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壯丁是瞄準手,炮兵的眼睛,他們的部隊是在密支那戰役後期上前線的。聽說龔壯丁表現很英勇,八月份提升為上士班長。我父親曾在運輸途中遇見過他,看見他坐在炮車上,黑了許多。兩人都大叫,汽車就飛快地錯過,一如人生中許多不及回頭的場面。
龔壯丁陣亡的噩耗是打完仗才傳來的。聽說他們陣地遭到敵人炮火襲擊,一發炮彈直接命中炮座,全班士兵當場陣亡,有的人只剩下一隻胳膊或者幾片破衣衫。打完仗後,凡能找到的官兵屍體都被運到八莫掩埋。孫立人命令在八莫城郊修公墓一座,將機會的日軍坦克、汽車近百輛統統堆在公墓外面,圍成一堵牆,帶有炫耀戰績和以敵人首級祭祀烈士英靈的意思。這就是當時著名的「戰車公墓」。一九七三年我途經八莫,公墓已成一片亂墳冢。由於行色匆匆,未能親往瞻仰,引為憾事。
後來我父親回國路過八莫,特地上那座戰車公墓憑弔,大哭一場。還點燃紙錠一串,高香一炷,用這種最迷信的方式同他的亡友告別。
十二月,中國遠征軍猛叩國門畹町,取勝無望的本多司令官腹背受敵,被迫結束「斷」作戰。十四日,八莫日軍自動撤出市區,新一軍亦不追逼。
十五日,八莫遂告收復。
4
一九四五年元月,中國遠征軍第十一集團軍攻克畹町,日軍退守臘戌。同時,中國新一軍主力前出南坎,準備與遠征軍會師。
由於第十一集團軍繼任總司令黃傑有心偏袒舊部,欲把會師頭功讓給第七十一軍,引起另外幾支部隊不滿。於是收復畹町第二天,各部隊都不聽號令,各自搶出國境,希望搶先與駐印軍會師。
第二軍第九師上尉連長解雲祥,四川羅江人,保定軍校十九期畢業。二十四日,奉命率搜尋連開出過境,沿畹(町)、木(姐)、南(坎)公路全速前進。參謀長口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與新一軍會師。
可是眼下誰也不知道那支來自印度的友軍確切位置在什麼地方。從南坎到畹町至少有五六條大小道路可通,因此誰能搶到頭功只好看各人的運氣了。
出了國境,緬甸的公路都是柏油馬路,柏油被太陽烤化了,滋滋地冒煙。許多中國士兵沒見過柏油馬路,因此大出洋相:有人被柏油粘掉了草鞋,有的被燙傷腳板,還有人摔倒在柏油裡,一連幾星期都洗不乾淨。儘管公路上熱氣騰騰並且有股臭味,但是行軍計程車兵還是個個興高采烈熱情高漲。
沿途山頭仍有小股日軍向公路射擊。南坎方向,敵人還有成建制的兵力在逐次抵抗。然而在畹町通往南坎的馬路上,這支連三百人的中國軍隊竟然大搖大擺地行軍。如果日軍有意設下伏兵,那麼這一隊得意忘形的中國草鞋兵就會厄運臨頭了。
問題在於西元一九四五年元月的日本皇軍確已變成驚弓之鳥。他們被盟軍飛機從天空掃射著,被中國軍隊從地上追趕著,再也無法重現戰爭初期一個大隊(營)消滅中國一個師的奇蹟。因此一連三天,這隊長驅直入的中國士兵都得以大模大樣地在公路上行軍,有計程車兵脫光膀子,有的把步槍吊在脖子上,還有的更加吊兒郎當,赤條條地跳進河溝裡洗澡。有時被敵人冷槍打惱了,架起機槍小跑一陣猛轟,日本人立刻就變成兔子,逃得無影無蹤。
第三天傍晚,來到一處路口,山坡上有幾間空草房。解連長命令宿營。不料睡到半夜,到處紛紛嚷起來,掌燈一看,原來屋子裡跳蚤如雲。解連長正疑惑,師部派人送來急電,通報各部隊提高警惕,說在芒市、遮放已發現敵人投放的的細菌彈。連長嚇一大跳,急令隊伍退出,然後將草房付之一炬。
緬甸氣候溫差極大,白天暑熱難耐,下半夜卻起了霧,落下一層薄霜。士兵衣衫單薄,且破爛,凍得直哆嗦。有人去撿了枯樹枝烤火,連長也不制止,只叫加強警戒。於是山坡上到處有了菸頭的紅光和一堆堆篝火。
凌晨時分,哨兵突然聽見公路上有坦克和汽車開進的聲音。解連長剛剛打了個盹,一時心都不跳了。按照常識,如果來犯的是敵人增援部隊,那麼敵人早在一里外就發現了他們。
解連長伏在地上,傾聽坦克履帶越來越近的碾壓聲,心中充滿恐懼和悔恨。他後悔不該疏忽大意,貪功冒進,搶不搶得上頭功事小,斷送性命和一連弟兄事大。
搜尋連倉促應戰,引來坦克一陣炮擊,打得山坡上飛沙走石。好在月黑風高,坦克盲目射擊,只炸傷幾名炊事兵。
炮擊之後,公路上出現戴鋼盔的步兵,黑壓壓地衝鋒。解連長看不清敵人的面貌,心想反正豁出去了,不如弄個明白。於是派了個大嗓門士兵向山下喊話,說你們哪部分的,是不是駐印軍?
山下突然停止射擊。有人回答,說山上你們是哪部分的?解連長聽得清楚,山下明明是中國話,而且是四川口音。
為了防備敵人耍陰謀,解連長躲在石頭後面堅持反問:「你們先說是哪部分的?」
山下回答新一軍先遣營。又說你們是不是遠征軍?
這下子山上計程車兵全都高興起來,也不管暴不暴露目標,都站起來紛紛亂嚷。解連長派了兩名士兵下山聯絡,對方果然是新一軍。昨夜裡剛打下南坎,正在追擊殘敵。
公路頓時熱鬧非凡。友軍會師,鬧了一場誤會,因此分外親熱。搭乘坦克和汽車的駐印軍拉著國內兄弟的手,望著他們破破爛爛的衣衫和腳下的草鞋,心裡湧出許多同情和憐憫,就慷慨地取出香菸和壓縮餅乾慰勞戰友。
正在熱鬧,一輛裝甲車戛然停下,身著美軍制服的中將軍長孫立人走下車來。當他得知雙方發生誤會各有一二十名士兵傷亡時,險些把嚇得半死的解連長送交軍法處。後來他才弄明白這並不是誰的過錯。誤會是由於聯絡跟不上。聯絡跟不上是因為遠征軍平均每個團才有一部電臺,而在他的部隊裡,每個連都配備無線電臺,並且還有足夠的美製十輪大卡車。
西元一九四五年元月二十八日,在緬甸邊境一個名叫芒友的地方舉行x軍(駐印軍)——y軍(遠征軍)會師閱兵儀式暨慶祝中印公路通車典禮。
這一天,緬甸上空碧空如洗,風和日麗,豔陽高照。士兵們在河灘上搭起校閱臺,在山坡草地上豎起許多紅紅綠綠的彩旗,給中印公路通過的這座人煙稀少的緬甸山谷增添了隆重的節日氣氛。
上午十時,慶典開始,兩路將領登上校閱臺。先由衛立煌宣讀將委員長從重慶發來的祝賀電。蔣委員長在祝賀電中勉勵中國官兵再接再勵,驅逐倭寇收復國土,並高度讚揚中美英盟軍浴血奮戰互相支援的偉大友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南亞盟軍最高總司令蒙巴頓和美軍總司令魏德邁均未派代表出席會師慶典。在他們看來,日本人還在緬甸,慶祝為時尚早。他們不希望看到中國人單方面給戰爭打上一個句號。
盛大的閱兵式開始了。
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美式裝備大檢閱。最先出場的是新一軍機械化裝甲師。九十輛美製三十二噸坦克排出整齊的隊形從山谷中隆隆開出,塵土遮天蔽日,每輛坦克炮塔上都插有一面青天白日國旗。鐵流滾滾,戰車咆哮,檢閱的隊伍一眼望不到頭。「白鼬式」六噸裝甲車、羅通戰車防禦炮、「一五五」遠端榴彈炮,gmc八缸柴油運兵車,福特無線電通訊吉普車一一通過校閱臺,還有摩托化步兵團、工兵團、運輸兵團和特種噴火兵團,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步兵一律頭戴鋼盔,手持美式衝鋒槍,搭乘運兵車通過,威風凜凜,氣壯山河。國內y軍只有第二百師參加了閱兵式。儘管他們也頭戴鋼盔,排成整齊的方陣,但是他們灰暗的土布軍裝和肩上笨重的中正式步槍使這支國內久負盛名的精銳之師看上去更像一支地方民團武裝。
九架從密支那機場起飛的美國戰鬥轟炸機呼嘯著從河灘上空掠過,在空中劃了一個大大的圓弧,然後去轟炸南方一百英里外的臘戌。一隊運輸機向河灘空投了兩連中國傘兵。天空中突然綻開許多五彩繽紛的傘花,把慶典氣氛推向高xdx潮。
孫立人站在臺上,紋絲不動。他的部隊正在隆隆地行進,他肅立,向他的隊伍行莊嚴注目禮。盛大的會師慶典並沒有給他帶來應有的喜悅和激動,相反,一回到中國灰色的大地上,一回到身邊這些大腹便便的國內同僚中間,他就感到一種無法擺脫的壓抑和孤獨。
唯一的安慰是新一軍。他建立了它,因此它們是屬於他的,一如他身上的制服和勳章。但是新一軍委實太出色了,出色得令人擔憂。重慶那幫大大小小的政客們早已對它垂涎三尺。
戰車在通過,佇列在延伸。
歷史之路也在延伸。
孫立人依舊肅立,憂鬱的目光越過河流,越過山巒,投向煙霧迷茫的歷史深處。正因為他無法把握命運,所以才投靠史迪威;投靠史迪威的結果是更加無法把握命運,這就是他不得不對未來感到巨大憂慮的深刻原因。
過了半年,歐洲盟軍總司令,未來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將軍指名邀請孫立人考察歐洲戰場。孫所到之處,受到盟軍破格接待。艾森豪威爾讚譽孫將軍為「東方的蒙哥馬利」。
又過了一年,蔣委員長藉口孫立人作戰不力,剝奪其軍權,派往當時中國最不起眼也最偏遠的臺灣省任省主席,兼警備司令。新一軍併入老對手廖耀湘部下。
一九四九年,委員長兵敗大陸,退避臺島。蔣唯恐孫記恨前仇,孫唯唯表白:「臺灣的一切,當以領袖之命是從。」蔣亦受感動,發誓「蔣某從此息影田園,不問政治。」孫即出任陸軍總司令,二級陸軍上將。
此後,蔣對孫的親美傾向仍舊耿耿於懷,終以「整軍不嚴,治軍無方」為藉口免去其陸軍總司令職務。再半年,又強加其莫須有的「兵諫陰謀」,剝奪一切權力,囚禁臺中市。株連者高中級軍官一百三十餘人。此即臺灣轟動一時的所謂「孫立人謀反案」。
報載:三十三年後的西元一九八八年三月,臺灣國防部長鄭為元上將親往臺中市向上路寓所拜訪囚禁中的孫老將軍,並宣佈平反,即日解除禁令。將軍終於恢復自由。
孫立人此時已是八十八歲的垂暮老人了。
元月二十八日,在印度阿薩姆邦邊境小鎮利多,印——緬——中公路通車剪彩儀式隆重舉行。築路兵團總指揮皮克少將向駐緬美軍司令薩爾登將軍大聲報告:
「運輸車隊已經組成,請將軍下令開往中國。」
第一隊二百五十輛滿載貨物的汽車在裝甲車和戰鬥步兵的護衛下,緩緩駛出印度國境,開上經過戰火洗禮的利多公路。
一週後,車隊開進鑼鼓喧天的雲南省會昆明,受到社會各界及市民群眾熱烈歡迎。蔣委員長專程從重慶趕來昆明,主持剪彩儀式,並向全國發表廣播講話。委員長在講話中宣佈道:
「……我們已經徹底打破了日本對中國的封鎖和圍困……為了表彰和紀念我們的朋友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對此作出的卓越貢獻,還有他領導的盟軍在緬甸戰役和這條公路的修築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我代表國民政府把這條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
二月初,會師後的中國遠征軍奉命停止前進,返回國內休整,其中大部分部隊陸續投入收復廣西和湖南的戰鬥。新一軍留在緬北,名義上仍然歸蒙巴頓勳爵指揮。
此時英印軍正在進行收復緬甸南方的艱苦戰鬥,新一軍按兵不動,以「屏護中印公路安全」為理由拒絕調遣。於是氣急敗壞的蒙巴頓勳爵從印度飛到重慶,試圖說服蔣委員長顧全大局,支援他把收復緬甸的戰鬥進行到底。勳爵的努力幾乎等於白費,頑固的中國委員長從來對恢復大英帝國在緬甸的殖民統治不感興趣。在經過多次討價還價的會晤之後,最後還是由勳爵的私人朋友蔣夫人出面斡旋,委員長才勉強給了英國人一個面子,同意讓新一軍「有限地配合盟軍作戰」。但是,作戰區域決不超過「曼德勒以北地區」。
下旬,新一軍第五十師奉命南下作戰,沿仰(光)密(支那)公路向曼德勒推進,僅僅一月便連克南帕卡、錫箔、猛巖、臘戌、南渡、西保、叫脈、眉苗等大小數十座城鎮,並於四月初與英軍在皎克西會師。遂停止前進,駐守原地待命。五月一日,盟軍收復仰光,駐印軍奉命返國,各軍師恢復建制,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部取消。
這樣,從中國遠征軍首次入緬作戰算起,中緬印大戰歷時三年又三個月,終於以勝利宣告結束。
二次大戰後,根據官方公佈的數字,中國方面在中緬印戰場上先後投入兵力達四十萬人,其中還不包括相同數量的支前民工;英美盟軍投入陸軍三十萬人,飛機兩千多架,坦克裝甲車三千四百多輛;日本帝國累計投入軍隊四十萬人,飛機八百多架。
中國軍隊付出的代價最大,累計傷亡接近二十萬人,約佔參戰官兵人數的一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在中印緬戰場舊址(國內部分)保山、騰衝、松山、龍陵、芒市、遮放、畹町等地修建中國抗日烈士國殤公墓和紀念碑(館),以昭後人,告慰為國捐軀的二十萬烈士英靈。
該命令一經發布,立即得到地方政府和民眾的熱烈響應,許多社會名流和富豪鄉紳紛紛解囊。第二年即有多處公墓、公祠、碑(館)竣工落成。據云南地方史志記載:滇西各縣區共建有此類紀念祠、堂、陵園計大小一十三處,其中以騰衝國殤公墓尤為著名,工程最為巨大,修建最為雄偉壯觀。
西元一九八七年歲末,我往滇西蒐集素材曾在騰衝駐足數日。我看見國殤公墓業已修復完畢,忠烈祠和紀念碑均粉刷油漆一新,原國民黨要人手書真跡題字題辭經過精心複製,幾與原件不差分毫。公墓佔地數十畝,園內風景優雅,松柏成林,另闢有陳列室、茶園等。現已被當地政府正式宣佈為文物保護單位。
翌月,我回農場,委託一個叫萬華僑的老知青替我到八莫辦件事。萬華僑原先也是我們一道下鄉的知青,因為好逸惡勞,就勾搭上一個洋人街那邊的女子,過去入贅,成了華僑。有知道底細的人悄悄透露,說老萬在那邊過得並不見怎樣發達,時常還要替人家下苦力,足見得華僑並不見得人人都是腰纏萬貫的闊佬。
萬華僑抽了我一盒「紅塔山」,又吃光兩海碗雜碎米線,然後拍著胸脯說要替老同學兩肋插刀。其實我拜託他的並非驚天動地的大事,也無上天入地的艱難,只是請他到八莫替我拍張「戰車公墓」的照片回來,以聊慰我那老父的緬懷之情。
過了一街(五天一街),老萬果然如期而至。他開口就滔滔不絕地訴苦,怨聲載道,彷彿我害得他傾家蕩產。原來他費了一天時間去尋找什麼「戰車公墓」,而那一帶早就推平了,建起一條高速公路,還有一座煉膠廠,因此他白白荒廢了一天生意。
我信了,自認倒霉,就賠償老萬二十元人民幣。
5
西元一九七一年,我初中未畢業就被光榮批准到一個很遙遠的雲南邊疆去當知青。登車的日子眼看迫近,七月七日,下午四點半鐘,距離三十四年前那個震驚全國的歷史性時刻還差幾個小時。
父親從幾百里外的「五·七」幹校趕回來送我。請假是特許的,那時候他還在住「牛棚」,是九種人。父親顯然老了,飽經滄桑,四十幾歲的人,佝腰駝背,兩鬢掛霜。只是情緒還好,臉曬得黑紅。
我極豪邁地指著地圖,把那塊將屬於我們去保衛戰鬥的疆土劃了一個圓圈,讓父親觀看。那地方叫弄巴,在畹町以西一百公里處,人煙稀少,與緬甸相鄰。不料父親盯住地圖愣了半天,突然說那地方他去過,不是從中國,而是往印度那地方來的。他還證明說那些地方風景很優美,很原始,有許多古老的森林和清澈的河流。當地人好客,能歌善舞,喜豪飲,亦喜食鴉片。男人叫「恰克拉」,女人叫「恰克尼」,等等。
父親的話令我愕然。我從大字報上知道父親有一段歷史汙點,並且子女亦為此屢受株連,就憤憤地責問父親是否交代清楚了?父親枯坐良久,悽然一笑,說別問了孩子,你最好不要替父親揹包袱。倘若你要獨自走很長的路,就相信你父親一定沒幹過回事。
那一晚,我聽見父親在隔壁吸了一夜煙,第二天就提前返回幹校。
關於學生從軍的那段話題也即我父親後來留下歷史汙點的那段經歷似乎還缺少一個輝煌的結尾。我現在掌握的確鑿資料證明:蔣委員長對學生信誓旦旦的諾言並沒有兌現。抗戰結束,國共兩黨兵戎相向,內戰在即,全體從軍學生包括我父親被強行留在軍隊裡,失去重返校園的機會。
一九四六年初春,我父親不再是炊事兵而是運輸兵,他們那支車隊奉命開往東北打內戰。途徑湖南長沙,幾個同學買通長官,一齊棄車逃入城中躲起來。後來營長聞訊,提著手槍帶人在城裡搜查一整天,總算僥倖躲過,開成小差。聽說也有被捉回去的,當眾執行槍決。那時候槍斃逃兵是很常見的事。
三天後,我父親登上回家的輪船。同學們也紛紛告別,各奔前程。他記得那是個陰雨天氣,湘江嗚咽,橘子洲頭好像一個黯淡的幻影,隱現在浩茫煙雨之中。輪船離岸時,我父親站在擁擠的甲板上,腳下堆著簡單的行裝。冷雨霏霏,雨絲濡溼了他的衣衫和頭髮,寒風刺痛了他的面頰和眼睛,他久久佇立,向岸上幾個同學告別,同時也向人生中一段雖不輝煌卻也轟轟烈烈的歲月告別。此刻,他的心中全無走向新生活的喜悅和激動,反而充滿一種沉重的失落,一種對於風雨飄搖的中國和未來的深深的悲觀。
這是他人生樂章中第一個慘淡而低落的休止符。
他慢慢揚起手臂,朝著刺骨的江風和灰濛濛的城市使勁搖晃。他搖得那麼吃力,那麼艱難,彷彿在和籠罩在心頭的巨大憂傷和孤獨搏鬥。但是他註定不會成功,因為孤獨的陰影再也沒有離開過他。
他哭了。
關於我父親的話題還有很多。我以為悲劇性的命運主題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人生主旋律,這個旋律在他們生活中反覆彈奏,而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正視它。
西元一九八一年暑假,我從大學回到闊別已久的四川探親。那時候父親已經落實政策,正在想辦法調回成都。我向他提起寫一部自傳體回憶錄的事,遭到斷然拒絕。父親認為人生是一種私有財產,就象隱私和創傷都需要受到保護,不得與人分享一樣。直到一九八九年夏天,當我為寫這部關於中國遠征軍的長篇紀實文學嘔心瀝血搜尋枯腸的時候,父親突然來信告訴我,他已經為我寫下一部詳細的回憶材料,有近十萬字,但是隻供我一人參考,不得用於發表。
於是我才知道了關於我父親和整整一代人曾經有過的那段煊赫而沉重的歷史歲月。
一九八六年,父親收到華羅庚教授主持的北京中科院應用數學研究所的商調通知。此時他已整整六十週歲,身患肺心病、風溼痛和多種老年性疾病。到北京中科院工作並在恩師指導下從事應用數學研究,這當是他渴盼已久的人生最大夙願。然而對一個飽經磨難風燭殘年的老知識分子來說,這個機會畢竟姍姍來遲了。
他在寫給華老的覆信中慨然長嘆: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兩年後,華羅庚教授不幸在日本猝然去世。我父親聞訊大慟,三日臥床不起。
父親唁電雲:
「……師恩如山,我心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