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當年孫觀漢跟我"同謀"營救柏揚，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寫公開信給孫觀漢，要他表態。孫觀漢不負所望，終於在五十天後，給了我公開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報》上，標題竟是《將相和》，我看了以後，認為孫觀漢又糊塗又偽善，因此提出反駁，我指出：

……《將相和》的第一條件是"將"的方面要負荊請罪，"將"本人有此覺悟最好，本人若沒有，他的好友要以大義相責，督促他有此覺悟。孫觀漢先生是"深明大義"的人，又是柏楊的好友，他不以大義相責柏楊，督促柏楊向李敖謝罪，卻把"將相和"的責任，要藺相如一起分擔，這是大錯特錯的……

廉頗雖然對藺相如嫉妒……"將"對"相"雖然不和，卻絕無忘恩負義。……雙方"和"的條件，基礎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卻不如此。柏楊當年是階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險去救他（孫觀漢先生救柏楊，因是在美國遙救，辛苦異常，但是無險可冒），最後且變成我坐牢的黑罪狀之一。警總保安處處長吳彰炯少將他們追問我種種細節，並追查"國際奸人"，我曾飽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國際奸人"，直到今天還不準再來臺灣。我在柏楊受難之時，前後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孫觀漢先生"深知李敖營救柏楊內幕"，卻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為忘恩負義者隱惡，把大義凜然的"將相和"，弄成是非隱晦的"將相和"、糊里糊塗的"將相和"、和稀泥式的"將相和"……這種"將相和"，只是拖著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義、只是要義人為不義者"牛排分擔"的大義、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義，又有什麼意義呢？

在營救柏楊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還有兩個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們所提起，那就是柏楊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稱柏楊做老師的屠申虹。在柏楊被捕時，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學生，並在中國廣播公司任職。柏楊被捕後的第二天（還沒被起訴），柏楊的四十年老友、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強迫艾玫辭職，很快的，艾玫發現黎世芬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原來所謂幾十年的老友，都一個個躲開了，除了海外的孫觀漢和島上的屠申虹和柏楊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識時務者為俊傑了。

這年九月九日的國民黨中央社參考訊息裡，有這樣的內部檔案：

紐約時報誣我壓制知識分子【中央社紐約八日專電】《紐約時報》星期雜誌今日刊載有關軍事法庭判決柏楊徒刑十二年的臺北報道。

該報道刊載於第五頁，標題為：《臺灣小說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識分子的運動中曾被秘密審問》。

該報聲稱，在一次庭訊中，柏楊"推翻了他曾參加東北共黨間諜學校的供詞。他說，此項供詞系在長時間和疲勞偵訊之後所獲得"……

同時，該報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據悉，彭明敏既不能獲得一份職業，也不能獲得前往美國的護照。"他數年前已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研究獎學金。他及他的家屬經常被監視。當友人訪問他們之時，常被阻止，並加查詢。"

至於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書。為了謀生計，目前他以買賣舊電氣用具為業。"

這一秘密檔案中提到的柏楊"推翻了他曾參加東北共黨問諜學校的供詞"一事，是全案的一個關鍵。因為據柏楊的答辯書，提到該間諜學校叫"民主建設學院"，如果證明根本無此學校，則可推翻所有罪狀。柏楊在自誣過程中，留下了這一個可以查證的活釦，以期翻案，這是他的聰明處。九月五日，艾玫特別找到我，這時我已經五個多月沒有見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順街。她拿出柏楊的谷辯書給我看，要我表示意見。我一眼就看出柏楊留下的這個活釦，我說，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他是吉林雙城人，為共產黨坐過牢，又是東京大學碩士，他博聞強記，也許可以幫忙查一查。艾玫聽了，欣然色喜，就請我寫信給司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點起，寫信給司馬桑敦，並於午前親送去給艾玫過目，艾玫認為可以，就由她發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馬桑敦，他不但無能為力，甚至連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銓、王敬羲約我去"國賓"樓下吃消夜，我去了，見到艾玫在座，我問了一些柏楊的事，她說柏楊還好。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據我所知，雖然柏楊入獄前有"不必記掛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誤青春"、"不必給我來信"等"身後事"的書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確努力在等待、在掙扎，最後，她雖然沒有再苦等下去，但她為了營救柏楊，的確也盡過不少力量。說風涼話的人們，不該為了她的為情不卒，就抹殺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後，記者問到她和柏楊的事，她說：

"我已經仁至義盡。上帝會證明一切。"柏楊出獄前，還有過"出獄前夕寄前妻倪明華"的大作，最後四句是："感君還護覆巢女，魂繞故居涕棘荊，我今歸去長安道，相將一拜報君情。"但在出獄後，柏楊"報君情"的，竟是公然寫文章說艾玫"她正傷心我的平安歸來"（《愛書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為柏楊奔走營救，辛苦"還護覆巢女"多年，最後得到的評語，竟是如此十個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壞，也不會壞到為柏楊，平安歸來"而不開心吧？這樣子說一個曾經同甘共苦過的、含辛茹苦過的第二任妻子，柏楊的道德標準，真是我輩淺人不能測其高深了！柏楊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楊出獄以後結識的，我幸會一次，只見到一臉橫肉，撲人而來，深感去艾玫遠矣！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詩"雲"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其實柏楊在火燒島上的時候，她愛的人，別有其人，並且在臺灣。臺灣"詩人"作品之易引錯覺也，由此可見。她又寫過半通不通的"單程票"（給柏楊）一"詩"，其中說："而險如夷、驚已安／我們倆註定會守望到／北極星的懸升／在命運蒼茫的曙色裡。"艾玫不幸，她沒福氣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險如夷、驚已安"的風涼；她只能在行動上，與柏楊共度驚險的歲月，共度那又驚又險的歲月。最後，"在命運蒼茫的曙色裡"，她一陣泫然、一片沉默，抱著柏楊的十字評語，妄想"上帝會證明一切"。

與我》的內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沒有觸及到柏楊受難事件前後約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過程；也正因為如此，在這本文集中，只有"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那種憑空想象式的感性詩句，而完全沒有柏楊被捕期間的那一份驚悸惶栗、哀告無門的眼淚……

屠申虹又寫道：

比較起來，柏楊先生比李敖幸運，在他入獄之後，還有李敖和我可以為他料理一些善後。在那一段時間裡，我和李敖除了要為柏楊師設法擺平留下來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雜務，更要強顏歡笑地安慰整天淚眼婆娑的柏楊夫人（艾玫女士）和當時才七八歲的女兒佳佳。由於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實在讓人難忘，因此，在我的內心，對艾玫所受到的傷害，亦就難免有著一份較為偏袒的同情。在這一個事件過去後的十年，在柏楊師脫難回到臺北的當天，《自立晚報》總編輯羅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楊師吃飯，在飯桌上，柏楊先生對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獄團聚極不諒解，講了一些相當憤慨的埋怨話，我當時為艾玫講了幾句很持平的公道話……

不料這幾句持平的公道話，就被柏楊懷恨在心，從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後來屠申虹對我搖頭苦笑，說："我們當年那樣又冒險又辛苦的幫柏老忙，下場竟是你李敖被誣賴為好夫、艾玫被誣賴為淫婦、我屠申虹被誣賴為賬目不清。想來真是窩囊。"我說："柏楊的可惡、可恨與可恥，在他摧毀了人類最高貴的一項道德。朋友有難，凡是袖手旁觀的，都沒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誣賴成好夫、淫婦、賬目不清。柏楊這種恩將仇報，無異警告了人類：在朋友有難時，你絕對不可幫忙，這種義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毀的，而柏楊公然摧毀了它。柏楊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論，但他公然摧毀了人類的道德可就太差勁了。"古書有《中山狼傳》，說趙簡子在中山打獵，追逐一狼，狼向東郭先生求救，脫險後反咬恩人，這是中國有名的忘恩負義故事。如今柏楊公然摧毀了人類的道德，千載以還，恐怕一切都要改寫，狼固是狼，東郭也是狼，因為照柏楊這樣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沒人要幫別人，也沒人敢幫別人了。

與柏楊朋友一場，有兩點他幫我的，雖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湯炎光、屠申虹辦《文風》雜誌，簽約時他惠予見證。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警總保安處移送軍法處，即從臺北博愛路移送景美秀朗橋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書面向看守所圖書室申請借書證，同房的袁耀權也同時申請，可是晚上書來的時候，卻只有我申請的先發下，借書證上登記的筆跡，一看就是柏楊的，同時還為我選了一本書——雷馬克的《生命的光輝》，是以德國集中營為背景的一部小說，在苦難中讀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謝柏楊給我這次無聲的優先服務，我至今不能忘記。那時柏楊正在做全所圖書室主管，是"外役區"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動，如果想辦法的活，也有機會照顧到我們這些整天在"押區"的難友，可是我始終沒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顧。

到了四月，柏楊被移送綠島了。過了兩年，"押區"的刁德善他們也要移送綠島，我秘密請刁德善帶了點禮物送柏楊，並另一個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寫文章揭發柏楊後，他寫了追憶，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賀柏楊六十歲生日的書－《柏楊與我》：

在這本花團錦簇的祝壽丈集中，到底欠缺了什麼……它欠缺了幾個人的名字。由於欠缺了這幾個人的名字，於是，在整個事件的串連上，就發現了缺失，正好像在過去國民黨的革命史上，故意遺漏了汪兆銘（精衛）一一樣，讓很多史實，都得不到合理的銜接。但是卻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於是在事件的發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節。

這其中所欠缺的幾個名字：第一個是艾玫（柏楊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個是李敖、第三個是我－屠申虹。

由於在這本文集中，漏失了這三個名字，於是在《柏楊轉告柏楊我為他奔走的種種細節，包括國際筆會開會，宣讀在獄作家名字時，柏楊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給他一點安慰。我並請刁德善他們特別照顧他。

柏楊出獄後，託林紫耀間接轉話給我，希望把我藏書中他的著作借給他，可是我的藏書，在我多年坐牢期間，經過治安機關的洗劫和親朋的打劫，已經散失不全，柏楊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對柏楊，只好據實轉告，歉未應命。我結婚後，胡茵夢提議請柏楊吃飯，我同意了。不料她電話打去，柏楊表示他飯局很多之意，這一請客，也就作罷了。後來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紅皂白、打成好夫了。我生平義助朋友也不在少，但義助下場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頂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會痛恨"柏小人"也。

由於我對"柏小人"這種國民黨文人的卑視，衍生出另一種情結，就是我非常討厭我的名字和他們連在一起。有一次遠流出版公司的王榮文寫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說："讀史以識世局、決大勢。……我們更樂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陽、柏楊等，勤於耕耘史學的優秀作者。"我讀了，深感未甘。

昔初唐四傑，有"王（王勃）、楊（楊炯）、盧（盧照鄰）、駱（駱賓王）"之稱，楊炯聞之，卻說："吾愧居盧前，恥居王後！"

今我恥居高、柏諸人之前，這種國民黨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後面，我的屁股都引以為恥啊！正因為我考慮到我屁股的感覺，凡是有人寫文章或講話把我和國民黨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當年胡適在美國，報章一登，常常有胡適、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適心裡一定不爽：于斌是什麼東西啊！老跟我連在一起！人間無端之事，此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