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這兩個人，」他們中的一人說。
我們把姓王的和姓李的名字記在心上了，這兩個人無疑是這十六戶拆遷戶的主心骨，要搬動這十六戶人，就必須把這兩根主心骨打斷。我們開始著手調查這兩個人的社會背景，研究他們的社會關係，看看這兩個人的背後是不是有動不得的大人物。結果兩人的社會關係都貧乏得讓人沒勁，居然沒有一個是可以拿上臺面說話的。姓李的倒是有個哥哥在一個什麼單位當科長，但科長在長沙市可以用掃帚掃出幾火車來！太普通了。
這一天，一臉蠢氣但命很好的劉總自己開著洗得乾乾淨淨的公爵王來了，穿著花花公子襯衣，下面一條料子極好的褲子，手上拎著一個漂亮的金利來包邁下了車，臉上遍佈著自命不凡的蠢笑（我非常討厭這種自以為自己是人的笑容），完全是一副暴發戶的派頭。
「開會開會，」他興致勃勃地嚷叫說，「把問題扯一扯，開會開會。」
我們當時正聚精會神地在公司前的幾株法國梧桐樹下打牌和罵娘，邊領略東南風的輕撫。這是一個有風的像是要下雨卻又一直沒下雨的陰天，氣溫在三十四度左右，室內比室外熱。「就在外面開會，」江哥笑笑說，「屋裡熱，外面好舒服的。」
劉總喜歡開會的時候顯得正規，喜歡大家都規規矩矩地圍著桌子發言，談自己的建議。「到房裡開會，」劉總說，「開會就要有開會的樣子。」他說著就往辦公室裡走去。
江哥站起身，笑笑，對我們一招手，意思是沒辦法。我們自然就都一笑，往辦公室裡湧去。劉總已經很正經地坐在會議桌前了，臉上佈滿了狗屎樣的莊重。我感覺做老闆確實要擺出這副吃了狗屎的模樣才行。劉總看了眼走進來的我，那種眼神是一種讓我感覺不怎麼舒服的眼神，好像我是一個沒有地方吃飯，跑來尋食的狗似的。「劉總，」我叫了聲。
劉總點了下他那顆自認為很重要的豬頭（在我看來他其實是個豬腦殼），吐個口什麼煙，目光拋到走在我身後的何強臉上，「事情應該有眉目了罷？」他說。
何強笑了下，「剛才我們就在商量怎樣搞。」
「剛才你們在打牌！」劉總望著何強指出說，但臉上還是笑了下。
「江哥說他有個朋友拍了胸脯，」何強坐下時回答說，望著坐在一旁的江哥，「江哥你那個朋友說他可以搞定王饅頭罷？」
王饅頭就是十六戶裡那個姓王的拆遷戶，他是十六戶人的主心骨，說話海天海地。我們要拆斷這根骨頭。
「你那個朋友是這麼說的？」劉總盯了眼江哥，「他跟王饅頭是什麼關係？」
「認得的關係，」江哥說，輕輕一笑，望著劉總，「長沙市只有這麼大，在社會上飄的，又有點名氣的人一般都面熟，扯起來又是朋友關係。」
「你那個朋友叫什麼名字？」劉總問，盯著江哥。「姓宋，小名叫黑皮。」
江哥說，「就住在離他們那裡不遠的地方，長期牢房裡進牢房裡出，三十幾歲的人了，有一半時間在牢房裡，十六歲就開始吃牢飯了。」
他們談了很多，討論如何入手，我聽著就跟開黑會一樣。我在這樣的黑會上始終插不上嘴，一是不認識這方面的朋友，二是我不熟悉這些情況。這和我在單位上開會是兩回事，在單位上開會，一般都是政治學習，學與我們毫不沾邊的材料檔案或省裡的有關檔案，領導坐正姿勢大聲宣讀，而我們卻在下面講小話，根本就不用耳朵去聽。在這裡開會，味道就明顯不同，大家都可以插嘴說話，只要你有什麼歪主意，儘管這個歪主意不成熟也沒關係。我沒有講話出點子的餘地，我太陌生他們的這一套了。我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抽何強的三五煙，瞅著這個說兩句，那個說兩句，自己一副無語可說的懶樣子。
「你怎不講兩句？」當劉總牛麻花樣地鑽進公爵王走後，何強小聲責備我說。
我深深地嘆口氣，「我怎麼講？」我說，「根本就沒有我插嘴的份，我沒說的。」
「劉總看了你好幾眼，」何強望著我說，「看見你仰著頭看著天花板抽菸。」
「我看你們一個個都講得很多的，所以我就不想說了。」我對他的責備不感冒道。他很想要我跟他爭面子，說上幾句精闢的話，表示他介紹我進來是多麼正確。
我對自己留職停薪出來，進入他們這個圈子有點後悔。我在何強身上根本就看不到他過去的影子了。讀大學的時候，他是我們班上唯一一個拉小提琴的，每天清晨太陽還在天那邊，他就站在學校操坪上，歪著下巴夾著小提琴，一臉心事沉沉的模樣拉著充滿憂傷的《梁祝》，一副沉醉在旋律中的藝術家派頭。我是揹著二胡考取大學的，我考進大學的時候拉的就是阿炳的《二泉映月》，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拉的畢業曲子還是《二泉映月》，所幸的是得了5分。我本來以為自己會被分到什麼音樂團體裡當一名演奏家，可是這個時代是不需要二胡伴奏的，人們都豎起兩隻耳朵聽香港或臺灣的依靠電子琴和電吉它伴奏的流行歌曲去了。二胡和小提琴在這個社會上，已被打入了冷宮，成了沒有人有興致尖著耳朵去聽的兩種樂器。
「這個世界不需要小提琴了。」六年前我們大學畢業後，有一天晚上何強走進我家裡，猴臉上——那時候他是張猴臉——佈滿了沮喪地說，「沒有一個單位肯接受我，他媽的。當一問起我所學的專業是小提琴時，他們臉上就體現出了冷淡。我們學錯了東西呢。」
我自然有同感。我大學一畢業就把二胡掛在牆上再也沒取下來過。這個世界被流行音樂和流行歌曲的泡沫澆灌著，商店的音響裡、街頭的廣播以及電視機裡，都充斥著港臺歌曲和大陸一些通俗歌手的歌聲。二胡和小提琴都成了文物了，確實沒有單位要我們這種專業人才。「學錯了專業又有什麼辦法？」我安慰一臉失意的何強說，「上帝要跟我們開這樣的玩笑，你有什麼辦法？只怪我們學的東西侷限性太大了，他孃的。」
那時候何強臉上還有一種失意，覺得自己的小提琴拉得好卻英雄沒有用武之地。那時候他臉上還有失意的藝術家的氣質，頭髮長長地披在肩上，臉上一種高傲，衣服邋里邋遢且不修邊幅的樣子。現在他的頭髮是那種標準的廣式上峰頭，一根金利來領帶每天把他那張非常光潔的臉鎖得一本正經，看上去完全是那種臉上飄揚著許多俗氣的生意人，而不是用《梁祝》感染人，用《小夜曲》打動人的小提琴手了。只不過是五六年時間，人就可以完全換一副容貌，而且因為有一千二百元一個月就那麼努力地幹著，且毫無自尊地把自己視為長沙市的白領階層，這讓我深感他的智力嚴重下降了。何強已經把自己丟了，他只是那個喜愛公爵王、喜愛釣魚、喜愛找姑娘、說話手舞足蹈且一臉的自命不凡，走路手腳亂劃因而體現出一副螃蟹相的矮子劉總的打工崽。我雖然好幾年沒拉過二胡了，與音樂已經脫離了干係，但還不至於這麼樂於做一個什麼蠢人的打工崽而賣命幹。
我心裡真正向往的是做一個流浪藝術家，就像我非常景仰的阿炳一樣，手上拎著一把二胡，漂泊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將自己的所學表演給願意坐下來傾聽的陌生人聽。但這個願望是沒法實現的，因為我的理智是個孔武有力的男人，而我內心的嚮往——那種情感只是個嬌小無能的女人，每當這個「女人」昂起她那張充滿嚮往的臉時，理智這個絕對權威的「男人」總是能很好地把她的臉按下去。所以我只能是在家裡或在街上空想，想象自己拎著二胡在中國這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雲遊。一天，我正睡在床上想象自己現在在西藏流浪，穿得破破爛爛，手裡拎著二胡，一臉飢餓地四處走著時，何強騎著摩托車飈來了。「你曉得過吧，」何強走進來說，見我一臉倦意且眼屎巴巴，衣著又十分地不整，「大白天躲在屋裡睡覺。」
我盯著牆上的二胡，那二胡上已經沾滿了厚厚的一層灰。
「在屋裡做什麼？」
「睡覺，人沒點勁。外面是不是好熱？我覺得外面有好大的太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