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有點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為了錢我離開設計院幹什麼？說實話，我想來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為了錢。前面說了，我在馬鞍山鋼鐵設計研究院工作，不僅我在設計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設計院工作，夫妻倆一個單位，我在情報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複用二底圖在內，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張甲a圖紙，相當能戰鬥了。而我當時已經是"高產作家"。情報室規定每人每年的編寫或翻譯量為六萬字，我實打實要完成幾十萬字。就這樣，夫妻倆合起來還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資125元，老婆也是，加起來正好250。"二百五"在我們那裡是罵人的話，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個人能拿這個不吉利數，我也不會這麼急著"下海"了。

當時我那個小家庭是四個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還有兒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還要領工資。剛開始是45，後來漲到50，當時對我來說是筆不小的開銷。窮則思變，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幾乎每月都有一兩篇文稿見刊，至今我的家中還保留幾十本《鋼鐵》、《耐火材料》、《工業爐》及安徽、江蘇、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雜誌，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後來覺得投稿不過癮了，乾脆寫書，日以繼夜地幹了3個月，每天7頁稿紙，我寫老婆抄，用標準的繪圖仿宋體抄7頁，老婆也不比我輕鬆多少。拿到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從銀行匯過來的2000多元稿費，我們夫妻二人加上兒子和保姆，將錢攤了滿滿一地，充分享受一把電影"百萬英鎊"中亨利·亞當的喜悅。但這種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徹底改變經濟狀況，唯有"下海"。

"不過你也不用擔心，你是馬命，總是要跑的，不跑反而會把你憋死，遲跑不如早跑。"中年漢子說。

聽了這最後一番話，我如墜入雲裡霧裡，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發現幾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這樣，一是從來都不把話說死，總是留有餘地；二是同一番話能有多種解釋。現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實和當前的股評人士差不多，怎麼聽都有道理，什麼結果他都不算錯。但那時候我管不了那麼多了，反正是決心已下，開弓沒有回頭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車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現在的"路"就是蔣大哥這半條路。

3

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給蔣大哥打過去一個電話。想著反正已經被拒絕兩次了，再多一次也無妨。我暗示自己相信那個中年漢子的話，關鍵時刻總會有貴人相助，祈禱著奇蹟發生，祈禱蔣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周正平那樣不加掩飾地一口拒絕我。

謝天謝地，蔣大哥還真接了我的電話。說：我太忙了，沒辦法過來接你，你自己坐幾路幾路中巴，到什麼什麼地方下車，來永安商場找我。

蔣大哥的態度大大超出我的預期。我簡直就是喜不自禁，馬上拖上行李，按蔣大哥指定的路線擠上中巴，走了很遠很遠，顛簸了很長很長時間，才到了位於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場。

那時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車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沒有，中巴在南頭裡面七彎八拐，頭都轉暈了，從羅湖到蛇口足足花了兩個半小時。當我找到蔣大哥時，已經五點多。蔣大哥當時正在指揮裝車，聽見我喊他，馬上過來打招呼，並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兩個菜，說有客人。那一刻我差點就流出眼淚，像老電影裡失散多年的紅軍終於重新找到了黨的感覺。

晚上雖然只能睡地鋪，但感覺特溫暖，起碼比住旅館溫暖。我把從周正平那裡要回來的禮品送給蔣大哥，並且向蔣大哥申請用一下電話，跟老婆報了個平安。

第二天，蔣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給我找了輛腳踏車，說："你自己騎車轉轉，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蔣大哥想象的要順利，當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從蔣大哥家出來，騎了腳踏車沒走多遠就碰到一家工廠，對看門的說找工作，他說我找錯了，是那邊的恆基實業招聘工程師。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腳下從東向西走一百米。對騎車的我來說，也就是上車下車兩個動作。

接待我的是個鄉村教師模樣的幹部，胸前戴了個工牌，上面寫著"副經理"。我亮出隨身帶來的一大堆紅色證書，對方面露喜色，說："你等一下。"轉身閃進去了。

副經理領我來見老闆時，他正在埋頭看我那一大堆證書。說來好笑，那一堆證書中的絕大多數是各種論文的獲獎證書，諸如"優秀論文獎"之類，沒想到今天發揮了這麼大的作用。

那時候還沒聽說過做假證的事，這一大堆的論文、著作、學歷證明、獲獎證書著實讓香港老闆賴春泉先生大開眼界，他確信發現了真正的人才。賴老闆只問了我一個問題：你這麼有成就幹嗎還要到我這裡來？我當然不能說是生活所迫，覺得那樣說怪丟人的，於是說：在我們那裡，誰幹得好誰麻煩就多。賴老闆好像很同意我的觀點，非常認同地點點頭，然後用我聽不懂的話對那個鄉村教師模樣的副經理說了一串什麼。副經理將桌子上那一大堆證書收在一起，抱在手裡，把我領進一間看上去像老闆辦公室的房間，安排我在沙發上坐下，把那些證書還給我，說：你等一下，老闆還要找你談談。直到這時，我才發現副經理也是會笑的。

我在傻等著，但感覺自己已經被錄用了，否則還要找我談什麼，乾脆打發走算了。

過了一會兒，賴老闆進來了。他是一陣風似的進來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整個神態與剛才判若兩人。他一邊走進來一邊笑嘻嘻地與我打招呼，彷彿是對老朋友。他用帶有濃重方言的"普通話"喊我：燈辣阿。我知道他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該怎樣答話，只好欠身點頭加傻笑。這時候他已經坐到他的大班臺上，用更加標準一點的普通話一邊招手一邊對我說：來來來，上來坐。我就從沙發上徹底站起來，坐到他對面的圍椅上。圍椅顯然是專門留給接受老闆談話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把，看來老闆喜歡找人單獨談話。單獨被領導或上司召見談話的經歷我還是有的，所以並不怯場，只是心裡告誡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賴老闆並沒有給我失言的機會，他只是告訴我：工作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工作是我考慮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須與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當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沒等我回答，他又說：你先吃了再說，等以後你們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統一解決。

我沒說話，還是在傻笑。說實話，他雖然用了比較標準的普通話，但我還是好多地方聽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為什麼說我是"北方人"，但此時我心裡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麼程度，難道比我當年上山下鄉在建設兵團連續吃幾個月鹹蘿蔔纓子還差？也未必不可能。這裡是資本家的工廠。我想起了萬惡的舊社會，想起天津三條石資本家殘酷壓榨工人的情景。我想不管怎麼樣，先幹了再說，就當是瞭解生活豐富閱歷也行。我說沒關係，我吃得苦。賴老闆笑了，笑得比剛才更燦爛。他笑著抓起了電話，撥了幾個號碼，又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放下電話，仍然對我笑，也像我剛才那樣傻笑，笑得蠻天真，使我懷疑這就是香港的大老闆？

這時候，副經理又進來了，對賴老闆不知說了句什麼，然後笑著對我說："丁先生，請吃飯去吧。"邊說還邊做著"請"的手勢。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稱我為"先生"，由於我的姓名一共只有兩個極簡單的字，所以熟人對我都直呼其名，合作單位的人一般都喊"丁工"，從來沒被稱為"先生"的。我看看賴老闆，意思是說賴老闆是不是一起去。雖然沒說話，賴老闆還是準確地理解了我的意思，他笑著示意讓我自己去。

副經理將我領到樓下，來到主廠房旁邊的一個臨時性建築食堂，變戲法般地拿出一個帶活動把子的不鏽鋼飯盒，遞給我，說："那邊有水龍頭，洗洗，從後面排隊就行了。"我問："不用飯票？"他笑笑，說不用。

食堂不大，比我們學校的食堂小多了，甚至比我們設計院的食堂都小，差不多與上山下鄉時我們連隊食堂一般大，但那時候我們連隊在食堂就餐人員只有30多人，而這裡擠了少說也有300人，滿滿的，全部在排隊，沒人在吃飯。仔細一看，才發現食堂有一個後門，打完飯之後，工人從後門出去了。

我老老實實地排到最後，一步一步地機械地跟著隊伍往前移動。周圍的男男女女不時地有人看我一眼，但看的時間很短，只要我一回眼他們馬上就躲開。個別長相較好的女工在眼光躲開之後又對著同伴的耳朵嘀咕了兩三秒鐘，然後她們一起放聲大笑，其中一個還做出要打另一個的樣子。我知道她們肯定是在說我，所以儘可能目不斜視，面上露出極微弱的微笑。

快到視窗時，我才看清，員工在這裡排隊其實只是打菜，每人一葷兩素，打完菜後迅速向後門走去，那裡有飯和湯，打飯和打湯實行按需分配，吃多少打多少，沒想到這小小的員工食堂居然還部分實現了共產主義。輪到我時，看著琳琅滿目的菜餚，一下子竟愣在那裡，不知該點什麼菜。以前在食堂吃飯，視窗前面都有一塊黑板，標明什麼什麼菜，多少多少價錢，習慣了，今天猛一遇見這麼多沒名沒姓沒價錢的菜，還真有點不知所措。視窗裡面的小夥子非常友善地看著我，笑著問："你是新來的丁主管吧？"儘管他將丁說成是"燈"，但我還是聽清了他的意思，趕緊大幅度地點點頭，同時心裡納悶：我是主管？主管是什麼頭銜？管什麼？老闆還沒明確告訴是否錄用我，就由食堂的廚工來宣佈我的職位。

"老闆說了，"小夥子說，"你隨便點，要吃什麼點什麼。"

我怕妨礙後面的人，來不及細想，就隨便點了三個菜，記得好像是半片紅燒豬腳、一條油炸非洲鯽魚和一份空心菜。這就是賴老闆一再向我解釋並表示歉意的"相當差"的伙食！說實話，比我在家裡吃的好多了。事實上，如果我在家裡有這麼"相當差"的伙食，我可能就不來深圳了。在家裡時，院裡逢年過節發點葷，我和妻子總是像寶貝一樣藏在冷凍櫃裡，需要改善伙食時，取出來如劈柴一般砍點下來，配點青椒炒個菜，一家四口像過年。當然，好菜也是會買的，比如買條小桂魚，但那是專門給兒子補鈣的，我和妻子是萬萬動不得的，如果我們要動，那也必須給保姆吃，而那條小魚還不夠保姆一個人吃。

吃著這"相當差"的菜，我只有一個想法：要是老婆孩子也能吃上就好了！這樣想著，我的眼前就浮現了兒子吃榨菜的模樣。眼淚滴到了碗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