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海的家坐落在一個高坡上，是一幢黑黢幽暗的大房子。那房子簡直就是個放大了一千倍的木頭匣子，而且是用無數塊千年硬木板做成的木頭匣子。
車子快駛近岡古拉場部時，直覺告訴我，我這是來到了天地的盡頭，真是一派無邊無際的落寞寂靜啊。環顧四宇，淺灰色的陽光在無聊地晃來晃去。我只能聽到自己在喘息，聽到場部空地前那幾棵高聳的白楊樹在嘆息。還有一種聲音是間歇發出的，你無法找到它的聲源，但它又無處不在。那是某一片樹皮、某一塊鐵板、某一摞磚塊、某一條出頭椽子或某一根廢棄了的煙囪……被凍裂時發出的「咔咔嚓嚓」聲，一種很清脆，又很細微的聲音，在天地間此起彼伏著。
這一天，走一路，我們幾乎沒遇見一個活人。路旁偶爾才會出現一兩個散放的家養駝群，三三兩兩地，站在一望無垠的雪地中傻呆呆地迎送我們。很多很多年前，我隨老爸上這兒來過一次。也許因為那會兒小，心裡關注的取向不同，那一回，我並沒有感到這樣的緊張和窒息。也許還因為季節不同，那回是深秋，多彩。而這一回的雪，既製造了無邊的統一和單調，卻也覆蓋了它原有的荒蕪。只是它實在太悠遠了，地平線總是在那永遠到達不了的地方發著光。一開始，一馬平川，什麼都沒有。行駛了三四個小時後才開始出現一些起伏和溝坎，然後又是什麼都沒有，最後出現兩三片不大點兒的林子，從林子裡隱隱約約地還飄來一點點炊煙的味道。當時，我的心幾乎要跳出嗓喉眼兒了——要知道，我不是條頭頂小花的嫩黃瓜，我也曾不止一次深入過各種各樣的荒原腹地，從小也生活在同樣開闊寬廣的哈拉努裡戈壁灘上……但當我們的車隊，由韓起科帶來的那輛拖拉機和鎮政府派來送我的那輛老解放，還有一輛不知從哪兒搞來的老式吉普組成的車隊，依舊一往無前地向前馳去時，看看正在向地平線低頭靠攏的那個黃白黃白的太陽，看看身後在雪地上拉得老長老長的車影，我還是出現了短暫的恍惚。我用力握緊面前的鐵扶手，感到腹部水脹得厲害。我要求停車方便，悄悄鎮靜一下自己。而在後座坐我左手的那個叫「範東」的娃娃，雖然五音不全，卻一直在低低地哼著列寧最愛唱的那首《華沙工人之歌》……在我右手緊挨著我的，是馬桂花。她一路上一直在問我「冷不冷？」車行一小時後，她就脫下她的皮大衣，來包裹我的雙膝。後來她又要給我她那條加長加厚的圍巾，（我知道我應該拒絕，但它實在太暖和了，而且透著一股我從來也沒有聞到過的那種青草汁兒和舊炕蓆的氣味。這是一種特殊女孩身上的特殊體息。它非常強烈，也非常複雜。而且她老說：「您圍著吧。它其實不髒。」我知道我再推脫就不好了。）韓起科坐在前邊副駕駛座上，他老取一個姿勢坐著，斜斜地靠在破舊得已露出棕絮的椅背上，抱著自己的雙臂，即便全車的人都在某一時間段裡瞌睡過去了，他都不會睡，一直在用一種深思的眼光注視前方路面，老在提醒司機，「有坑」，「收油門，下坡了」等等等等。最有趣的是那個叫「趙光」的娃娃，他獨自在前邊操控著那輛履帶式拖拉機為我們開路。他每隔兩三小時，就會突然停下車，大喊：「尿尿！」「尿尿！」然後，解開褲釦，掏出傢伙，在雪地裡一邊跑，一邊尿；順著跑，倒著跑，有時還側著跑；總是邊跑邊尿。有一回還鑽進吉普車裡來拉馬桂花，非得讓她下車跟他比試，看誰尿得高。馬桂花紅起臉衝下車，一下把他摁倒在雪窩窩裡（他的個頭還沒馬桂花高），抓起一大把雪塞進他的褲襠。趙光這狗屁孩兒笑著跳起，捂著自己的褲襠大叫：「哎呀，壞了壞了，凍硬了，真凍硬了。桂花姐，求您了，幫我暖和暖和它吧……」車行七小時零九分半鐘，前方高坡上終於出現一個畫著大紅五角星和小黑雀的木牌。木牌足有四五平方米大。木牌子上寫著「前方三公里→岡古拉農場」。我原以為，終於「到家」了，小分隊的這幾個娃娃兵該歡呼一下，雀躍一下，卻沒想，鬧騰了一路的趙光這時反倒老實了。範東也不再哼唱他那個「華沙工人之歌」了。倒是分隊長韓起科慢慢下得車來，緩緩地向前走兩步，雙手叉住腰，來回轉動了幾下上身，回過頭來衝著我笑了笑說道：「凍壞了吧？趕緊到招待所暖和暖和！暖和暖和！」
場部就坐落在一條大幹溝的對岸。我完全沒有想到，它會被收拾得如此乾淨，整齊。場部所有的建築物，雖然也都是些土塊壘的「泥巴玩意兒」，但看得出，全經過一番精心統一的規劃，房頂上一水兒鋪著紅褐色的瓦塊，連煙囟的高矮大小都完全一致。但是在乾溝底部卻聚集著一大片雜亂不堪的土房。韓起科告訴我，這是「盲流」們聚居的地方。他們不屬於農場的正式職工，既不在籍，也不在編，但歸岡古拉農場管轄。他們是岡古拉的「黑戶」，又是農場一支重要的勞動大軍。他們中間很可能混有逃亡的「殺人犯」或「政治犯」。農場曾按他們自己填報的老家地址，發函去調查。百分之六七十的回函都只有一句話：「查無此人」。岡古拉過去還有一類人也是被要求「單獨居住」的，他們被稱作「新生員」，也就是刑滿釋放人員。劃分給他們「單獨居住」的地方則被稱作「新生隊」。只是前些年，邊境上不太平，常有或大或小的武裝衝突發生。為安全起見，上邊決定，內遷這些「新生人員」，一夜之間把他們後撤了五百公里。岡古拉這才不見了「新生隊」這樣的編制。韓起科這小子跟我介紹這些情況的時候，總保持著一種很平靜的微笑，甚至是很溫和的微笑，真的讓我難以想象他從小是什麼「生喝狼奶」和「生吃牛羊肉」長大的。後來，跟他混熟了，我拿這話問過他。他聽罷，又一次溫和地笑笑，旋即從腰間抽出一把鋒利的短刀，從一頭剛宰了又剝完皮的羊身上熟練地切下窄窄一長片帶血絲的肉條，放到自己的嘴前邊，然後像吸麵條似的，哧溜一聲，將它吸進嘴裡，有滋有味兒地大嚼起來，然後笑著勸我：「真的很好吃。不信，您試試？」那笑容依然是溫和、平靜和從容的。
但這小子肯定不是個可讓人隨意拿捏揉搓的生麵糰。我舉一個小小的例子作證。這一路上，馬桂花和另兩個小分隊成員，範東，趙光，很快就跟我廝混熟了，「校長」長「校長」短地叫個不停。就他，這個狗屁孩子，不管如何的平靜溫和，禮貌得體，就是聽不到他叫一聲「校長」。而且很明顯地讓我感到，他是在有意迴避這個職務上的稱呼。他是在等待，等待他那位「高場長」對我最後的認可。他不管上頭怎麼任命我、怎麼稱呼我，他要看高福海的態度，看他的高場長最後是否接納我。果不其然，一到場部招待所，只等我安置好行李，草草地洗了把熱水臉，端起新沏的茶，稍稍啜過兩口，還沒等我把凍僵的身子全部暖和過來，他便微笑著進屋來通知我：「可以的話，高場長想這會兒就請您上他家裡去坐一坐。」
這麼快就要「驗明正身」？行動果然乾脆利索。我趕緊去行李包裡取出那些調動任職手續和糧油戶口關係。他卻說：「這些，您交給我就成了。」完全一派「大內總管」的架勢和口氣。說罷，他已經先期走到門口，閃在一旁，替我撩起了棉門簾；待我一齣門，便反身「咔」地一聲用一把一公斤重的鐵鎖，把門給鎖上了，然後恭恭敬敬地把鑰匙交到我手上，並不緊不慢地在前邊帶起路來。到這會兒，他依然沒叫我一聲「校長」。真是「做出事來，滴水不漏」。
高福海家坐落在場部後頭那片高坡上。高坡上有一片林子。他家就坐落在這片林子的前邊。一踏上去高家的路，我又大感意外，這居然是一條完全用木板鋪成的路。路雖然不寬，但來回也能過兩輛大車，還一水兒地用某種我叫不上名來的硬雜木料鋪成。那木料青褐中帶些暗紅，顏色跟老舊的血跡差不多。（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赫赫有名的黑楊樹板子。）我去過很多縣鎮農場，在各種各樣的中心街區裡見過各種各樣的馬路，但真還沒見過一條純粹用木板鋪成的路。幾十年後，我有可能出訪美國的大西洋城，在那兒也發現了一條純粹用木板鋪成的路。站在異國的木板路上，眺望不遠處波濤洶湧而又浩瀚無邊的大西洋洋麵，在我心裡一陣陣翻滾著的，卻依然是對岡古拉的回憶……
……難以想象，高福海的這幢大房子，整幢都是用黑楊樹板子建起來的。它黑紅黑紅地聳立在一片潔白的雪窩窩中，像一個用千年硬木雕就的大匣子。屋裡看不到火牆，但又特別暖和。以後我才知道，他自行設計了小鍋爐送暖，暖氣管道都預置在地板和天花板裡頭了。牆體板都是雙層的，中間填塞了足夠的石棉、石灰和玻璃纖維。絕對保暖，還防火防潮。我不知道該不該把這間用來接見我的大房間稱之為「客廳」。這裡沒有沙發之類的奢侈品，但靠牆卻個兒挨個兒地放著十把（十二把？）白松木做的靠背椅子，一水兒刷著橘黃色的油漆。活兒全出自農場加工廠那幫無師自通的「細木工」之手。貨真料實，卻又粗糙笨重。包括那個兩頭沉帶八個抽屜八個桌腿的寫字桌，還有那個鋪著墨綠色桌布的長方形會議桌，桌腿一準有房梁那麼頇，也都絕殺般地油成了橘黃色。另外一樣陳設是我應該想到，但又不可能想到的是，這大房間裡養著許多盆（許多桶？）在北京南城小衚衕大雜院裡特別多見的倒掛金鐘、大葉海棠和石榴。足有二十盆左右吧。我沒細數。那鐘形的花骨朵，以經典的口衝下的形狀，悠然地倒掛著。每一個萼片垂下後，又微微向上捲起，均呈紅白雙色，應該說是個名貴品種了。而那大葉海棠卻是我也喜歡的東西。我喜歡它略顯粗獷的大葉片上常常生泛出一種雄渾的紫色。以後我還發現，這位高福海同志還喜歡另一種帶有紫色的東西——發了芽兒的土豆。岡古拉地處高寒，以出產土豆聞名遐邇。高福海特別喜歡在自己的案頭上擱個大土豆，將它養在一個大糙海碗裡。那土豆足有小孩兒腦袋那麼大。土豆存放時間長了，得著潮氣，自然會從芽眼兒裡冒出一枝枝芽莖。那芽莖紫兮兮地，雖說鮮嫩，生脆，卻粗大，茁壯，長著一點小刺兒似的東西，露出一副猙獰相，但極富生命的意味。他喜歡看它飽滿的，充滿肉體質感的那種紫色，喜歡看它們一天一個樣兒地產生變化。每一枝都能長到手指那麼長，那麼粗，刺個稜稜地，虎視眈眈地向四下裡張望。再長一陣，它就開始冒葉。一冒葉，它就秀氣了。一秀氣，他就把它扔了。再挑一個大土豆來養在那大海碗裡。早先有人問：「場長，這土豆有啥可看底嘛？上邊境的集市上給您買個巴基斯坦雕花銅瓶擱案頭吧。」他啐他一嘴道：「你懂啥？啊？你懂啥嘛？！」以後就再沒人多這份嘴了。
我還注意到，他使的那個水杯，跟這一帶大多數官員使的一樣，也是那種從蘇聯進口來的鍍銀鏤花銅外套水晶玻璃玩意兒。大房子裡這時光線暗淡，但在整個談話過程中，這個鍍銀的杯子外套，一直在桌子的這個角上，獨自隱隱地發放出它幽深的亮光。（另一角上，擺放著的便是那個大土豆和它的糙海碗。）
「你就是顧卓群？挺年輕麼。」
這是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韓起科把我領進屋時，他已經在他那把木質大圈椅裡坐著了。沒跟我握手，只是做了一個手勢，請我在預先放置在他左前方的一把靠背椅上就座。他聲音低沉，神情和藹；也許因為耳背的緣故，一邊說話，一邊本能地象徵性地挪動一下自己身下的椅子，好像是願意更靠近我一些，以便能更清楚地聽到我的回答。
「挺年輕麼……」沒等我回答，他又自言自語似的低聲這麼評價了一句，並很安祥地打量了我一眼。沒有絲毫的揶揄和嘲謔，反倒還流露出些許的羨慕和感慨。這也是出乎我意外的。
這時，韓起科給我送來一杯剛沏的茶水，也想給高福海那隻茶杯裡再續點水。他卻衝他略略地揮了一下手，當即拒絕了。韓起科立即乖乖地退到一邊。在他揮手的一瞬間，本能地流露出一種完全不容對方違抗的威嚴，也讓我一下屏住了呼吸。我注意到，他的個頭並不高，甚至還可以說，有點瘦小。但多年高寒地區的戶外生活，使他的皮膚呈一種灰暗的深棕色，臉頰和額角上的皺紋同樣深峻，眼袋極為鬆弛。我見過許多在基層當頭頭的人。他們第一次接觸像我這樣既年輕，但又是從上級機關派來的人，往往在周到的禮節中會故意顯現一點矜持，或者在熱情中保持相當的警覺。而他給我的卻是一個完全不設防的溫和長者的印象。從他的目光中，還能明顯感受他內心的疲憊……和……和精神上的某種遲鈍。他為什麼不對我這個第一次見面的年輕陌生人掩飾自己這種「衰老」跡象？是他壓根兒就沒意識到自己已經開始「衰老」？還是他壓根兒就沒把我當外人防備？還是因為他壓根兒就沒把我當個同等量級的對手，覺得在我面前完全不必做任何掩飾，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我給對付了？假如這老傢伙真是這種想法，那，我這次任務完成起來可能就要容易得多了。我這麼暗自想道。
然後，他常規性地問了我一些個人和家庭的情況。正聊著，屋裡的電話鈴響了。響了好大一會兒，他沒反應。（看樣子，他耳朵的確有點背。）我和韓起科自然是早就聽到了。但是，高福海不作反應，不發相關指示，我和韓起科自不便說什麼。於是，電話鈴繼續頑強而固執地響著，終於傳進了他耳朵。一開始他並沒有想要理會它。但這個打電話的人也夠倔的。繼續不停地在要著。他終於忍受不了了，臉帶慍色地皺了皺眉頭，拿眼光示意了一下韓起科。韓起科忙進裡屋去接這個電話。韓起科對對方這時候打電話來「騷擾」高福海，也挺不高興，一拿起電話就大聲說了句：「你幹嗎呢？高場長正說著話哩。啥事？我是韓起科。快說話。」因為他把嗓門提得挺高，聲調也挺衝，說的那些話，在門外的我也能聽得一清二楚。「誰？你是誰？大聲點兒。再說一遍……」他繼續喊叫。高福海便向我解釋道：「可能是個長途。這狗屁線路質量不好，接個長途電話，真費勁。」但，緊接著，韓起科的聲音馬上降低下來了，好像是要說什麼悄悄話似的，並且還把通外間的門關了起來。又過了一會兒，他神色匆匆地走到高福海身旁，附在他耳朵旁低聲說了句：「您電話。」「什麼大了不得的事，你接了不就完了？我跟顧校長正說著話哩。」「您還是去接一下。」「誰打來的嘛？」高福海瞪大眼逼問。「您……您還是去接一下。」韓起科怎麼也不肯說出打電話那人的名字，只是低聲地催促高福海去接電話。精明的高福海立刻覺出這電話非同尋常，便跟我打招呼：「你說當這場長受罪不受罪？整天陷在這沒完沒了的雜拌事兒之中。唉！你坐一會兒，喝口茶。賞賞我那些花。都是地道的北京品種。我連養花的土都是從北京拉來的。這裡還是有些講究的。你瞧瞧。瞧瞧。」說著，便支撐起行動略有點兒不便的身子，進裡屋接電話去了。韓起科沒跟著進去。不說別的，只按待客之禮，他也得在外頭陪著我啊。但看得出，他人雖然在門外，心卻還牽掛著裡屋那個「非同尋常」的電話，頗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並且一俟高福海進了裡屋的門，便過去一把把門嚴嚴地帶上了，好似怕我「偷」聽到什麼。「出什麼事了？」我心裡暗自嘀咕。為了緩解現場突然緊張起來的氣氛，我主動找了些無關緊要的話題來跟他閒扯。他似乎也無心來應我的閒扯，老用眼角的餘光去掃那裡屋的門。過了不大一會兒，門突然開了，我跟韓起科都以為高福海打完電話了哩，便忙站起，去回應他。卻不料他只是探出個頭來，對韓起科嚷著：「你來替我接一下。這線路真沒法再湊合了。」原來是他聽不清對方說話的聲音，讓韓起科去替他接聽這電話。
韓起科進屋後，外邊這「大廳」裡儼然只剩下我自己一人了。我呆呆地坐著，不敢隨意亂動。突然降臨的寂靜，使我越發不安起來。直覺告訴我，這個「非同尋常」的神秘來電，一定跟我有什麼關係。否則，剛才韓起科的神情不會顯得那麼的不自然，也不會死活不肯當著我的面跟高福海說明那個打電話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