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專家一般性地認為，男性天生地有多戀傾向，而女性天生地有獨戀傾向，很多流行小冊子都作如是說。多戀使人想到獸類，似乎男人多獸性，常常適合「獸性發作」之類的描述。獨戀使人想到多是「從一而終」的鳥類，似乎女人多鳥性，「小鳥依人」之類的形容就順理成章。這種看法其實並不真實。女性來自人類進化的統一過程，不是另走捷徑直接從天上飛臨地面的鳥人。進入工業社會之後，如果讓妻子少一點對丈夫的經濟依附性，多一點走出家門與更多異性交往的機會，等等，她們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來。

女性與男性的不同，在於她們無論獨戀還是多戀，對男人的挑選還是要審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尋找性物件時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獵色過多時最害怕投入感情，對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纏綿只會使他們感到多餘，瑣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女人在尋找性物件時重在內質，重在心智，能力，氣度和品德——儘管不同文化態度的女人們標準不一，有些人可能會追隨時風，採用金錢、權勢之類的尺度，但她們總是挑選尺度上的較高值，作為對男人的要求，看重內質與其他女人沒有什麼兩樣。俗話說「男子無醜相」，女性多把相貌作為次等的要求，一心要尋求內質優秀的男人來點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況下的求愛，總是要千方百計表現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學貫中西，或是俏皮話滿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動對方的春心。經驗每每證明，男子無情亦可欲，較為容易亢奮。而女人一般只有在精神之光的撫照下，在愛意濃厚情緒熱烈之時，才能出現交合中的性高xdx潮。從這一點來看，男人的性活動可以說是「色慾主導」型，而女人的性活動可以說是「情戀主導」型。

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為怪。女人重「情」，即便找面首也多是情人或準情人——在武則天、葉卡德琳娜一類宮廷「淫妖」的傳說中，也總有情意綿綿甚至感天動地的情節，不似紅燈區裡的交換那麼簡單。男子的同性戀，多半有肉體關係。而女子的同性戀，多半隻有精神的交感。男子的徵婚廣告，常常會誇示自己的責任感和能力(以存款、學歷等等為證)，並宣言「酷愛哲學和文學」——他們知道女人需要什麼。女子的徵婚手段，常常是一張悅目的豔照足矣——她們知道男人需要什麼。

這並非說女性都是柏拉圖，尤其一些風塵女子作為被金錢或權勢毒害的一種特例，這種經濟或政治活動可以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主導」也當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慾也能強旺(多在青年以後)，不過那種色慾往往是對情戀的確證和慶祝，是情戀的一種物化儀式。在另一方面，男子也不乏情戀(多在中年以前)，不過那種情戀往往是色慾的鋪墊和餘韻，是色慾的某種精神留影。豐繁複雜的文化積存，當然會改寫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異變。一部兩性互相滲透互相塑造的長長曆史中，男女都很可能會演變為對方的作品。兩性的衝突有時發生在兩性之間，有時也可以發生在一個人身上。

男性文化一直力圖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媚女化。女子無才便是德，但三圍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馬虎，要秀色可餐嫵媚動人甚至有些淫蕩——眾多電影、小說、廣告、婦女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於是很多女子本不願意妖媚的，是為了男人才學習妖媚的，搔首弄肢賣弄風情，不免顯得有些裝模作樣。女性文化則一直力圖把男性塑得道德化、英雄化。坐懷不亂真君子，男兒有淚不輕彈，德才兼備建功立業而且不棄糟糠——眾多電影、小說、廣告、男性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於是很多男子本不願意當英雄的，是為了女人才爭做英雄的，他們作深沉態作悲壯態作豪爽態的時候，不免也有些顯得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證明了這種形象的後天性和人為性。只是習慣可成自然，經驗可變本能，時間長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還有些意思。

道德是弱者用來制約強者的工具。女性相對於男性的體弱狀態，決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別。在以前，承擔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點女性化的文弱，藝術和美都有女神的別名。曹雪芹寫《紅樓夢》，認為女人是水，男人是汙濁的泥。川端康成堅決認為只有三種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後兩者意指男人只有在無性狀態下才可能美好。與其說他們代表了東方男權社會的文化反省，勿寧說他們體現了當時弱者的道德戰略，在文學中獲得了戰果。

工業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的自主地位，就連在軍事這種女性從來最難涉足的禁區，女性也開始讓人刮目相看——海灣戰爭後一次次類比電子對抗戰中，心尋手巧的女隊也多次戰勝男隊。這正是女性進一步要求自尊的資本，進一步爭取性愛自主性愛自由的前提。奇怪的是，她們的呼聲一開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後幾乎完全湮滅。舊道德的解除，似乎僅僅只是讓女性更加色慾化，更加玩物化，更加要為迎合男性而費盡心機。假胸假臀是為了給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術公式以及認錯外交部長，是為了成為男人「可愛的小東西」和「小傻瓜」；商業廣告教導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讓你具有貴妃風采」，「搖動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敵」，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詞的指導學會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拋棄後也無悔無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騙我，也讓我享受這短暫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這樣為女人編出來的。

相反，英雄主義正在這個時代褪色，忠誠和真理成了過時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長地久只不過是電視劇裡假惺惺的演出，與臥室裡的結局根本不一樣。女人除了詛咒幾句「男子漢死絕了」之外，對此毫無辦法。有些女權主義者不得不憤憤地指責，工業只是使這個社會更加男權中心了，金錢和權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裡，男性話語君臨一切，女性心理仍然處於匿名狀態，很難進入傳媒。就像這個社會窮人是多數，但人們能聽到多少窮人的聲音？

對這些現象作出價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只是：所謂性解放非但沒有緩釋性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倒使危機更加深重，或者說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機暴露得更加充分了。女人在尋找英雄，即便唾棄「良家婦女」的身分，也未嘗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紅粉知己」，但越來越多的物質化男人，充當英雄已力不從心，不免令人失望，最易招致「負心」、「禽獸」之類的指責。男人在尋找媚女，但越來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來的精神化女人，不願接受簡單的洩慾，高學歷女子更易有視媚為俗的心理逆反，也難免令人煩惱，總是受到「冷感」、「寡慾」之類的埋怨。影視劇裡越來越多愛呵戀呵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兩性反倒越來越難以協調，越來越難以滿足異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戀解放在電視劇裡，男性的色慾解放在床上。兩種解放的目標錯位，交往幾天或幾周之後，就發現我們全都互相撲空。

m.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表達了一種情慾分離觀。男主人公與數不勝數的女人及時行樂，但並不妨礙他對女主人公有著忠實的(只是需要對忠實重新定義)愛情。對於前者，他只是有「珍奇收藏家」的愛好，對於後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們能夠接受這一點，當然就好了。問題是昆德拉筆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對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對於多數女性來說，恰恰不是要求情與欲分離，而是要求情與欲的更加統一。她們的反叛，常常是要衝決沒有愛情的婚姻和家庭，抗拒某些金錢和權勢的合法性強xx，像勞倫斯筆下的女主人公。她們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別徹底，不像男子還可以維持肉體的敷衍。她們把解放視為欲對情的追蹤，要把性做成抒情詩；而與此同時的眾多男人，則把解放視為欲對情的逃離，想把性做成品種繁多的快食品，像速容咖啡或泡麵一樣立等可取。性解放運動一開始就這樣充滿著相互誤會。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詩或者詩意的快食麼？像有些作家一樣，他也只能對此沉默不語或含糊其辭，有時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災禍之類的驚險情節，使衝突看似有個過得去的結局，讓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場。有些勁頭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實，就惶恐不安地發出「我想有個家」之類的悲音，含淚回望他們一度深惡痛絕的舊式婚姻，只要有個避風港可去，不管是否虛偽，是否壓抑，是否麻木呆滯也顧不得了。從放縱無忌出發，以苟且湊合告終。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們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紀末踽踽獨行，越來越多抱怨，越來越習慣在電視機前拉長著臉，昏昏度日。這些孤獨的人群，不交際時感到孤獨，交際時感到更孤獨，性愛對生活的鎮痛效應越來越低。是自己的病越來越重呢？還是藥質越來越差呢？他們不知道。他們下班後回到獨居的狹小公寓裡，常常感到房子就是巨大監獄裡的一間單人囚室。

最後，同性戀就是對這種孤獨一種畸變的安慰。同性戀是值得同情的，同性戀證明人類是值得同情的。這種現象的增多，只能意味著這個世界愛的盛夏一晃而過，冬天已經來臨。

在性的問題上，女性為什麼多有不同於男性的態度？

原因在於神意？在於染色體的特殊配置？或在於別的什麼？也許女人並非天然精神良種。哺育孩子的天職，使她們產生了對家庭、責任心、利他行為的渴求，那麼一旦未來的科學使生育轉為試管和生物工廠的常規業務之後，女性是否也會斷然拋棄愛情這個古老的東西？如果說是社會生存中的弱者狀態，使她們自然而然要用愛情來網結自己的安全掩體，那麼隨著更多女強人奪走社會治權，她們的精神需求是否會逐步減退並且最終把愛情這個累心的活甩給男人們去幹？

多少年來，女性隱在歷史的暗處，大腦並不長於形而上但心靈特別長於性而上。她們遠離政壇商界的嚴酷戰場(在這一點上請感謝男人)，得以優閒遊賞於自己的情感家園。她們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嫵媚之後(在這一點上請再感謝男人)，一切把美貌託付給美德。她們自己常常沒有幹成太多的大事，但她們用眼風、笑靨、嘮叨及體態的線條，滋養了什麼都能幹的男人。她們創立的「愛情」這門新學科，常常成為千萬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為道義和智慧的源泉，成為一幕幕歷史壯劇的匿名導演。她們做的事很簡單，不需要政權不需要信用卡也不需要手槍，她們只須把那些內質惡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選擇目光之外，這種淘汰就會驅動性慾力的轉化和昇華，驅使整個社會克己節慾並且奮發圖強，科學和藝術事業得到發展並且多一些情義。她們被男人改造出來以後反過來改造男人自己。她們似乎一直在操作一個極其困難的實驗：在誘惑男人的同時又給男人文化去勢。誘惑是為了得到對方，去勢則是為了永久得到對方——更重要的是，使對方值得自己得到，成為一個在燦爛霞光裡凱旋歸來的神聖騎士，成為自己的夢想。

夢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費品，是對那些文治武功戰天鬥地出生入死的男人們最為昂貴的定情索禮。

在這裡，「女性」這個詞已很大程度上與「神性」的詞義重疊。在性的問題上，歷史似乎讓神性更多地向女性彙集，作為對弱者的補償。從這一點上來看，女權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心界對物界的征服，精神對肉體的抗爭——一切對物慾化人生的拒絕(無論出自男女)都是這場運動的體現。至於它的女性性別，只能說是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不太恰當的標籤。它的勝利，也決不僅僅取決於女性的努力，更不取決於某些辭不達意或者「秀(show)」色太濃的女權宣言和女權遊行。

人在上帝的安排之下，獲得了性的快感，獲得了對生命的鼓勵和樂觀啟示，獲得了兩性之間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兩性之間不同理想的尖銳衝突，如經緯交織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費贊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標但要求人們為此付出代價，這就是說，電磁場上這些激動得哆哆嗦嗦的小鐵屑，為了得到性的美好，還須一次次穿越兩相對視之間的漫漫長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獸化，只能在靈肉兩極之間巨大的張力中燃燒和舞蹈。「人性趨上」的時風，經常會造就一些事業成功道德苛嚴的君子淑女；「人性趨下」的時風，則會播種眾多百無聊賴極欲窮歡的浪子蕩婦。他們通常都從兩個不同的極端，感受到陽萎、陰冷等等病變，陷入肉體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惱。這些滅種的警報總是成為時風求變的某種生理潛因，顯示出文化人改變自然人的大限。

簡單地指責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沒有意義的，消除它們更是困難——至少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這方面尚未提供終極的解決。有意義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對這種現狀的盲目和束手無策。少一些無視窘境的欺騙。這是解放的真正起點。

解放者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是特別樂意對自己進行的欺騙——這些欺騙在當代像可口可樂一樣廉價和暢銷，閃耀著誘人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