魁元離開我家之後，並沒有回鄉下去。大概十來天后，有人敲我的房門，開門一看，是一個蓬頭垢面的少年，遞給我一張皺巴巴的煙盒紙，上面有兩行圓珠筆寫下的字。筆頭顯然沒有油了，好幾次把紙都誠破了還沒有留下筆劃，讓我對著亮處猜讀。

「少功叔，一定一定要來就（救）我，快！」落款是「魁元」小至（侄）。我問這是怎麼回事。來人也說不清楚。他不認識魁什麼元。只是今天獲釋之前，有人塞他十塊錢，請他送字條，就這麼回事。他要是早知道我的家這麼難找，給他三十也不會幹。他磨磨蹭蹭地不肯走，直到我另外付給了他五塊錢才離開。

事情很明白，魁元犯事了，進去了。

我又氣又惱，如果魁元那個傢伙眼下在我面前，我恐怕就忍不住要拳腳相加了。不過事已至此，蝨子上身甩不脫，我面子再要緊。現在也只得硬著頭皮，與不三不四的囚犯打打交道。首先，我得打探清楚拘留所在何處，包括弄清楚省所與市所的區別，還有看守所與收容所與收審所的區別等等。所有回答我的熟人，都對我的耐心解釋支吾一下就完事，透出一肚子不會說出口的疑惑。然後，我去單位上開具一些可能有用的證，帶上錢，直奔風沙滾滾的郊外。因為摩托跑得太急，路上兩次被交通警察攔住罰款，找到拘留所時已經黑，不辦公了，只好第二天再去。第二天，我陪上很多笑臉和很多好話，打出了很多香菸，模仿各種方言向每一個大蓋帽套個親近。才得以從圍堵著辦公室的人群外擠進去，並且與一位操四川腔的女警察說上了話。我總算明白了，魁元的案情是這樣的。在碼頭聚眾賭博和鬥毆——雖說屬於嚴打範圍，考慮到情節還不算太，加上監房也不堪擁擠，對這樣的人也可以——作罰款處理。我對這最後四個字喜出望外，用四川話連聲道謝。

我帶的錢不夠，下午又取了一筆錢去，替他交足了罰款、生活費、教育資料費等等，把他領了出來。領他之前還有一個小小的波折：大概是因為囚犯太多，登記有誤，監管人員不知道他關在哪個監倉裡了。他們忙不過來，讓我乾等了兩三個鐘頭，最後同情我。讓我破例進入監倉區去，一個個倉號自己找。我看見兩大排灰色的鐵門一直排向遠方，每張門上都有一個小小的視窗，擠滿了面孔，或者說，是從各個角度拼揉成一個四方塊的諸多眼睛，緊密程度超過了剛出冰凍盒的肉磚。我被所有的眼光咬住，被它們期待著。我從第一號開始，費力地要求每一個四方形的肉磚暫時分解一下，裂出一條縫，讓我朝縫裡大喊一聲胡魁元的名字，然後把耳朵湊上去，靜聽裡面的動靜。我聽到了嗡嗡嗡的嘈雜聲音，聞到了某種尿和汗的酸腐氣味，還有自己一次次的失望——無人應答。

二十幾個視窗都過去了，我的喉頭已經開始裂痛的時候，一聲細弱的應答才從似乎很遙遠很遙遠的天邊用來，成了鐵窗對我若有若無的耳語。我十分奇怪，每間倉號最多也就二三十來個平方把，如何聲音來得這麼遠？如何像來自鐵窗後面無限深遠的另一個天地？

「呵呵呵——」他好像被什麼人掐住了喉管。

他從警察那裡領回了拉鏈拉不上的黑皮包，向警察說了很多痛改前非的話，就不再吭聲了，怯怯地坐上摩托後座，偷偷打量我的眼色。一直跑了幾公里之後，我才覺得身後這個人挪了挪腳，臭味被風吹散了一些。

回到家裡，我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站在門口不要動，不要坐，不要沾我家任何東西，立即脫衣進浴室，所有衣物也由我妻收繳成一大包塞進洗衣機。

果不出所料，我妻已經發現了蝨子和臭蟲，還發現了衣上的血跡，在洗衣機那邊驚叫起來。鑽出浴室的魁元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一邊梳頭一邊說：「鏡子呢？」

我指了指鏡子的方位。

「運氣不好，這次進了個民主倉……」

我沒聽懂。

「不死也脫了層皮。」

「什麼民主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