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勞東林現在是否還穿著警服，他畢竟曾是個「老公安」，而且，多年來又一直在本系統內一個很重要的崗位上擔任中層領導工作，享有相當的知名度和社會影響。這樣一個同志，未經任何組織授意、批准，針對現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搞這種「秘密調查」，是一種嚴重的違紀行為；如果讓省委省政府知道了，作為本系統的主要領導，他們是絕對沒法交代的。更讓人震驚的是，「據說」這個勞東林憑著自己的老資格和多年來在司法界建立起來的老關係，還「煽動」和「糾集」了好些個老公安、老司法，協助配合他，一起來搞這個「秘密調查」。據說，這些個老公安、老司法，多數還都是在編的現職人員，都還穿著警服和制服!

這就更嚴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嚴重。應該說是「特別嚴重」。鬧不好，還可能會整出什麼「政治事件」，就更難以收場。所以，必須立即加以制止。

為此，省廳的領導非常著急，非常惱火，也非常為難。

他們為難的是，自己還不能公開以組織的名義出面去阻止。因為：一，不管怎樣，勞東林本人畢竟已經脫了警服，離開了公安隊伍。說得不好聽，他現在已經是個「普通公民」了，他和你的關係，已然是「警民關係」了。只要他不觸犯法條，就不在你管轄範圍內。你公安部門要橫加干涉人家的正常行動，人家是可以通過行政訴訟，倒過來告你侵權、違憲的。事情一旦鬧大，惹得那些媒體追蹤炒作，最後被動的和丟面子的可能還是你公安廳。這結局當然是省廳領導絕對不希望看到的。二，省廳雖然得到「密報」，知道有幾個在職的公安司法人員摻和了這個「秘密調查」，但迄今為止，並沒有搞清這幾個人到底是誰。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省廳的領導覺得，在處理這件事的過程中，他們一定還要防止讓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省公安廳作為一級組織，在蓄意地壓制下邊的人「反腐敗」，在蓄意庇護省上「有問題」的領導。社會上對那位顧代省長確有種種傳聞，說什麼的都有。作為省裡廳局一級的領導幹部，他們也聽說過這些「傳言」。他們甚至從內部還聽說，中紀委接到過來自下邊的「揭發信」和「告狀信」，曾派人「秘密」地來省上對這位代省長做過一番「暗查（？）」……「傳言」由來已久，似真似假，真真假假。但不管它出自內部，還是外部，傳言總歸是傳言，在上邊對相關問題做出正式表態之前，他們作為掌管一個系統的主要負責人，當然要以大局為重，以穩定為重，以組織原則為重，盡力地維護省上這個班子的領導權威。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得不謹慎地做好兩手準備。俗話說，既要防一萬，也要防萬一。也就是說，萬一今後傳言成真，那位代省長真有些什麼事，被查處了，他們也不至於陷入被動才行。要知道，他們畢竟都是一些歷練彌久，且又富有經驗的從政者。而在複雜多變的政治生活中，這種謹慎的「兩手準備」歷來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們覺得必須勸阻勞東林這樣的老同志在外「私自調查」省委省政府領導同志的問題，同時又不給人造成是以「公安廳」組織的名義出面在「干預」和「勸阻」。

經過反反覆覆地慎重考慮，他們決定派剛調到省廳來工作，但還沒有正式定崗定職，為人又比較憨厚、機敏和勤謹的邵長水去做勞爺的工作，同時又決定讓離職病休，但在群眾中仍有相當威望的辦公室前主任李敏分出面去找邵長水佈置這個任務。他們甚至特別關照李敏分，佈置任務時，不要把邵長水找到省公安廳大院的辦公區來談，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要儘量地抹去「組織出面」的色彩。

最後，李敏分是把邵長水找到他自己家裡去談這檔子事的。

家，從政治色彩上來說，應該是最中性、最恬和的了。

……

……

李敏分家在省城著名的大列巴巷中。那裡曾經是一片高地。高地上曾經築有中國最早的一條鐵路。鐵路兩旁生長著一片茂密的白楊林。鐵路早拆除了，遷移了，白楊林卻依然還生長著。後起的巷子看起來卻和白楊林同樣古老。因此，很難說得清是巷子建在白楊深處，還是白楊長在巷子深處。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你現在走遍整個省城，已經很難再找得到長得如此高大粗壯茂密的白楊林了，也很難再找得到特點如此鮮明純正的俄羅斯「木刻楞」小木屋了。這樣一種小木屋，你在中國整個高緯度地帶，比如說，即便上哈爾濱，也不多見了。而李敏分住的就是這樣一幢小木屋，外帶一個不算小的「小院兒」。

那天談完話出來，已經過了吃晚飯時間。天色擦黑。初春潮溼的林下風再度變得陰冷生硬。但邵長水卻渾身燥熱，像一個高燒中的病人似的，止不住地戰慄著，甚至戰慄到上下牙齒都在捉對嗑擊。他只能緊緊地抱住自己，一邊往外走，一邊不斷地回顧那聳起在柵欄和雜草叢中的鐵皮屋頂和高大的磚砌煙囪，不斷地回顧李敏分家那幽暗寬大的雕花木窗戶，整個人都處在一種從未有過的昂奮和茫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昂奮什麼，更說不清那種莫名其妙的茫然感又從何而來。但當時他就是不能讓自己平靜下來，也不能從茫然中清醒過來。已然三張開外、好歹也當了一二十年刑警的他，真還沒這麼「昂奮」和「茫然」過。走出不多遠，他便在無比寂靜的白楊林中呆立了下來。呆立了好大一會兒，他才慢慢明白過來，這種昂奮和茫然居然來自於自己內心的一種「對抗」。在潛意識中，他沒法讓自己真正相信剛才李前主任跟他講的那一切都是真實的，是已經發生的。他不相信，也不願意相信它們是「真實」的。但他又必須承認它們是真實的，必須承認這一切不僅已經發生了，並且還在進行之中。正是這種突然發生在內心深處的「自我對抗」，驟然間把他推到了一個風光無比美好，但確實又面臨萬丈深淵的懸崖邊上，讓他一時間陷入了一種自己無法控制的興奮和恐懼的心理漩渦中。

邵長水是伐木工的後代，父母和弟妹至今還在林區安著家。前邊說過，他為人憨厚，勤謹，聽話，本分，但又非常肯幹，非常聰明，還願意學習。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當的順暢。高中畢業，成績極其優異的他本來滿可以去考全國重點大學，但出於家境和生活壓力，也出於一種本能和直覺的選擇，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僅免去一切學雜費用，每月還有相當數量的津貼發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紀的他，當時直覺到，像他這樣沒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會關係的人，只有當警察，今後才能不受欺負，也才會有一點可能去為別人辦一點自己想辦的事。（他的確是一個很願意為人辦事的人。）警校畢業，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區公安分局，當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這偏僻的經常會發生一些惡性大案的深山老林裡，接連偵破了幾起全省掛號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頭的注意，被提起來當了刑偵中隊的中隊副。那年他還不滿二十二歲。後來就一直很順，基本上兩年一個臺階，一路往上走，一直到縣局副局長任上，又趕上個好時機，被薦送到公安大學深造，去年調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時間的刑事偵查教學和理論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調令，讓他到省公安廳刑偵總隊報到，內定了要他擔任大要案支隊的支隊長一職。人說，當警察的時間長了，老在管別人，老在跟壞人打交道，老在接觸社會陰暗面，一般都會發生兩種變化：一種，因此看透社會，看穿人生，人就會變油，內心會變得陰暗沉重簡單粗暴；另一種，即便不變油，也會變得機械單一，腦子裡除了種種法規條文框框，就是上級領導的種種指令和要求。在他們眼裡，幾乎所有的人都是有問題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說笑話，說警察談戀愛，跟女方頭一回見面，說的第一句話一定會是：「請出示你的身份證。」這兩種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實際上都說得有些片面。說這種話的人其實並不真正瞭解警察。多數的警察，心靈都處在一種激烈的對抗之中。他們既要對抗在執法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社會黑暗（陰暗）面和權利交易的侵蝕和漫洇，又要對抗自己內心由此可能發生的種種畸變。對抗的結果，最終將決定你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警察。可以說，一切都在過程之中。而邵長水卻屬於這樣一種人，置「對抗」和「過程」於不顧，把「結果」看得高於一切。也就是說，他在過程的「對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不計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閃失，而他只想維護一個結果：讓自己做一個稱職的好警察。這種質樸和單一，不能說跟他從小在林區長大沒有必然的關聯。你只要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充分理解這種關聯了：不管在什麼場合什麼情況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連綿叢林，他內心都會禁不住地打戰，都會立即收斂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點點張揚，不自覺地變得沉默和固執起來。他潛意識地確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結局跟億萬年都絕不動搖一點的大山一樣，是不可變更的。而對於他邵長水來說，結局也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做一個好警察。他不想東張西望，也絕不旁騖另就。我再給你舉一個例子，你就可以瞭解他這個人了。三十多歲的他，按時下流行的演算法，絕對還應該算是個「年輕人」和「年輕幹部」吧。年輕人是易變的。他也曾在縣公安局很風光地當過領導，在省警校當過讓許多人讚羨的刑事偵查教研室主任，南來北往，東奔西跑，大小場面大小事情也都經歷過不少，按說你不應該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兒」和「大碴子味兒」。不。直到現在，清早起來，他最想喝的還是摻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黃噴香的貼餅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鹹魚和半碗加了許多蒜和辣椒醃製出來的酸白菜，他就覺得比去東京參加國際刑警年會，住在五星級的澀谷大飯店裡吃的那幾頓銀光閃爍、發散著牛油或大醬湯氣味的「亂七八糟」的早餐，要酣暢淋漓舒服熨帖許多。在當縣公安局領導那兩年裡，別人給他送啥禮，他都讓秘書給退了。但他會親自打電話給縣裡專門出產黑小豆的六五六農場場長，讓他們往他家給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養胃又補氣的黑小豆來。當然，他之所以敢這麼「直接打電話去要東西」，還有這樣一層關係襯著，那位六五六農場的場長是他當年上小學時的同班同學。

也許同樣是因為了這種「質樸」和「單一」，在某些人眼裡，他稍稍顯得有點「木」，有點「一根筋兒」，而在另一些人看來，他表露的其實是一種標準的「中國式農民」的狡黠，像是在「裝傻」。不管說他是「一根筋兒」，還是說他在「裝傻」，這些人指的都是他這麼一個特點：在人生的某一階段，他只關心在這一階段裡，該他關心、允許他關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當警員的時候，絕對不去摻和中隊長們如何「勾心鬥角」。他在當中隊長的時候，誰上他跟前來說大隊長和局長們的壞話，他都不聽，還會特別認真地勸你不要到處去亂說。等他當了局長，上省廳來參加省公安工作會議，多數局長在會餘時間，都會安排一系列的交際和應酬活動，為自己，也為本單位下一步的發展，爭取更多的方便條件，開拓更大的發展空間，他卻很少這麼幹，甚至可以說，基本不會去這麼幹。最多也就是提溜幾瓶用當地一種野果子釀製的特產酒（有時也會帶幾根直接從山裡藥農手中收購來的野山參），上廳長和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廳長家去看望一下，當然更不會想到要掏錢請財政局和政法委的什麼人去某個洗浴休閒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調到省警校當刑偵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撲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上，帶領一幫學員，把教研室積攢了多年、一直沒決心去整理的幾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資料影印件，分門別類地整理了出來，而對近在咫尺的省廳和省委省政府大院裡發生的種種人事升遷變換的事，卻不甚了了……正因為如此，當李敏分跟他談到「勞爺」，談到那個「顧代省長」，談到人們懷疑這位代省長跟兩年前那起副市長「開槍殺人案」有牽連，談到「勞爺」和那些本系統的老同志揹著組織在搞秘密調查活動……他越來越緊張，他的血一陣陣往上湧。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動不動地瞪大了眼睛看著臉色蒼白、臉頰瘦削的李敏分。最後他只問了兩個問題。一，您今天找我談話，代表誰？這一點他必須鬧明白。稀裡糊塗的事情，邵長水是不幹的。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這個問題你怎麼想都行，就是別認為我今天是隻代表我個人來找你的。我李敏分既沒那個膽兒，也沒那閒工夫。聽李敏分這麼回答，他打量了一下他，覺得他說得還算誠懇。看來李敏分有他的「難言之隱」，他就沒再追問下去。接著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廳機關裡有那麼多能力高強的老同志，為什麼一定要派我這麼個「新手」去完成這任務？李敏分先是笑了笑道，怎麼，你不想接這活兒？他很嚴肅地答道，這跟我想不想幹完全沒有一點關係。李敏分這才認真起來，回答道，派你去，是因為勞爺非常賞識你。你說的話，他可能會比較愛聽。「扯淡嘛!」他立即反駁道，「除了在偵查員培訓班上聽他講過課，我倆就沒直接打過啥交道。怎麼可能談得上什麼賞識不賞識？」「好吧，跟你透露一點內部機密，這也是有關領導透露給我的。你這次調省廳來，可能會接任總隊大要案支隊的支隊長一職。這你大概已經有所聞了。你知道是誰力薦你來擔任這個職務的？勞爺。勞爺這一生很少推薦人。他眼裡也很少能瞧得上誰。多年前推薦過他的一個助手，現在已經當上了主管刑偵工作的副廳長。再一個就是你嘍。哥兒們，你不容易啊，能讓勞爺瞧得上，前途無量啊。」這個李敏分，說著說著，又忍不住調侃開了。

談話結束時，李敏分交給他一把車鑰匙，告訴他，已經為他準備好了一輛俗稱「巡洋艦」的豐田越野。為了不招人耳目，這輛車掛的是民用車牌。同樣為了保證任務的機密性，不再另派司機同行。「你單人單車執行這趟任務。你們刑偵總隊那邊，已經有人去打過招呼。所以，你不用再去請假。回來以後，也不用去跟他們銷假。整個這次行動，你只需跟我保持單線聯絡就行了。最後也只向我彙報。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說到這裡，一直顯得不怎麼死板和正經的李敏分突然板正起來，沉吟了一下，特地放慢了語速，加重了語氣，幾乎一字一頓地強調道，「還有一點，你千萬要記住，此去，你可能會從勞爺那兒聽說一些情況，尤其是關於那位顧領導和那個開槍殺人的祝副市長的什麼情況。不管是什麼情況，只要跟他二人有關的，你都不能跟任何人去說。請注意，我這裡說的是‘任何人’，包括我，包括你們總隊的領導，也包括更高層的領導，你都不要說。你只彙報勞爺對這件事的態度。別的，你什麼都不要說。這件事，鬧不好，就關係到……關係到……」他猶豫了一下，似乎在考慮要不要跟邵長水把話完全說透徹了。說透了，會不會把他嚇住？猶豫的結果，他還是把最重要的一句話說了出來。他覺得還是應該相信這個邵長水，把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都告訴他，否則對他就顯得有些不公平。他說：「鬧不好，可能會涉及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當時邵長水聽了，心裡還真重重地格登了一下，禁不住悄悄倒吸了口涼氣。

怎麼還會涉及我的「人身安全」問題呢？這又從何說起呢？!邵長水一邊思忖著，一邊忙去打量自己面前的這位李前主任。看來這位李前主任絕對不是在「故弄玄虛」。但他為什麼要這麼說？這時，兩人都沉默了一下。邵長水也沒緊著往下追問。經驗告訴他，政治性如此之強，且又敏感、複雜、微妙、多變的事情，對方如果覺得可以把更多的情況告訴你，他會主動說的。如果他不說，那就表示，他不能說。那你就不該追問。或者表示，他目前也還說不出更多的情況。那樣，你就更不必去追問了，因為追問了，也沒用。所以，還是別問。不問也罷。但他不信，共產黨的天下，還能有人把一個堂堂的人民警察怎麼的了？！況且又是他這樣一個警察。表面看來謙和的邵長水，內心裡還是挺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又稍稍地坐了一會兒，他拿起車鑰匙就要告辭。這時，電話鈴響了。為了不耽誤李敏分接電話，邵長水加快了向外走去的步伐。但沒等他走到房門口，卻被李敏分叫住了。只見李敏分一邊接著電話，一邊著急地向邵長水做著手勢，讓他別急著走。幾分鐘後，邵長水見他臉色略有些變異，神情也略顯得有一點慌張，放下電話對邵長水說：「你必須趕緊出發，儘快找到那位勞爺，搞清情況。」邵長水一愣，就這接一個電話的工夫，發生什麼事了，居然讓這位老兄的態度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情況的確有變。李敏分告訴邵長水，半個小時前，省廳領導從內部得到訊息，說省有關方面已經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要暫緩執行「11．12大案」的死刑判決。所謂的「11．12大案」，就是那起「副市長開槍殺人案」。

「對祝磊暫緩執行死刑判決？為什麼？」邵長水一震，忙問。

李敏分搖搖頭：「詳情還不清楚。但訊息是確切的。只是還沒正式對外宣佈。情況暫時由內部掌握。」

一時間，兩人都不說話了。兩個人心裡都明白，這個新動態很可能說明，最高方面也已經覺察到，「祝磊開槍殺人案」的背後的確還藏有一個必須進一步搞清楚的「大謎團」。為此，必須留下「祝磊」這個「活口」，等查清所有這些「謎團」後，再來執行這個死刑判決……

如果是這樣，能不能證明社會上一直在流傳的那種說法並非妄言：祝磊在案發前的確受到了來自更高方面的某個領導幹部的陷害。他開槍殺人確實是「迫於無奈」。

如果是這樣，能不能進一步證明社會上一直在流傳的另一個說法也並非虛妄：陷害那個副市長的人就是那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成員之一的顧代省長」？

如果是這樣，能不能證明，勞爺「糾集」部分老公安幹警，「擅自」秘密調查這位主要領導的問題，雖然是一種嚴重的違法違紀行為，但確也「事出有因」？

即便是這樣，這位李前主任緊張什麼、又忐忑什麼？

上層機關的事情，真是複雜微妙……

李敏分在電話機跟前呆立了一會兒，然後目光炯炯地走到邵長水面前，再三叮囑他，此行要特別注意安全。出發時間、行車路線、逗留地點等，都要注意保密。在陶里根活動期間，更不能大意，「最好讓勞爺替你安排食宿。謹慎出入公共場所。」另外，「身邊稍稍多帶點現金。勞爺這傢伙在生活上原先就比較講究，出手比較闊綽。這一年多在‘海里’撲騰，常跟一些款爺打交道，生活上更講究，出手也更闊綽。跟他接觸，千萬別顯得太寒酸，別讓他覺得你是個挺沒勁的‘土人’。費用嘛，回來實報實銷。但千萬別傻乎乎地拿著發票直接找財務上去報。財務上，這些費用報不了。還是得找我。我想辦法走別的賬給你報了。」等等等等，跟個婆婆嘴似的，不厭其煩地叨叨了一大堆。這也是在辦公室主任這位置上「燻」出來的「毛病」。

又不是解放前搞地下鬥爭，也不是出國去搞特情，這麼一檔子事能有多「危險」？年輕的邵長水心裡對李前主任的這許多叮囑，雖然多少有一點不太認同，但在行動上還是認真執行了。那天，他就沒回家，只是給在警校後勤上工作的妻子打了個電話，說今晚要加班，回不了家了，囑咐她明天早晨別忘了給感冒了的小兒子按時喂藥，便帶上自己的那張「銀聯卡」，取了車，加滿油，連夜往陶里根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