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哭不得。哭不得。你是貧農。你想想，你剛才是哭誰？」

「我這個腦殼已經不是個腦殼。我說了不講，你硬要我講！」

「那倒也不是，有些地方還是講的好。」

他要去解手，一去就去了半個來鐘頭，讓我覺得奇怪。等他回來，我引導他多回憶一些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讓他喝口水，定定神，重新開始。到這個時候，他才回到了老貧農的身份。他說起國民黨剿共，好毒辣，好毒辣呵。連婆娘娃崽也一起殺，三歲的伢崽，抓起來往牆上一甩，哼都沒有哼一聲，就腦殼開了花。有的被丟到磚窯裡燒，燒得皮肉臭，臭氣三天三晚還散不盡。他說起陸大麻子，大概是一個國民黨的頭目，做事最陰險，取了紅軍的肝肺，偷偷地溫在一大鍋牛肉裡，要大家吃。他羅玉興開始不知情，吃了以後才聽說，當時就嘔得腸子都要翻出來了……

他也當過一個月的紅軍，掉了隊，才回了家。他差一點也被陸大麻子取了肝肺，幸虧他賣了備給老孃的一口棺材，辦了三桌陪罪酒，又求了兩個人作保，才留下一條命。

「陸大麻子我捅他的祖宗！他是老蟲和豬嬲的種，又蠢又惡，要死七天七晚還不得落氣！」說到老孃的棺材，他忍不住大吼大叫。鼻涕眼淚又來了，再次用手掌向上推鼻孔。

這次推得我比較放心。

「不是毛主席、共產黨來了，哪有我羅玉興的今天！」

「說得好，到了臺上你也要這樣說，一定要哭出來。」

「哭，當然要哭的！」

結果很遺憾：沒有哭出來。不過還算好，他雖然緊張得有點結巴，基本上按照背熟的稿子講下來，從歷史到現實，從個人到社會，運用了「本質與現象」之類的哲學，既講了自己的優秀事蹟，又頌揚了社會主義。他十八扯不是太厲害，在我事先一再警告下，總算沒有講出他曾經給國民黨當挑夫以及吃過美國麵粉之類的蠢話。他頂多是批判修正主義哲學時加一點即興，說修正主義確實壞，不但要謀害毛主席，還害得我們現在來開會，耽誤工。這雖然沒有抓住要害，卻也符合主題。

我和他三天時間的背誦，還算沒有白費工夫。

他後來被公社裡指名，到其它公社去講過幾回。那以後，我臨時調到縣文化館寫劇本，就與他接觸不多了。只聽說他有次從外面出哲學工回來，在路上遭一條瘋狗襲擊，腿上被咬了一口，沒有及時診治，臥床半年多。再後來，就散發了，就死了。

我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時，他額上貼著青藥，瘦得只見兩隻眼睛，在田邊看牛。一隻金黃色的蝴蝶叮在牛背上。

問起他的病，他睜大眼睛對我說：「你說怪不怪，狗從不咬我的，只咬現地方。」

這話聽來有些彆扭。

他撩起一隻腳給我看。他的意思是，這條腳上有一塊疤，以前鐮刀割在這裡，摔跤碰破這裡，到頭來狗也咬在這裡。他對這種重複百思不得其解。

「快好了吧？」

「何事好得了？」

「打了針吧？」

「天下郎中者只治病，治不了命。」

「你老人家要有信心，會好的。」

「好有什麼好？還不又要去出牛馬力？打禾，挖山，有什麼好事？還不如我現在看牛。」

「你還不想好呵？」

「不好又有什麼好？一步路都走得痛，茅廁都蹲不得。」

他什麼話都可以說得順溜。

他手裡拿著一個粉紅色的小收音機，大概是他乾兒子將軍最近捎給他的，在鄉下人看來十分稀罕。

「這是個好傢伙，」他是指收音機，「一天到晚講個不停，唱個不停，不曉得哪裡這麼足的勁勢。」

他把收音機拿到我的耳邊。我聽不太清楚，聲音太小，大概是電池不夠用了。

「北京下不下雨，我每天都曉得。」他笑著說。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的他已經病膏肓，自己把壽鞋一類都放在床頭了，怕到時候來不及穿，但他還是平靜如常地起床看了兩天牛，給牛欄換了一輪新草，搓了兩根牛繩，還笑著同我談起了北京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