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個可怕的夜晚，奇怪的經歷，不斷在眼前重現。可接連幾夜都無夢，這天竟睡到日上高枝，躺在床上，想起一首歌：

他們對我做了什麼?

媽媽，他們改了我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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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怪，這悲傷的歌曲很久未出現在我心裡了。現在，我不得不承認自己流落這座城市真是仿效了這歌曲——為什麼這座號稱自由的城市對我就變了樣子?

電話鈴響了，在客廳響著。肯定不是我的，所以，我拉開門，對著魚魚的房間叫，魚魚，接電話。

魚魚沒應聲，可能又喝醉了。一喝醉他就不接電話，讓他自己的聲音和別人的聲音在留話機上轉悠。想必那天我到紐約時，他也是這樣不理睬我從機場打的電話。

我罩上睡衣，走到客廳，他正好端著酒杯出來，電話鈴卻斷了。我用目光打量這個對我已無吸引力的身體，他從異性戀轉為同性戀，或許是表示不與社會同流合汙。

「這是我的權利中的幸福，儘管我已沒有幸福的權利了。」他的背影消失在門後。

「那你為什麼不早告訴我?」我省去了滑在舌頭上的詞。「看來不是你荒唐，而是我竟然還指責你，這太荒唐!」

過道掛著一個紙糊的方形燈罩，上面描了幾隻蟑螂。魚魚的工作室，只有門最為乾淨。工作室也是臥室，緊緊閉著。但我還是聞見了一股久違的氣味，比藥味更澀口，而且輕易就驅逐了他那麼多年前留給我的東西。

「酒比女人好!」他對推門穿著睡衣的我舉起杯子說，「和男人一樣!」

「我看比男人好，比女人更妙。」我說活到這麼半輩子才知道這一點，不過，還不晚，我有的是時間，如果我不再繼續騙自己：我的確很倒霉地活著。

「那麼我告訴你，」魚魚盯著手裡的玻璃杯，「不是我對待你怎麼樣的問題。你很安靜，不妨礙我畫畫加約會。而且分擔房租——這房租被東方富商抬得太高，真他媽的!但是如果你也無法使自己掛靠一個信仰的話，你和我一樣，是文化的邊緣人、異己者。」

「結論呢?」我說，「沒曾想到一個文化理論家就在酒中誕生了!」

「結論是，你要不就成為同性戀，要不就離開曼哈頓。」

我仰起臉來，明白自己只有選擇後者，同性戀的危險，在大洋彼岸的上海早已領教了。別人行，我不行。

二

我們約好一起出去逛逛。魚魚邊系領帶邊閃出公寓樓大門，問站在石階上的我：「走路還是開車?」

「還是走路的好。」我掉轉臉，對魚魚說。

人如群蟻。車子裡走出一個牽兩頭小白豬的女人，皮鞋跟有五寸高。她的臉被自動傘半遮住，看不出來年齡。電話亭上兩隻鴿子在聊天，模仿著亭裡的人動作：眼睛直眨，頭不斷地點。

「好主意。」魚魚破天荒地稱讚我：「你頭髮上的紅綢帶很動人!」

「魚，做朋友，」我由衷地說，「感覺是不一樣。」

跨過人行橫道，魚魚似乎玩笑地說：「你怎麼就認為我們現在是朋友，以後不會成為敵人?也許我會在某一時刻出賣你。」

我看了看他，心裡一楞，可嘴裡沒說話。

我們繼續走，大約二十多分鐘，也許是走累了，兩人停在一家咖啡店前。我們看了對方一眼，便選擇了室外，在鋪著綠布的桌前坐了下來。這時我才問魚魚，剛才他的話是什麼意思?

魚魚不理睬我，他的手指輕輕彈在桌上，像是指揮遠處警車尖吼的節奏，一副很沉醉的模樣。

侍者端來我要的橡皮人，一種奶油糕，魚魚要的白丁香茶。

我試探著，提起那晚發生在地鐵裡的事，我說：「如果我不逼著你，你是永遠不會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