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子強正兒八經地向賀曙光提議拆除牌坊。理由之一說這個牌坊是假的，是近幾年才造的，沒有任何歷史價值和意義；理由之二說牌坊並不能代表羅沙村的地界，因為真正的羅沙村遠不止牌坊後面那一片親嘴樓，而是包括周圍一大片地域，甚至新建成的市政府都包括在裡面了，搞了這麼個牌坊，反而把羅沙村限定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不符合歷史；理由之三說這個牌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們的封閉和愚昧，主動地把自己和深圳主流社會隔離開來，說明雖然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戶籍已經完全城市化了，但是思想還沒有城市化。

賀子強是在一個單獨的場合對哥哥賀曙光說這番話的，如果不是單獨說，而是當著父親賀三的面說，肯定又要挨賀三的罵。

賀曙光當了多年的領導，已經養成了一個好習慣，就是能聽得進任何話，並且在聽到任何話的時候，都不動聲色，讓說話的人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現在賀子強說了這番話之後，就不知道賀曙光聽了之後的真實想法，因為賀曙光始終如一地保持著那種親切的微笑，即像是兄長對弟弟，也像是單位領導對有背景的部下。

賀子強見賀曙光沒有反駁，而是繼續保持親切的微笑，並沒有高興，相反，他認為這是賀曙光對他的話沒有在意的表現，於是，停頓了一下，或者說是思考了一下，決定加重說話的分量，一定要讓哥哥聽進去，即使聽了之後跳起來，也比這樣沒有反應好。

賀子強繼續說。說這說明我們還保留著強烈的農民意識，因為農民意識的最典型表現是自我封閉，這種自我封閉的意識是封建社會長期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決定的，而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了，就不應該固守著農民意識，現在保留這個牌坊，其實就是農民意識沒有完全消除的直接表現。

賀曙光臉上的表情僵持了一下，因為他最討厭的就是別人說他是農民，他覺得現在在很多場合，「農民」已經變成了貶義詞。

賀曙光努力調整自己的情緒，儘量往好的方面想。想著賀子強是自己的弟弟，同一個母親生的，又是同一個屋簷下長大的，應該不存相互歧視問題，他說「農民」是就事論事，並無惡意，更不包含人生攻擊的意思。再說，賀曙光想，賀子強的話雖然刺耳，但基本意思還算正確，說實話，這個牌坊賀曙光也不喜歡，不倫不類，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確實是代表了落後和保守，與整個深圳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格格不入。賀曙光還想，不能要求現在的年輕人說話和我們這代人一樣好聽。

「你是不是談女朋友了？」賀曙光問。

賀子強一愣。他沒想到賀曙光這時候會突然問這個問題。

難道是想打岔？賀子強想。

「是不是你女朋友對你說了什麼了？」賀曙光又問。

賀子強聽了更是一驚，眼睛開始躲閃，心裡暗佩服哥哥。

賀曙光猜的不錯，賀子強最近確實是交了個女朋友，師飛雪，西安人。師飛雪不但人漂亮，而且普通話說的特別好，標準且親切，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每天半夜對臺灣同胞的廣播，不像賀子強自己，無論怎麼練習，說起普通話來還是像嘴巴里含了塊蘿蔔。另外就是師飛雪白，像新款白色寶馬車那樣的白，貴族白，白的結實且有分寸，從骨子裡透出洋氣和大氣。不用說，賀子強很喜歡師飛雪，但是師飛雪對賀子強似乎不完全滿意，常常笑話他，笑話他講的普通話，笑話他家住親嘴樓，尤其笑話他家門口那個不倫不類的牌坊。賀子強剛才對牌坊的這番抨擊就來自於師飛雪。不過，當時師飛雪在他面前這樣說時候，賀子強並沒不同意，甚至還反駁，說牌坊既然已經存在了，就已經代表歷史了，說時間的長短並不是判斷一個事物是不是具有歷史價值的惟一標準，特別是相對只有二三十年曆史的深圳來說，十幾年的歷史就可以算曆史了，他還拿上海賓館做例子，說上海賓館也是深圳特區成立之後的建築，現在不也是被很多人當作歷史文物了嗎？他沒有想到，雖然當時反駁了，但師飛雪的話他卻聽到心裡了，並且顯然已經在心裡生根開花，現在竟然卻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曾經反駁的觀點添油加醋地翻版到哥哥面前了。

「這與她沒有關係，」賀子強說，「是我自己的看法。你不覺得有道理嗎？」

「啊，有。有道理。當然有道理。」賀曙光說。

賀子強不說話，拿眼睛盯著賀曙光，意思是：那你同意拆？

「不過，」賀曙光說，「這事不急。」

「怎麼不急？」賀子強問。

賀曙光眼光游離了一下，彷彿是做一個思考，然後說：「顧不過來。這件事情看起來小，但真要做起來，做成功，肯定要消耗我大量的精力，不合算，我眼下有比這更迫切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工業區要徵用的事情？」賀子強問。

賀曙光一驚，問：你知道？！

賀子強沒有回答他知道還是不知道的問題，而是笑，得意地笑。

賀曙光突然省悟到，賀子強已經不是小孩子了，而是深圳市建設局規劃處的幹部，這樣的事情他當然知道，甚至可能比他知道得更多。

在後面的交談中，賀曙光顯得有些心不在焉，目光時不時定格在一個地方不動，等賀子強加重語氣聲音大一些，他又猛然「啊，是，對，好」地應付一下。賀子強猜想，哥哥是不是有心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