戰期間，美國向拉美輸出武器、暗殺和政變，支援獨裁政權。冷戰後，美國改換了產品，向拉美輸出新自由主義和民主。拉美則一如既往地向美國輸出人口——合法移民和偷渡者。拉美一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受到美國製約，而美國在人種和語言、文化上日益趨同於拉美。所以，影響是雙向的。在國家間、文明間的競爭中，武力強弱、文明高下是最主要的條件，但人口多寡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影響更有永續性。在長時期內，美洲南北方競爭和對抗的勝者很可能是拉美。
在2006年的大選中，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十多個國家選擇了左翼政府。這些「左傾」的國家佔拉美及加勒比地區總人口的70%，國土面積的80%。委內瑞拉、厄瓜多兩國更是由激進的左派總統當政。他們與美國對抗。前者威脅停止對美國出口石油，後者則宣佈在2009年到期之後不再允許美國使用在該國的軍事基地。拉丁美洲的政治向左轉是對長期貧富分化的反動，是對以權力謀取利益的反動，不同於中國人理解的「左傾」。在一些國家，左傾人士有些矯枉過正。但總的說來，糾正社會的嚴重不平等有利於經濟的長期發展。
與北美相比，拉美的許多地方有豐富的資源和良好的氣候條件。在19世紀的時候，拉美有過很好的發展勢頭。但政治制度的缺陷終於使它們停滯下來，遠遠落在了美國和加拿大的後面。現在，拉美有了一些真正的民主，權貴把持經濟的狀況有所緩解。拉美有可能走出專制制度與寡頭經濟造成的惡性迴圈。民主制度的建立將減少美國干涉和破壞的機會，全體國民不會像軍官、寡頭和權貴那樣被收買。拉美的持續發展將使美洲成為全體美洲人的美洲，而不再是美國人的美洲。同時，「後院著火」將吸引美國更多的注意力，減少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干涉力度。這樣一來，世界各國的力量分佈和對比將更加均衡。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將更有保障。
古巴
古巴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島國，在美國的南方。它不是拉美大國，也沒有這種前景。它的面積、人口和經濟都不堪當此大任。不過，在拉美各地廣泛存在的反美運動和反美情緒中，古巴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從冷戰到現在都不曾降下來。但這面旗幟以古巴的社會發展為代價。
古巴是一個島國，在美國的地緣政治中很重要。1823年門羅宣言之後，古巴逐漸被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從1898年美西戰爭到1959年古巴革命，美國一直控制著古巴，並租借了關塔那摩和翁達灣為海軍基地。關塔那摩監獄關押恐怖活動嫌疑人，因虐囚醜聞而聞名於世。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了1961年4月對古巴的豬灣入侵，以失敗告終。同年夏天，美蘇在柏林又一次發生對立。蘇聯威脅切斷西柏林的對外交通；美國做出強硬反應，蘇聯退縮，改為修築後來著名的柏林牆。接著，對抗又轉到古巴。美國在西德和土耳其部署核武器，對準蘇聯。蘇聯把核導彈運往古巴作為抗衡手段。美國對古巴實行封鎖。蘇聯不顧古巴人的反對，灰溜溜地撤走了導彈。這就是1962年10月的古巴導彈危機。直到今天，美國仍對經濟凋敝的古巴實行封鎖。在極端情況下，一個小島國有可能對一個大陸強國造成相當大的威脅，即使這個大國已經佔有了可以作為登陸跳板的半島。
今天的古巴是冷戰的遺產。卡斯特羅正在把國家大權移交給他的弟弟——後者曾與他一起革命。當初，古巴革命不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美國的敵視迫使古巴選擇了蘇聯為老大哥。現在，古巴又像革命初期時一樣成為拉美左翼運動的一部分。從長期時段看，左翼運動沒有能力改進社會。儘管都有火紅的年代，各國在革命之後都進入停滯狀態。國家有能力做一些大專案，但回報很少，民生沒有進展。但左傾是對右傾的必然反動。這是拉美和拉美化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