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的手機拿開，「我不打，」我心裡很酸，臉上的表情當然就很悽然。

何強睃了眼身旁的兩個小姐，「我對濤濤的印象其實很不錯，她很有頭腦。」

我瞥了眼店堂裡的其他人，吹起了口哨，吹著《明明白白我的心》。

「你吹這號憂傷的歌做什麼？」何強說，擺出一副大哥哥的模樣。這讓我很討厭。「一個男人最主要的是振作精神，什麼東西都只是去經歷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想。尤其對女人！我是從來不為女人著想的，那樣很吃虧，也會活得很累。」

我仍然吹著《明明白白我的心》。兩個姑娘喝完冷飲走後，何強望了眼向門口走去的兩個衣著時髦的姑娘，對我說：「那個高點的姑娘長得很漂亮埃」「我覺得你是在到處撒花，」我對何強說，「你身上現在有好多社會習氣了。」

「你說得沒錯，」何強說，臉上卻是那種恬不知恥的表情，「我們這樣的人與江哥、劉總他們為伍，不表現出一種社會習氣，表現出讀書人的樣子，他們反倒看你不起。你活得認真就會很累！事業是什麼？理想是什麼？只是那些愛慕虛榮的人才去為理想折磨自己！理想終究只是一個夢，現在的人已經活得很現實了。現在的人才真正是現實主義者。」

「我懂。」我說。

「但是你還沒有像我這樣超脫，」何強說，臉上的表情居然有那麼點得意的內容。

「你這雜種變化真的很大。」我罵了他一句。

「我覺得你活得太敏感了，」何強告誡我說，「這是知識分子的弱點。你要明白！」

那天晚上，我很久沒有睡覺，而是坐在沙發上抽菸，我心裡想著濤濤，我想不通為什麼她從深圳回來不跟我聯絡。我看著窗外的天空，天藍藍的，月亮彎彎一線。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幹什麼，我覺得我和江哥、何強是兩種型別的人。我不能做到對女人無所謂的程度。第二天是發工資，發工資的是劉總的姨妹。我走進去時，江哥正好坐在桌前同劉總的姨妹說話。劉總的姨妹看我一眼，從抽屜裡拿出一個牛皮信袋，裡面裝著幾張薄薄的鈔票。

她把信封遞到我面前，我接過信封，把裡面的鈔票拿出來，是四張一百元的人民幣。劉總的姨妹表情麻木地將一個本子遞上來，「你籤個名，」她說。

江哥對她說：「你快點，我還要有事去。」

江哥在等著她報發票，她說：「是去玩麻將吧，有事去？」

「不是，」江哥又對我說，「天這麼熱，你還穿件長袖襯衣？」

我隨便答了句，彎下腰簽名。我在簽名單上看見很多都是八百或一千元兩個檔次的，就我一個人是四百元薪。我心裡很不舒廳的房子，以此解決他們兩兄弟的住房條件。兩套兩室一廳是不可能的，現在新建的任房建築面積都是五十幾個平方，兩套兩室一廳不就是一百多個平方？那不大大超過了他們現在擁有的私房面積的兩倍多嗎？三十幾個平方換一百多個平方，誰會換給他們？

我們只同意給他們一套兩室一廳，或者他們兩套一室一廳，但超出的面積，其中一套按國家政策以二百八十元一平方收，另一套必須是純粹地從我們手上買，以一千元一個平方的價格買，這已經比外面的商品房又低兩百元一平方了。但是他們不願意出錢，他們也沒有那麼多錢買房子。小兒子不願意出一分錢，大兒子更是一分錢都沒有，他的嘴巴目前還是寄放在那個寡婦家的。昨天傍晚，我和阿強、江哥走進這戶人家時，小兒子正坐在前面這間房子的竹椅上看報，見我們進來，這個三十歲的男人臉上就佈滿了拒人以千里之外的冷淡。「我不曉得，反正我要一套市內的兩室一廳的房子。」他眼睛往上一翻，歪著頭說，「你們給我的那套太遠了，什麼都不方便。」

「現在沒有別的房子了，」何強說，「只有那裡還有一套。以前給你一套雨花亭的你也嫌遠了，結果別人要去了，這怪不得我們。」

「我反正要一套市內的住房。」他說。「我是住在城裡，你們把我往鄉里趕，沒有這樣的事。至於我哥哥，那是我哥哥的事，和我沒關係。」

「你這個人蠻不講道理啊！」江哥說，瞪著他。

「你們要說我不講道理，那我就不講道理。」這個男人說，接著他不想再理我們地走出門，走到斜對面的街頭上打街頭桌球去了。

「真的要喊人搞死他，」江哥說，咬了咬牙，「這號鱉人可以這樣蠢！」

「這是腦殼有問題的人，」何強說，「你喊人搞他等於是白搞。」

此刻大家又在討論這件事情如何進行，總要把對策想清楚。我坐到一旁，點上何強遞來的一支菸。我望著天花板上旋轉的吊扇，一顆心卻撲在濤濤身上。她從深圳回來，卻不跟我聯絡，這讓我這些天十分憂鬱。我拿過何強的手機，何強問我幹什麼，我說同濤濤打個他媽的叩機玩玩。我嘴上說得很輕鬆，其實心裡卻很緊張。我也不知道這種緊張是他媽的怎麼來的！我按了濤濤的叩機。

我手上握著手機，他們說他們的，我想著我的事情。不一會，手機響了，何強馬上偏過頭來瞧著我。「喂！」我聲音竟有點嘶啞。

「請問是哪位打我的叩機？」濤濤的聲音很好聽地從手機裡傳進了我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