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人世間決沒有世外桃源，燕園自不能例外。燕園天天發生的事情時時刻刻地刺激著我，我是一個有知覺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狀對我來說是辦不到的。我必須做出反應。我在北大當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擔任過全校的工會主席，擔任過一些比較重要的社會職務，其中有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話說：「樹大招風」。我這棵樹雖然還不算大，但也達到了招風的高度。我這個人還有一些特點，說好聽的就是，心還沒有全死，還有一點正義感。說不好聽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種，很不識相。在這樣主客觀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一個避風港，我能鑽得進去嗎？我命定了必須站在暴風雨中。

不鑽避風港，我究竟應該怎樣做呢？我逐漸發現，那一位新北大公社的女頭領有點不對頭。她的所作所為違背了上面的革命路線。什麼叫革命路線？我也並不全懂。學習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論，天天聽那一套東西。積之既久。我這冥頑的腦袋瓜似乎有點開了竅，知道幹一切工作都必須走群眾路線。我覺得，對待群眾的態度如何，是判斷一個領導人的重要的尺度，是判斷他執行不執行上面的革命路線的重要標準。而偏偏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只是我認為—那個女人背離了正確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執掌大權的機構，那個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時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結果。「革命委員會好」，這個「最高指示」一經發出，全國風靡。北大自不能落後，於是那個女人搖身一變成了北大「合法」政權的頭子，北京大學革命委員會主任。這真是錦上添花，豈不猗歟休哉！然而這更增加了這一位不學有術、智商實際上是低能的「老佛爺」的氣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轎子上舒舒服服，發號施令，對於膽敢反對她的人則採取殘酷鎮壓的手段，停職停薪，給小鞋穿，是家常便飯。嚴重則任意宣佈「打倒」，使對方立即成為敵人，可以格殺勿論。她也確實殺了幾個無辜的人，那一個校外來的慘死在新北大公社長矛下的中學生，我在上面已經談到。看了這一些情況，看了她對待群眾的態度，我心裡憤憤難平。我認為她違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線。我有點坐不穩釣魚船了。

但是，我是深知這一位女首領的。她愚而多詐，心狠手辣。我不願意冒同她為敵的風險。我只好暫時韜晦，依違兩派之間，作出一箇中立的態度。

在這期間，有幾個重大的事件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駐華大使館去遊行示威。大概是因為印尼方面燒了我們駐雅加達的大使館，為了報復，就去示威。這是一個深得人心的愛國行動。北大的兩大派哪一個也不想丟掉這個機會來顯示自己的力量，爭取更多的群眾。兩派都可以說是「傾巢」出動。在學校南門裡的林蔭大道上，排上了幾十輛租來的大汽車，供遊行示威者乘坐之用。兩派的群眾當然分乘自己的車。可我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車就成了問題。兩派認識我的幾個干將看到有機可乘，都到我跟前來獻殷勤，拉我上他們的車，井岡山的一位東語系的女干將，拉我特別積極。從內心裡來說，我是願意上他們的車的。但是，我還有顧慮，不願意或者不敢貿然從事。新北大公社派來拉我的人也很積極。最後，經過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思想鬥爭，我還是上了公社的車。一路上，人聲鼎沸，紅旗招展。到了印尼大使館，喊了一陣口號，又浩浩蕩蕩地回到燕園來，皆大歡喜。

另一件事情是到解放軍一位高階將領家中去「鬧革命」，或者是去「揪」他。他的家是在玉泉山的一個什麼地方。我並沒有聽清楚，為什麼單單到他家去「鬧」。反正當時任何一個戰鬥隊，可能在某某後臺的支援下，都有權宣佈打倒什麼人，「揪」什麼人。我連他住的確切地方都不知道。這一次因為路近，沒有乘坐大車，絕大部分人是步行前往。我因為屬於「有車階級」，於是便騎車去了。由於兩派群眾混雜在一起，我沒有像到印尼使館去示威時那樣受窘。沒有人來拉我參加哪一派的遊行。我成了騎車單幹戶。在分不清是哪一派的車隊中隨大流騎向前去。過了青龍橋，我看還有人騎車向西山奔去，我也就盲從起來，跟著那些車騎向前去。一直到了萬安公墓，是玉泉山背後了。知道不對頭，忙迴轉車頭，又來到了青龍橋，卻聽群眾中有人大聲嚷嚷，說是已經「鬧過革命」了。我只好隨人流回到燕園。到底我也不知道，那一位將軍究竟住在什麼地方，我連大門都沒有看到。我想，當時很多人鬧革命就是這樣鬧法。

還有一件事情比較重要，必須提一提。北大兩派為了拉攏幹部，壯大聲勢，都組織了幹部學習班。有一些在前一階段被打成走資派的幹部，批鬥了一陣之後，不知是由於什麼原因，雖然靠邊站了，卻也不再批鬥，這些人有的也成了兩派爭取的物件。我也是被爭取的物件之一。有不少東語系的教員動員我參加學習班。井岡山的人動員我參加他們的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動員我參加自己的學習班。雖然我經過長期的觀察和考慮，決心慎重行事。我要是到井岡山學習班去「亮相」，其中隱含著極大的危險性。新北大公社畢竟是大權在握，人多勢眾，兵強馬壯，而且又有那樣一個心胸狹隘，派性十足的領袖。我得罪了他們，後患不堪設想。遲疑了很久，為了個人的安全，我還是參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學習班。兩派學習班的宗旨，從表面上來看，看不出什麼差別，都擁護偉大領袖，都竭盡全力向領袖夫人表忠心。對後一位的吹捧，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兩派各自貼了不知道多少大字報，把她捧得像聖母一樣。我水平低，對於這一點完全贊同。雖然我也曾通過小道訊息聽了不少對她十分不利的話；但我依然不改初衷。

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於我這個人不善於掩蔽自己的想法，有話必須說出來，心裡才痛快，我對於兩派的看法，大家一清二楚，這就給我招來了麻煩。兩派的信徒，特別是學生，採用了車輪戰術來拉我。新北大公社的學生找到我家，找到我的辦公室（我怎能還有什麼辦公室呢？但是，在我記憶中，確實是在辦公室中會見了她們。我現在一時還想不清楚，以後或許能回憶起來）來，明白無誤地告訴我說：「你不能參加○派（井岡山）！」這還是比較客氣的。不客氣的就直接了當地對我提出警告：「當心你的腦袋！」有的也向我家打電話，勸說我，警告我；有甜言蜜語，也有大聲怒斥，花樣繁多，頻率很高。我發現，我現在的處境幾乎同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老教授完全一樣。我有點不耐煩了。我曾說過，我是天生的犟種，有點牛脾氣。你越來逼我，我就越不買賬。經過了激烈的思想鬥爭，我決心幹脆下海。其中的危險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中寫道：「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可見我當時心情之一斑。

我就這樣上了山（井岡山）。

反公社派的學生高興了，立即選我為井岡山九縱（東語系）的勤務員。這在當時還是非常少見的。

海下了，山上了。這個舉動有雙重性。好處是，它給我的內心帶來了寧靜，帶來了平衡，不必再為參加或不參加這樣的問題而大傷腦筋了。壞處是，它給我帶來了惡性發作的派性。派性我本來就有的。但過去必需加以隱蔽。現在既然一錘定音，再也用不著躲躲閃閃了。我於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學生貼大字報，發表演說，攻擊新北大公社，講的也不可能全是真話，謾罵成分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心中也不是沒有僥倖心理。我自恃即使自己過去對共產黨不瞭解，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其他反動組織，我的歷史是清白的。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揪」我。

但這只是我的想法的一面。此時，新北大公社那位女頭領肯定已視我如眼中釘。她心狠手辣，我所深知。況且她此時正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趾高氣揚，炙手可熱。我季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她能善罷干休、饒過我嗎？而且此時形而上學猖獗，在對立面成員的言談中，文章中，抓住片言隻語，加以曲解，誣陷羅織，無限上綱，就可以把對方打成反革命或現行反革命。比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大腦中管語言的那一部分裡可能是放在一個卡片櫃裡面的，稍一不慎，就容易拿錯。一旦拿錯，讓對方抓住小辮兒，「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必能戴上。那一位弱智的女頭領就常常出現這個問題，她的徒子徒孫經常為此而為她捏一把汗。這樣的形而上學再加上派性，就能殺人而且綽有餘裕。這一點我是清清楚楚的。

因此，我自己的僥倖心理並不可靠。我懷著這種僥倖心理，在走鋼絲，隨時都能夠跌下來，跌入深淵。這一點我也是清清楚楚的。在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到秋天，我都在走鋼絲。我心裡像揣著十五隻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此時，流言極多。一會兒說要揪我了；一會兒又說要抄我的家了。我聽也不是，不聽也不是。在我的日記裡，我幾乎每一週都要寫上一句：「暴風雨在我頭上盤旋。」這暴風雨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壓了下來，把我壓垮、壓碎。這時候反公社的北大教員恐怕都有我這種感覺，而我最老。炎炎的長夏，慘淡的金秋，我就是在這種惴惴不安中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