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去年種花生的時候，隊上的花生種每天都短秤，你屙的屎裡有花生你以為我沒看見？前幾天，你說是洗澡，其實是在做什麼？……」

黑相公臉刷地紅了，撲上去，揪住仲琪往外推，把他的腦袋咚的一聲頂在門框上，頂出了仲琪的慘叫：「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我們怕真地打出人命案，上去揪住黑相公的胳膊，奮力把他們分開。借這個機會，仲琪從我的腋下鑽出去，叭嗒的套鞋聲響到了地坪裡。

外面罵罵咧咧的聲音遠了，我們問牟到底是怎麼回事。

「什麼事？他要老了搞下的。」

「怎麼個下法？」

「同他婆娘睡覺！」

有一刻的沉默，有無限的驚訝，然後是我們的猛笑。一個女知青驚叫著跑開去，再也不敢露面。

我們後來才明白，仲琪沒有生殖能力，拉住黑相公替他代勞。「牟哥，這就是你沒有味。」「有吃的有喝的，還有別的。」「這麼好的事你一個人瞞得嚴絲密縫呵。」我們十分開心，堅決不接受黑相公的表白，堅決不同意他把自己從仲琪家的床上開脫出來。

「你看這個鱉人好無血！」他裝著沒有聽見。

「你罵什麼人呢？老實坦白：睡過沒有？」

「你敢睡？你看他那個婆娘是個人？看一眼，飯都吃不進！老子情願去睡豬婆！」

「你不睡，他屋裡的雞你又去吃？」

「哪裡有什麼雞呢？一隻雞吃一個月，每次都是一瓢湯，還沒嚐出味，就空了碗。不說還好，說起來氣死我。」

下午的地上，黑相公的事成了主要話題。我感到奇怪的是，除了複查，村裡的人都不認為仲琪有什麼不對。可憐仲琪他一心同你黑相公交朋友，供你吃香喝辣容易麼？他自己身體不好，想借一個種，續下香火，也是人之常情。他又沒有逼你結婚，只不過是想借你一點點不打緊的東西，有什麼難的呢？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喲。兆青還說，退一萬步，你黑相公不答應就不答應，吃了人家拿了人家那麼多，不還是沒天良的。

知青當然不同意這些奇談怪論，整整一個下午詞他們喉乾舌燥地爭吵，口口聲聲要告到公社去，決不能讓仲琪那老倌誘姦我們的革命知識青年。一般群眾這麼說說，也就算了。本義作為黨支部書記也沒兩句公道話。他來召開知青戶會議，要一個知青先讀上幾篇報紙上的社論。讀完了，他也一覺睡完了，打個哈欠，問牟繼生：「你去年偷了隊上好多花生？」「我，我也就是抓了幾把。」

「一粒花生籽種下去，要結出好多花生，你曉不曉？」

「本義叔，今天是說仲琪，這同花生是兩碼事。」

「什麼兩碼事？小事上也看得出對集體是什麼態度，對貧下中農有沒有感情。上個月挖塘的時候，把兆青的姓崽打起哭，也是渠吧？」本義朝大家瞪眼。

沒有人說話。

「看問題就是要全面地看，要歷史地看！毛主席說，不管怎麼樣，打人就是不對。」

「我當時太氣了……」牟繼生心虛虛地辯解。

「氣也不能打人。打人是什麼作風？你是知識青年還是街痞子？」

「我以後……不打就是……」

「這還差不多，錯了就是錯了，做人就是要老實，明明錯了還狡辯什麼？就這樣吧，也不用寫了，算了，扣你三十斤谷。」

本義反揹著雙手已經起了身，一個圓滿解決了問題的樣子，出門的時候還縮了縮鼻子，似乎聞到了我們伙房裡的蛤蟆炒青椒的香味。至於仲琪的事，他說會要解決的，會要解決的。

其實後來不再提起，算是不了了之。

我現在回憶起這件事，發現道理是有用又沒有用的，是講得清又講不清的。在馬橋黨支部和廣大群眾特有的道理面前，我們的奇怪和憤怒一點也不管用。牟繼生繼續被輿論指責，他拒不向仲琪供退還錢物也不賠谷的態度，甚至成了不義的鐵證。他從此顯得有些消沉，故意做出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比如吞吃瓷片或者獨臂舉起整整一架土車，比如一個人打油榨讓夥伴都去睡覺，也很難重新引起眾人的驚，還有歡呼或者追隨。他的霞妹子也離開了他——大概那位長著娃娃臉的女知青不願意把自己與仲琪的婆娘聯絡在一起，即使這種聯絡毫無根據，她也無法逃脫這種想象。到最後，只相公有一天突然胸前戴滿了毛主席像章，出現在我們面前。

「牟哥你這是做什麼？」

「解放臺灣去呵。」他笑了笑。

我吃驚地盯著他的眼睛，發現他的目光已經完全陌生。

黑相公被診斷為癔病，戶口退回城裡去。據說他仍然很健壯，還能打籃球，也能在城裡看電影、被香菸、騎車上街，大活人一個，只是不大認得人，偶爾有點胡言亂語，喜怒無常，大概屬於癔病的早期階段。有一個老同學在大街上見到過他，捶了他一拳，他眨眨眼，遲疑了一會，還是掉頭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