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向南告了別，黃平平往家走。快到南池子大街的街口時，她又迴轉身站住，遠遠看見公共汽車駛到站，李向南提著行李上了車，車門一關，嗚嗚地很快駛入燈光浩瀚的天安門廣場，遠去了，消逝了，她這才一笑——笑自己這樣張望——折轉身回家。

天安門廣場夏日的夜晚有一種獨特的色彩和韻味。它像個黃色的大燈籠，朦朧而溫熱。寧靜，不是清淡透明的寧靜，而是那種溶化了過多白日的喧鬧後的一種黏稠混沌、隱隱帶著嗡嗡聲的不透明的寧靜。

進了衚衕，黯淡的路燈光下，遠遠看見大姐黃春平（瘦高的個子，短髮，細長的脖子，一看就是她）大姐夫曾立波正在院門外不遠處歉疚不已地送別一個四五十歲的婦女。兩個兒子，十三歲的大海，十二歲的小海，跟在他們後面。小海怯怯地低著頭。

「我們沒教育好，給學校和老師添麻煩了。」

「還麻煩您跑一趟。今後一定好好教育他。」

「我當班主任的有責任，咱們以後相互配合吧。」那個婦女顯然是孩子的老師。

「平平，回來了？」春平送走老師，看見黃平平打了個招呼。

「怎麼了，大姐？」

「小海的班主任家訪，小海在班裡欺負女同學。」

「你好好站著。吊兒郎當的，簡直像個小阿飛。」曾立波冒火地指著低頭原地溜達的小海吼叫著。小海哆嗦了一下，站住了。

「好了，跟小姨進去吧。好好認個錯，寫個檢討，保證以後不再犯。」黃平平摸著小海的頭說道。

「不要。」春平說，「我們領著他到外面走走，找個地方談談。」

「那讓大海跟我一塊兒回家吧。」

「也不要，他最近學習一塌糊塗，馬上就要考初中了，還不抓緊。也要和他談談。」

「回家談吧。」

「家裡太亂了。」

「又是誰和誰吵呢？」

「那就別說了。等你回去，‘節目’可能又變了。」春平說話總是那麼細聲慢氣的，「平平，你準備明天開始管家？」

「我起碼管一兩個月吧。二姐不是要陪著爸爸出國嗎？」

「唉，咱們家也夠亂的，你怎麼管啊？」

「那讓誰管？」

春平想說什麼，無奈地嘆了口氣：「好，那你先回家吧。」

迎面慘淡的路燈光下是青灰色的磚牆，布著一片片苔蘚；呆板寂寞的方形門洞黯黯的；兩扇油漆斑駁的沉重木門老氣橫秋地半掩著。這是一種既沉悶窒人又嘈雜鬨亂的家的氣氛。這麼一大家子住在一塊兒，又怎麼能不亂呢？拉出個人物表來，誰也會咋舌搖頭的。

大姐春平、大姐夫曾立波都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建築系，現在都在建築設計院工作，每天忙得連管兒子的時間都沒有。

大哥衛華，三十五歲，插過隊，當過工人，上過工農兵大學，現在工廠的職工子弟學校教物理。大嫂趙世芬三十一歲，在飯館開票。帶著一個五歲的女兒。

二姐夏平，是個三十四歲的老姑娘。

三姐秋平，三姐夫梁志祥，在外地插隊後當了工人，剛調回北京，帶著一個四歲的女兒。

二哥小華，二十九歲，從內蒙古兵團病退回來，在工廠當工人。

四姐冬平，二十七歲，外語學院剛畢業，在等待分配。

她——黃平平，最小的一個。

一家之長是七十多歲的父親黃公愚，東方藝術協會的主席。

還有，就是跟隨他們家幾十年的老保姆祁阿姨了。

三代十六口人擠在一個小院生活，原本就嘈亂；前年母親去世，又使這個大家庭失去了惟一能維繫的中心，從此這個家就更顯得敗落了。父親除了把工資的絕大部分供給這個大家庭外，對全家人毫無維繫力。後面，衚衕盡頭處，遠遠傳來大姐夫的吼罵聲，小海的哭聲、大姐的嗔斥聲；前面，院子裡傳來時高時低的吵架聲。她硬著頭皮推開了半掩的大門（這門的沉重每次讓她感到沉悶與壓抑）。

從明天起，她就要接手管這個家。她要好好治理治理它。

面前已經是小小的四合院了。四面連客廳、廚房在內共十間房，亮著燈或黑著燈。廚房裡響著大嫂趙世芬潑辣的吵嚷聲。

「你打孩子幹什麼，你不會和他好好說？」春平一把拉住丈夫的胳膊——丈夫的胳膊因暴怒而繃緊著——卻被一下甩脫。

「我就要打，你不要拉。」曾立波吼道，「小小年紀就學得這麼壞。他那不是一般的欺負女生，簡直是調戲。是小流氓。」他抓住小海的胳膊，使勁朝他屁股上劈劈啪啪打著。小海嗷嗷叫著，轉著往母親身後躲。大海害怕地藏在路燈的陰影裡。

「你瘋啦，這是你孩子你知道不知道？」春平擋住孩子，又氣又急。

「你擋什麼？這樣的孩子我不要了，我打死他。」曾立波又抓住小海使勁打。

「你要打死他是不是？你要打，打我吧。」春平攔擋不住丈夫，她聲嘶力竭了。

「就是你們一天到晚慣孩子，才慣成這樣。」

「你們是誰？」

「你，還有你父親。」

「你這當爸爸的什麼時候管過孩子？」春平眼裡閃出淚水，「你就知道自己寫論文，要出國，要成名成家。你配當孩子的父親嗎？」

「要你當母親的幹什麼。」

「我不和你一樣忙嗎，我為你犧牲的還少？孩子的作業不都是我看，你看過幾次？」

「我忙來忙去難道就是為自己？」

「你就是考慮自己。你太自私了。」

曾立波咬緊牙盯視著妻子。頭髮凌亂的春平把小海攬在身邊，微微喘息著，也盯視著丈夫。有人騎腳踏車路過，留下狐疑的目光。這就是他妻子的話——自私。這就是他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惟一理解自己的人的目光。她竟然這樣仇視地看著他。這個騎車的看什麼？可惡。

你打吧。你兇，你有勁兒，你現在動不動就打孩子。我勁兒沒你大，擋不住你，你太野蠻了。你不配當丈夫。不配當父親。

趙世芬站在立櫃的穿衣鏡前，麻利地梳理著頭髮，每梳一下，就朝後抖一抖，讓頭髮瀑布般從肩上披瀉下去。她欣賞著自己濃密黑亮的頭髮，欣賞著自己朝後抖動頭髮時動人的姿態，欣賞著自己漂亮的容貌。她那波光閃閃的眼睛在凝視著自己——不，是在凝視著一個想像中的人而嫵媚地微笑。恍惚中，她眼前又浮現出上次舞會的情景。那一雙雙幾乎貼近她臉頰的熱烈的眼睛，那些殷勤的笑臉，那些帶著煙氣和挑逗意味的熱烘烘的呼吸，那旋轉中令人興奮的身體的接觸——她感到自己的rx房在彈性地顫動，那裡還留存著美妙的接觸「記憶」。一個個風度翩翩的男子向她走來，彬彬有禮地伸手邀請她，旋轉的人群中都是注視她的目光，她的脖頸能感到男性目光的燙熱和女性目光的嫉妒……這又是誰的目光在注視自己？她回過頭，臉上陶醉的微笑頓時消逝了。

是丈夫黃衛華那張難看的凹形臉——他坐在床上一邊給五歲的女兒小薇擦著臉上的汗，一邊抬眼看著自己梳頭。舞會已經煙消雲散，眼前是擁擠不堪的小屋。床，桌，立櫃，書櫃，箱子，一件挨一件，桌上、床上、窗臺上堆滿了東西，鐵絲上晾滿衣服。

「看什麼？」她沒好氣地白了丈夫一眼。

「你不看我，能看見我看你？」衛華討好地開著玩笑，顯出老實和笨拙，「我看你梳頭梳得有滋有味的。」

「討厭。」趙世芬扭過頭繼續梳頭打扮，不理他了。

她從心裡厭惡他。厭惡他的矮個子，像個樹樁，厭惡他沒點男人氣的老太婆臉，厭惡他的小眼睛扁鼻子，厭惡他的窩囊勁兒。自己那幾年簡直是瞎了眼，找這麼個丈夫。就是因為自己出身不好？就是為了圖他的幹部家庭出身？

「今兒晚上你又是要……」衛華小心翼翼地察看著妻子的臉色，欲言又止。

「想問什麼就問哪。」趙世芬把梳子往抽屜裡一摔，呼啦又關上。

「你是去……跳舞吧？」

「怎麼了，不讓啊？」趙世芬彆著髮卡，譏諷地問。

「我……不是那個意思，」衛華不安地笑了笑，「我是想問，你半夜才回來——」

「怎麼了，怕我去胡搞？」

「要不要我去接你？」

「不用。」趙世芬別好髮卡，雙手捋著，朝後抖了一下披瀉的烏髮（好像要抖掉她和衛華的關係一樣）。

她堅決不用。她還嫌這麼個丈夫丟人現眼呢。瞅他這巴巴結結的樣子，一點男人氣都沒有。連向老婆問個話都沒膽，吞吞吐吐，沒一絲血性。

「我不去舞廳，我在路口等你。」

「你有完沒完了，就不怕別人討厭？」

「好好，我不去接你還不行。」衛華繼續給小薇擦著脖子上的汗，孩子正汗津津地坐在床上搭積木。

趙世芬一看又火了：「讓你給孩子燒點熱水洗洗，怎麼還沒燒啊？」

「煤氣爐秋平她們用著呢，等一會兒再……」

「等，等。什麼都往後讓。孩子都要熱出痱子了，你知道不知道？」

「秋平他們……」

「他們，他們。剛才是給你爸熬藥，等，等。現在又是秋平煮東西，還等。你是後孃養的怎麼著？跟著你，到處受窩囊氣。去，直接拿臉盆熱點水。」她拿起臉盆搡到丈夫手裡。

「稍等一會兒再……」衛華坐在那兒為難地不動身。

「你是幹什麼吃的？」趙世芬火冒三丈。她愛跳舞，愛打扮，愛出風頭，愛風流，可她還愛自己的女兒。那是她一手帶大的。是她的心肝。她從來沒有讓女兒穿過一件髒衣服，從來沒有讓女兒嘴上受過一口罪。女兒長得漂亮可愛，完全像她。要不是因為五歲的女兒，她早就把他這窩囊廢蹬了。

她抬腕看了一下手錶，從衛華手裡一把奪過臉盆來：「你不去我去。」

廚房裡燈光昏黃。煤氣灶上，一個火口燒著一壺水，一個火口鋁鍋裡煮著掛麵。秋平守在灶旁。她在學生時代原是俊秀甜潤的妞兒，現在依然苗條嬌小，但臉上已顯出憔悴來，頭髮也有些乾燥發黃，記錄著十幾年來農村插隊和在一個偏僻縣城的小修理廠裡當鉗工的辛勞生活。「你別一塊兒守在這兒了，」她用筷子攪動鍋裡泛著白沫的掛麵，回頭對站在身後的丈夫輕聲說，「該幹什麼去幹什麼吧。」

梁志祥個子不高，正伸著脖子看鍋裡的掛麵，這時咧開厚嘴唇笑了笑。「要不要我回屋去拿兩個雞蛋磕在裡面？」他也壓低聲音說道，甕聲甕氣的一口北京腔。

「不用了，別人看著不好，要磕，把鍋端回屋裡再磕吧。」

「那哪能熟啊？」

「你走吧，廚房裡怪窄的，別都擠在這兒，有人進來，礙人家事。」

「這會兒又沒別人來。」

「那你也走吧。」

她和丈夫說話聲音很低，生怕驚動人似的。他們剛從山西臨汾調回北京來，沒有別的地方可以落腳，擠進了這個已經相當擁擠的院子裡。她像個剛進門不討人喜歡的農村小媳婦一樣，懷著深深的自卑感，低著眼在這個大家庭中無聲無息地生活著。或許更因為覺得不該擠進這個已經很擁擠的家，擾亂了全家人；或許是因為覺得自己這些年沒幹出啥樣來（還是個沒文憑的三級工），自慚形穢；或許是因為找了一個出身於市民家庭的平庸丈夫——既無才華，又沒儀表，只有一顆任勞任怨和體貼人的好心；或許更因為她對這個家懷著一種深深的歉疚感——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貼過大字報，宣告和黑幫父親劃清界限，許多年來一直沉重地壓迫、折磨著她；她始終感到沒有臉在家中抬起頭來。她和丈夫從工廠下班回來，就縮在自己的小屋裡。別人用水龍頭時，他們不去用；別人用廚房時，他們避開；客廳裡的彩色電視，他們也幾乎從不去看。星期六把女兒從託兒所領回來，也不讓她到別的房間玩耍。關門、開門、打水、潑水、說話、出入，他們都是不聲不響的，家裡人常常不知道他們在不在家。

「我再等會兒，面好了，我幫你端。」梁志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