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在縣裡當體育老師，是馬橋少有的知識分子之一，也是馬橋唯—一個在城裡定居吃上國家糧的人。
他的父親是馬橋歷史上唯一的大人物。但很長一段時間，馬橋人不願意提起這個大人物，對有關他的往事吞吞吐吐。我後來才知道，大人物叫馬文傑，一九八二年才獲得政府的甄別平反，去掉了「大土匪」。「反動官僚」的帽子，獲得了起義功臣的身分。光復當上縣政協常委，後來又當上政協副主席，同他爹的平反當然不無關係。我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才訪問光復，多少了解了一些馬文傑一九四八年出任國民黨縣長的內情。
我已經說過，這是在一九八二年。這是一個陰沉多雨的傍晚，在一個河街上的小豆腐店裡——光復連體育老師的飯碗都不牢靠的時候，開下了這個小店。我在小本子上錄下他的話，滿園子酸酸的豆渣味。我突然有一種感覺：對於我來說，對於我所知道的馬文傑來說，一九四八年並不是一九四八年。它向後延遲了，甚至發酵成酸味了。也就是說，它實際上延遲到一九八二年這多雨的傍晚才出現。就像炸死馬橋雄獅的那顆炸彈，那顆中日戰爭的炸彈，在泥土中悄悄把時間凝固了三十多年，推遲到一個明媚的春天才在孩子的胸前發出一聲古老的爆炸。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我們不能說它是存在的，至少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斷定它存在。因此在一九八二年以前，馬文傑的一九四八年對於我是空無。
同樣的道理，馬文傑的一九四八年，馬橋人的一九四八年，也並不是很多歷史教科書上的一九四八年。構成這一年的事件，這一年得以被人們感受、確認、追憶的諸多人世運演和變化，包括國共北平和談，遼瀋戰役和淮海戰役，毛澤東憤怒拒絕蘇共關於國共兩黨劃江而治的建議，國民黨內蔣介石集團與李宗仁桂系集團的激烈角逐等等，馬文傑與手下人當時都一無所知。由於九連山脈的重重阻隔，加上戰亂、大旱以及其它一些原因，馬橋弓與外界的聯絡越來越少。馬橋人當時對外界的瞭解，完全停留於一些回鄉老兵零零星星的傳說。
這些老兵，原來大多數跟著團長馬文傑在四十二軍吃糧，到過山東和安徽，後來又參加濱湖戰役，接四十四軍的防。他們看不起四十四軍，那是川軍，紀律最差，差不多人人抽大煙，日軍化裝成便衣打進去，一下就把他們的軍部端了。馬團長當然也吃過苦頭，在沅江縣有一次打伏擊，埋的一百多顆地雷全不管用。那些從邵陽趕運來的土地雷，一煉成了兩個瓢，爆得很響就是不死人，硝煙中的日本兵一個不少，照樣哇哇哇地往上衝，很快把四十二軍分割成幾塊。馬見勢不妙，只得命令手下人趕快把山炮什麼的全丟到河裡，分散打游擊。日本人是來運糧食的，只要把他們拖到冬天，洞庭湖區的水乾了，日本人的船就出不去，他們的牽制任務也就完成了。
他們回憶馬文傑帶著他們捉俘虜的情形。捉一個日本兵獎一萬塊錢。每個連每月要捉四個俘虜，沒完成任務連長就要記大過，而且下個月的任務就要加倍。再完不成，連長就撤職，打屁股，軍法從事。三扁擔下去，屁股肯定見血。有一個倒霉的連長，屁股上總是爛一個洞，沒當過幾天好人。
他們找地方維持會要便衣，要良民證，然後化妝去敵佔區偷襲。膽子大一點的人，還咬住日本人的隊伍抓「尾巴」。有一個連全是湘西的苗人，都會化水，也最勇敢，捉的俘虜最多，但不幸在華容縣的一次遭遇戰中竟然全連殉職。馬團長手下的幾個同鄉運氣似乎還好，腦袋都留下來了，只是每次捉俘虜，捉回來的不是蒙古人就是朝鮮人，不是真正的日本貨，雖然可以勉強交差，但沒有賞金。這幾個馬橋人後來回到家裡之後還經常為此憤憤不平。他們說。馬疤子不講道理，蒙古撥子的塊頭最大，塞在麻袋裡三四個人使了吃奶的勁還抬不動。吃了這麼大的虧，憑什麼人家拿賞金我們就喝涼水？
馬疤子是馬文傑的外號。
他們的聽眾震驚之餘也表示同情，是的，是的，馬疤子就是個小氣，當了那麼大的官，也沒見給他婆娘打個金鐲子。有一次回老家請鄉親吃一頓飯，總共只砍了五斤肉，鍋裡淨是蘿蔔！
他們的一九四八年就是充滿著這樣的一些話題。也就是說，他們此時心目中的外界，只有抽大煙的川軍，炸不死人的邵陽地雷，還有日本軍隊中的蒙古攤子等等——充其量，他們還模模糊糊聽說過第三次長沙會戰的傳聞，他們甚至根本不知道什麼叫作「1948」，從來不用西元紀年。直到我與他們交往的時候，「1948」還是一個生疏的詞。他們表示那個年頭的用同有以下一些：
（1）長沙大會戰那年。
這顯然是一個錯誤的命名。他們的長沙會戰是一段遲到了將近六年的新聞，被他們誤以為是一九四八年的事。如果一個外來人並不瞭解第三次長沙會戰，只是靠馬橋人的嘴來把握時間，肯定要把歷史的秩序打亂得一塌糊塗。
（2）茂公當維持會長那年。
這可以說沒錯，也可以說錯了。茂公是馬橋上村人，那一年確實接了張家坊某人的差，輪到他來當了維持會長，管轄遠近十八個弓。拿這一件事來標誌一九四八年，沒有什麼不可以。問題在於，馬橋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已投降了，日本人強制成立的維持會在絕大多數地方已經不存在了，良民證也不用了。只是他們訊息閉塞，還是老規矩辦事，還用著「維持會」的名稱，可能讓後人聽了以後還是一頭霧水
（3）張家坊竹子開花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