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跨上了他摩托車的後座,我們便向來的路上駛去。
我想起濤濤說,他們王老闆準備給她提供一個舞臺,讓她去施展她的聰明才智。我很覺得這個世界沒有舞臺給我們跳舞,我們好像被擱在礁石上的破船,貼著海邊無法啟航。何強問我想什麼,我就把我剛才的思想告訴了他。「我是擱在礁石上的船,」我強調說。我想起濤濤,又說:「濤濤說她的老闆準備給她提供一個舞臺。」
「這只是一個張口願,」何強這樣看道,「這樣的話任何老闆都曉得說的。濤濤人長得漂亮又年輕,老闆肯定想打她的主意,許一個願給她,讓她覺得跟著他有盼頭。」
「你是這樣看?」好像是從沉睡中醒來似地盯著他說。
何強不屑我的懷疑說:「當然這樣看,這是一個男人勾引女人的伎倆。他要勾引女人,總要讓女人有點望頭。就是我,我也會這樣說。」
我坐不安了,我忙向何強要手機,「我跟她打個叩機看。」我說。
何強把手機遞給我,我迅速按了濤濤的叩機號碼。「是的,有的女人是看不清自己。」我說,又按了遍濤濤的叩機號碼。
一刻鐘後,手機響了,我對濤濤說:「我想跟你見下面。你在哪裡?」
「今天不行。」濤濤說,「今天我很忙,改天要不?」
「我現在就想跟你談談。」我說,「我心裡有話想跟你說。」
「我馬上要跟我們老闆有事去。」她說,「你也曉得,端別人的飯碗,身不由己。」
我關了手機,對何強說:「她滿口老闆老闆的,不肯出來。」
「你現在對她要改變態度,」何強看著我,臉上是那種同愚蠢相鄰的嚴肅。「你要採取遊戲的態度,不然你會很吃虧,你信我的話沒錯。我感覺到她對你無所謂得很。」
那天下午我再沒有心情幹事了,何強出去聯絡防暴隊以後,我坐了車走了出來。我覺得身上沒點勁,只想到哪裡去玩就好,卻又想不起到哪裡去玩。街上自然是陽光燦爛,人流如潮。我覺得人人都是一種忙不贏的匆匆來去的蠢相。我回到家裡,躺在床上,盯著牆上的二胡,心裡想:我這樣的人要混到哪年哪月才會口袋裡有錢呢?九十年代的愛情是與金錢掛勾的,濤濤不就是金錢的奴隸嗎?我不承認濤濤不愛我,要是我口袋裡能夠不斷掏出人民幣來,濤濤又何至於今天跟這個老闆,明天跟那個老闆轉。濤濤想在老闆身上找到她的聰明,找到讚賞。我到誰身上去找到自己的價值呢?人在金錢的這條線上自然就顯出高低來了。我不願意再想地閉上眼睛,睡眠很快就把我包圍住了。我做了個夢,夢見自己成了個流浪的藝人,手裡提著二胡,穿得破破爛爛,一路行乞。
星期一上午,我們終於對那戶「釘子戶」動用了強拆。來了兩卡車六十個防暴隊員,個個荷槍實彈,繃緊著臉,準備進行戰鬥的形容。還來了幾個交通警察,派出所和法院的也坐著警車來了。這些人都是何強和江哥請來的,要出錢的。這些人一齊湧來的氣勢當然就把那家人嚇倒了!不論你見過什麼世面,這麼多人衝著你家來,你再硬的心也會軟,何況你本身就道理不充足。姓楊的兩兄弟知道今天會有人來「強拆」,因為江哥已經對這家下了最後通牒,限他們星期天以前搬家,星期天還不搬,星期一就動用「強拆」。姓楊的大兒子——那個吃了半輩子牢飯的男人,招來了四五個從前在牢房裡同甘苦共患難的哥們,準備與來強拆的人較勁,但見來的是年輕力壯的防暴隊員,且人人全副武裝,又來了派出所和法院的幹部,自然就矮了很大一截(這些人天生就懼怕穿警服和制服的)。這幾個流子中的一個認識我們請來的一個法官,他顯示自己朋友很廣地走過來與法官打招呼,法官就叫住他,把他叫到了一旁,訓了起來。
「你還跑來幫這樣的‘阿筍’忙是罷?」法官好言相勸說,臉上做出嚇人的樣子,「你睡了沒醒呢!這是市政府劃的紅線區,已經賣給臺灣老闆了的。」
「我不曉得。」那個在社會上玩的流子笑著說。他的牙齒烏黑的。
「你還笑,」法官繃著臉批評他,「你還不勸你的朋友趕快轉彎,會吃大虧的。這是打不起的官司告不起的狀!哪個又鬥得贏人民政府?你還笑?你們跟豬樣的呢。」
這個人沒笑了,因為他聽到法官說他是豬就兇狠的樣子盯著法官。當時防暴隊員還沒來。一刻鐘後,兩卡車防暴隊員一本正經地來了,他們紛紛跳下卡車時,一張張臉都雄赳赳地,個個顯得很虎氣。這個站在法官身旁抽菸的年輕人見狀,當然就一百個目瞪口呆了。「趕快去勸你的朋友。」何強走到法官一旁對這個人說,「不然你朋友家的東西會搞得稀爛去。」
這個人瞥了眼何強,似乎是要記住何強這張臉蛋似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這麼說了句,說完轉身朝他的那幾個朋友邁去,一心去說服他的朋友去了。
在社會上玩的人都會轉彎,這是他們抱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宗旨行事。他們捧著這個宗旨開導姓楊的兩兄弟,勸他倆「好漢不吃眼前虧」。姓楊的兩兄弟臉色極難看地盯著我們,時而走進去,時而又走出來。江哥走上去,一人遞一支菸,「我們也是沒辦法,市政府有命令。」他編造著市政府的命令說,「今天上午十二點鐘以前,要把這棟房子拆掉。臺灣老闆說,如果今天還拆不了你們,他們將去上海選擇一個地方投資。所以……你們最好是把傢俱和電器都搬出來,要我們幫你們的忙不?」
「不要。」姓楊的大兒子繃著臉說。
江哥一笑,以至臉上都笑出了許多皺紋。他對姓楊的朋友說:「勸勸你們的朋友,等下剷土車一來,那就麻煩了。法院、派出所、國土局和防暴隊的都在這裡,你們是他的朋友就勸他趕快把東西搬出來,免得吃虧。我們已經把話都講完了,已經算客氣的了。」
十來分鐘後,一臺十八寸彩電從這間被防暴隊圍繞著且嚴陣以待的房子裡搬了出來,接著一臺洗衣機也搬了出來,桌子搬了出來,冰箱也由四個人趔趔趄趄地抬出來了……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東西,我看著他們一件一件地搬傢俱,把傢俱都搬到熾熱的太陽下擱著,又忙著走進去搬另一件傢俱,心裡騰起一種可憐他們的感覺。從前是恨他們,討厭他們,覺得他們太愚蠢了。現在又覺得他們在如此強大的陣營下面是那麼經不起一擊,就跟幾隻跳蚤一樣,當然就有點同情。何強穿著一件蘋果牌短袖襯衣,下面一條綠色的腳印短褲,一隻手叉著腰,一隻手夾著煙,像一個鄉幹部似的,頭髮亂蓬蓬的。他一旁站著江哥,兩人皆虎視眈眈的樣子,那臉上都是一種鬆了一口氣的輕蔑。我笑著走上去,何強就低聲對我說:「這些鱉蠢得跟豬樣的,不曉得這種人怎麼也可以活在這個世上!真他媽的想不通。」
「他們無非是想多佔點好處,」我輕描淡寫地說,「這應該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