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英姑說，說得好像有點不好意思，「我媽媽吃齋信佛。」

「她對你的成長有影響嗎？」我問。

「有影響，影響很大。」英姑說。說得很肯定。

英姑告訴我，她生於1947年農曆2月19，媽媽說這天正好是觀音菩薩的生日，所以從小就要她多做善事。英姑說媽媽給她印象最深的是土改那年，農民去地主家分東西，別人都要衣服要傢俱要農具要牲口，只有她媽媽抱回來一尊觀音菩薩。那時候英姑剛剛記事，好像是第一次這麼清楚地記得一件事情，所以印象特別深。

英姑還說她媽媽就總喜歡做善事。新政府剛剛成立的時候，沒有人做飯，她媽媽就主動去幫著當時叫做「寶四區」的政府做飯。

「你什麼時候入黨的？」我問。

「1966年。」英姑說。

英姑告訴我，經大隊書記和她媽媽的一致做工作，1964年，初中畢業的曾柳英成了當時被叫做上星大隊的義務接生員。由於工作努力，後來被派到沙井醫院學習了20多天，成了正式的接生員。1965年，由於她工作態度好，技術精，親手挽救了不少生命，贏得了大家的信任，於是，被推舉擔任大隊婦女主任兼團支部書記，次年，英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一年，曾柳英剛剛19歲。

「那你差不多有40年黨齡了？」我說。

英姑笑，像是聽了表揚不好意思地笑。

「你媽媽支援你入黨嗎？」我問。繞著問。

「支援，」英姑說，「媽媽講共產黨都是菩薩心腸，阿彌陀佛，盡做善事，跟他們吃齋念佛的一樣，這樣的黨應該參加。」

在後來的採訪中，曾柳英對我說，這輩子對她影響最大的是兩個人，一個是當時介紹她入黨的上星大隊黨支部書記，另一個是她的媽媽。如果不是受媽媽的影響，那麼她就不會從小熱衷於做善事，做好事，不計較個人得失，那麼她就有可能是另外一個人。而如果不是大隊書記，她就只能是一個善良的農村鄉鎮婦女，不可能從事在當時非常有實際意義的接生員工作，更不可能成為大隊婦女主任和團支部書記，當然也就不可能那麼小小年紀就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英姑說，如果那樣，那麼她就只能在小範圍做一些小的善事，而不可能在那麼大的範圍做那麼大的善事。英姑自豪地告訴我，現在他們這裡四十歲左右的人很多都是她親手接生的，積德呀。

我想了想，還是決定問一個敏感一點的問題。

我問：「你覺得入黨和不入黨對你做善事做好事有影響嗎？」

「有影響。」英姑回答。

「不都是做好事嗎，有什麼影響？」我問。明知故問，就像水鈞益對接受他採訪的外國元首提問一樣。

「那不一樣，」英姑說，「沒有入黨，我只想著潔身自好，自己做好事，行善積德。入黨了，我就不能光想著自己了，就不僅僅是潔身自好了，就有了一種責任了，就想著維護黨的形象，就要在更大的範圍內做更多的好事，就要團結一批人，影響一批人，帶領一批人共同做好事，大家一起構建和諧社會。」

我聽了一愣，沒想到「和諧社會」這麼新鮮的流行詞她都會說。可見，英姑不是簡單的做好事和行善積德，而確實是非常關心時事，確實是按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在要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