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我答應了跟他走，我當時夢想我會參加一個重建中國的大運動，可是夢想畢竟是夢想，半夜裡五個大漢驚破了他的夢和我的夢，他被捕了，葉明勳也為這事丟了官。兩年以後，嚴僑竟死在火燒島。在王蓬常《嚴幾道年譜》六十八歲條下寫著：
元旦，長孫以僑生，字曰彥國。先生有詩云："神州須健者，勿止大吾門。"又云："震旦方沉陸，何年得解懸？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可是神州的"健者"哪兒去了呢？在"重泉"底下，他能告訴他祖父什麼"象"呢？嚴僑死了，在他原來的神到自由主義的神的路中間，他倒下了。
"嚴僑事件"是我生命裡第一次受震撼的事件，他的離去使我有很長一陣子心灰意懶；"嚴僑事件"對我是一個總結，它刺激我，使我重新給我自己結一次賬。那時候的"李敖思想"是一個大雜燴，那時候的我，做過全臺灣三民主義論文比賽的得獎人，臺中市祝壽論文的冠軍，以及錢穆的忠實讀者。一箇中學生，收到錢穆寫的信、送的書，竟沒有變成錢穆的徒弟，竟在幾年後放棄了"錢穆的路線"，這不能不說是怪事吧？
如果我沒有看過右派的左派的或是國粹派的書，而只看過你的書，而受你深刻的影響，那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可是當我在右派的書堆裡打過滾，在左派的遠景裡做過夢，又在國粹派的本位論底下受過歡迎以後，轉而拿起《胡適文選》，這該是一件很有味兒的事。就老一輩的人說，在中國，沒有第二個人能帶給我這麼大的變化，使我在迷亂裡面，放棄了舊有道路——那些使我著迷了好多年的老路。
不久，你的著作慢慢引起我很大的狂熱，四十一年十月一日，我在臺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你，那時我才十六歲，對你兔不了多少有點"人身崇拜"。從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中副"發表文章駁太希的《胡適舊詩伺》起，我陸續寫了不少介紹你的思想的文字，那些文字現在看起來雖然大槽大濫，但是動機卻很單純——為了我深受過你的影響，我也願意別的青年人認識一下胡適之。
當時許多人笑我，奇怪我為什麼不寫點別的？為什麼專門寫關於胡適乏的？甚至有的朋友開玩笑說："李敖是吃胡適飯的。"
對別人的誤會我很難解釋，他們不曉得我"宣傳"胡適思想是因為我在右派左派國粹派中有過很長一段的矛盾，他們不曉得我對胡適之有著一種莫可名狀的感情，這種感情使我不能容忍別人亂罵你或亂捧你，因此我很費力地寫了一陣子文章，希望人們看看胡適的真面目，雖然我那一陣子的表現可能費力不討好。
等我又大了幾歲，對你的看法已很少"人身崇拜"的痕跡了，我覺得我比較能夠更清楚的認識你、瞭解你，你有許多使我失望的地方，也有許多地方非常可愛，我覺得你有點老憊，虛榮心與派系觀念好像多了一點，生龍活虎的勁兒不如當年了，對權威的攻擊也不像以前那樣犀利了。我這種感覺只是感覺而已，我把它們多少表示在我給你的信和詩裡，我知道你不會介意的，我沒有用看"太老師"的眼光來看你，我支援你，向別人為你辯誣，使我在軍隊中得到"思想游移，態度媚外"的記錄（我想你不知道軍隊中有著很盛行的"槍斃雷震，趕走胡適"的革命理論，這種理論同時還有蔓延成"槍斃胡適"的趨勢）。同時我也批評你，我不忌諱，如果我遠遠站在一旁，誠惶誠恐地"執弟子禮"，或是滿紙"道席"、"鈞鑒"，那未免太俗氣。我喜歡你，為了你是一個"人"，有尊嚴、有味兒，我受你影響和期望自己的，也無非是在權威和群眾底下努力做一個"人"，不出賣自己，不低三下四，我喜歡麝，為了它們在必要時會毀掉自己，為了換取不妥協。有一次我向殷海光開玩笑，我說："殷先生，你在臺大辛辛苦苦培養出來的幾個自由主義者，一受軍訓，全都變成國民黨了，據我所知，他們有幾個還是自願的。憑這一點，你應該佩服我。"
也許我值得驕做，為了我始終未曾放棄我的信仰，雖然受了不少苦，得了不少不方便，可是我不在乎，如果我有點才幹而不能照我的意思來"行道"，我會毫不費勁地背起我的"自毀主義"下鄉去。
我像不相信權威那樣不相信傳統，我是一個小人物，我不相信我能打倒什麼，但是他們除非很費勁，否則也很難打倒我。我像一個王八，他們不理我，我可能冷不防咬他們幾口，使他們氣得血壓高一高，如果他們勃然大怒操刀而來，那我就只好縮頭不出，任他們花言巧語，我也是不妥協，我可能是一個最沒出息的cynic，在青龍偃月之下，自信不能做文文山或史可法，只好選擇羅素的洩氣論，不過套一句蔣總統的話即"不到最後毀滅關頭絕不輕言屈服"，這一點可得"最佳勇氣獎"。好在我對自己目前的韌性還算滿意，我從軍隊裡走回來，還是無黨無派無宗教，還可以很神氣地寫這封長信告訴你我還堅守我們的崗位，在你大博士的領導之下，一同長期發展，一同宣傳自由主義，一同歌頌馬維君的美麗。惟一不同的是你是頭兒，我卻不過是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助理，想想"寧下勿高"的哲學，也許我比你還痛快。收到你限時寄來的一千元，開心之至，溫源寧、朱文長他們都記述過你慷慨解羹的故事，今天我竟身受其惠。褲子既贖回，可說句大話，就是錢本是身之外物，你對人的體貼該考第一，你用你收下我送的書的事來"誘"我收下這錢，其實這是不能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錢是可愛的，可是我若收了，我不能找理由說這是不"苟取"，老祖宗們鼓吹"一介不苟取"，何況一千元乎？所以在這件事上，我要堅守固有道德一一不能收。你既然這麼好心幫我一，個大忙，那麼就讓我把它作為一項借款，用它救一下急，週轉一下，緩一口氣，我決定在明年三月十二日還你，"你千萬不要推辭"，這樣辦，又不過分貪財，又不過分捐介，又沒有利息，又穿上褲子，還是再好沒有了！
如果"謝謝"兩個字能表達我的感動，我一定毫不遲疑地用它來表達；如果我不用這種字眼，請你允許我尋找另外一種表達的方式。
李敖一九六一、十、十夜深
這是一封動人的信（內容關於爸爸做地下工作那一部分，胡適死後，地下工作的主持人吳煥章先生予以澄清，證明我懷疑的並不正確），胡適看了這封信，拿給一些人看，當他拿給葉明勳、華嚴看的時候，得知嚴僑之死，只是誤傳，他趕忙寫信通知了我；不過，當他拿給徐高阮看的時候，卻被這共產黨變節者，國民黨臥底特務、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扣住不還。這時胡適突然死了，信落在徐高阮手中，變成了李敖"知匪不報"並且"預謀投匪"的鐵證，最後，徐高阮聯合了胡秋原，把這封信發表在胡秋原辦的雜誌上，並檢送原信，告到警備總部。從法律觀點看，本案李敖"知匪"之時年僅十多歲，期間已過十多年，時效自然早經消滅。警總承辦此案的魏宜智上校當然清楚這些法律，但要整人，也不愁非法辦法可循。魏宜智他們顯然權衡得失，放了我一馬。三十一年後，我在復興南路上碰到退休的魏宜智，駐足小聊，往事如昨。經過三十一年的歲月，邪惡的徐高阮早已地獄單行，而發表這封信的胡秋原也換來橫禍雙至：不但以誹謗被我告，要賠我錢，並且我以假扣押方法，還在他"府上"貼了封條！最反諷的，是當年把自己戴過的紅帽朝別人頭上摜、舉發李敖是"匪諜"的胡秋原自己，居然跑到"匪區"去了，並公然主張聯"匪"統一，今天且是所謂統一聯盟名譽主席！人世角色轉變，滑稽如此，真不知胡主席何以自解也！天下竟有一邊""抓"匪諜"一邊喊聯"匪，，的，這是哪國的"一介老儒"啊？雷震日，己中透露胡秋原此人"反反覆覆"，雷震大概不知道"反反覆覆"的實際記錄，計開：胡秋原做共產黨（含共青團），前後二進二出；做國民黨，前後三進三出，自國民黨、共產黨成立後，誰有他這樣"反反覆覆"的記錄啊？
最可恥的是，以這樣又紅又藍忽紅忽藍的人，居然還舉發另別人是"匪諜"呢，胡秋原發表我這封信後，寫讀後感說："照我的判斷，此信是一種匪諜對胡適先生施用統戰手段的信。"這是公然舉發我是"匪諜"了。我很高興胡秋原在三十一年前就有這種先知式的舉發，這位做過共產黨特別黨員出身再轉為國民黨大員的"匪情專家"對我如此恩寵，一朝中國共產黨解放臺灣時，我自當以他錫給我的"匪諜，，證明前往歸隊呢！我給胡適的這封信，最後竟惹來這樣荒腔走板的大禍，自非胡適始料所及。
一九六二年一月，胡適死前不久，對我有所評論，評論之言，都收在他的秘書胡頌平編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和《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裡。胡適說李敖"喜歡借題發揮"，說"作文章切莫要借題發揮"，他能夠看出來我寫文章的"喜歡借題發揮"，是他的高明處，但他把"喜歡借題發揮"看成一種大忌，卻是他的大錯特錯。胡適在一九三0年寫"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辯護他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曾說考證《紅樓夢》只是"消極"的目的，他別有"積極"的目的，那就是借小說考證來"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教人不要"被人蒙著眼睛牽著鼻子走"。考證《紅樓夢》是本題，是"消極"的；考證以外"借題發揮"的題外有題，才是"積極"的。胡適的毛病在他做這種雙軌作業時，在本題上陷入走火入魔、積重難返，因此雖未捨本，卻舍了更"積極"的本，最後"功夫"總在"雕花手藝"上，"纏小腳"而死。死前且不知道"借題發揮"的真義了，真是悲哉！
至於我自己，我絕對不會發生他這種錯誤，我在寫作上，大體都能堅守經世致用的檢定標準，我總是用大學問"大手筆上顯功夫"（本題），緊接著就是畫中有話（借題發揮），我的真正目的不在潑墨，而在使敵人全軍盡墨。最後的轉折，就是借題發揮，淋漓盡致而後己，蘇東坡講作文要行雲流水，我的行流最後，竟是怒潮飛瀑、一瀉千里。藉此種深意，胡公不知也。
胡適是我在北平念小學、念初一就久聞大名的學者，在臺中一中時，從陳正澄那裡借到《胡適文選》、又在舊書店買到《胡適文存》一、二集、又看到《中國哲學史大綱》等，使我對他大為佩服，但絕沒想到，在他生前死後，竟跟我有那麼多的奇緣與橫禍！事實上，奇緣後來還在衍生呢！他給我寫的字，為了義助慰安婦，我拿出拍賣了一百萬，由臺大醫師陳耀昌義買了；他送給我並題字的華嚴《智慧的燈》，我點名葉明勳、華嚴夫婦以一百萬義買了（他們夫婦出了一百萬後，又把該書捐給胡適紀念館了）。這種奇緣還沒停止，到了一九九八年更妙了，我在歷史系同班者同學陶英惠，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身份兼領胡適紀念館，我跟他說：
"過去胡適紀念館一直被壟斷，胡適留下的稿件我們都不能完整看到，錢思亮當年說胡適有一封給我的信的殘稿，能不能找找看啊？"英惠答應了，他囑咐在紀念館工作的朋友們找找看，回報說找不到。可是過了幾天，英惠突寄來一信，開啟一看，赫然是那封信的影本！共四頁，第四頁寫了一行，就停筆了。英惠告訴我，柯月足小姐在整理胡先生藏書的時候，忽然在書與書架問的空隙處找到塵封多年的幾張紙，開啟一看，原本就是這封信。信的第一頁左上角有錢思亮的親筆（錢思亮做中央研究院院長時，陶英惠做過秘書處主任，所以認識他的筆跡），上面寫道："這是一信（封）胡先［生〕沒有寫完的信，請妥為儲存，因為這是胡先生人格偉大和做事認真最好的一個證明。"既然上有錢思亮親筆，可證放在那麼隱秘所在，絕非胡適生前所為，那麼這又是誰幹的事呢？為什麼不把這封信放在胡適稿件中呢？真令人想不通。可能有點"陰謀論"的緣故，有人陰謀之後，忘了或不便弄出紀念館，所以就塵封了。這一塵封，一下子就是三十六年！三十六年間，胡先生墓草久宿，收信人也由少而者，人世滄桑、玄黃乍變，也都不可思議。但最不可思議的，倒是這四張信紙，它歷經三十六年，終於給我看到了。寫信人是這樣下筆的：
李敖先生：
我知道這一個月以來，有不少人稱讚你做的《播種者胡適》那篇文字，所以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澆幾滴冷水。
我覺得那篇文字有不少的毛病，應該有人替你指點出來。很可能的，在臺灣就沒有人肯給你指點出來。所以我不能不自己擔任這種不受歡迎的工作了。
第一，我要指出此文有不少不夠正確的事實。如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萊做飯煮茶葉蛋吃"——其實我就不會"買菜做飯"。如說我"退回政府送的六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就從來沒有過送我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
又如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的家用的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我至今還想設法搜全他的著作，已蒐集到十幾本了；我盼望將來你可以幫助我搜集：我覺得他的著作比魯迅的高明多了。）
又如你說"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
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
別的小小"不夠正確"的例子，如你引的"舊夢"，第二行原丈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又此詩應分兩節寫，前後兩節各四行。又此詩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見於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確？
在"經歷和著作"裡，也有很不正確的地方，如我在康奈爾只得了，並沒有經過的階段，就直接準備博士學位的工作了。
我的《播種者胡適》是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發表的，胡適信中說"這一個月以來"，自是二月間寫的信，他死在二月二十四日，可見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寫的；那時他七十二歲。
這封信，寫得又認真、又婉轉、又誠懇，足見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過他不知道我寫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別人的書裡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資訊有問題，我也跟著"不夠正確"了。像退回六萬美金宣傳費的事，我根據的是一九四二年的currelttbiographt、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像到監獄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據的是陳之藩《在春風裡》第十八章"周作人坐監時，他（胡適）去探監"的記載……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適本人親筆否認，自當以當事人自己的更正為準，以免"不夠正確"。不過，胡適年紀大了，有時他的記憶力可能出了點問題，例如"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那句話，他說"我就不記得我在什麼時候引用過這句話"，事實上，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寫給蘇雪林信中引用的話，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國大選時，共和黨提出governorlandon（蘭敦州長）來打roosevelt（羅斯福），有人說："youcantbeatsomebodywithnobody，"（你們不能拿小人物來打大人物）。我們對左派也可以說："youcantbeatsomethingwithnothing。"（你們不能拿沒有東西來打有東西的）。只要我們有東西，不怕人家拿沒有東西來打我們。"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又如《舊夢》那首詩，他說我引用"小小不夠正確，"，他說第二行原文是"瞥見飛簷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沒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據，是初發表時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號（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並收入胡不歸《胡適之傳》裡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飛簷一角"，明明是"（聲苦）無人懂"，胡適老了，他完全忘記了，可見胡適縱為當事人，"不夠正確"，也未能免。……陶英惠來信舉胡適寫給楊聯升的信，自道記憶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誰都避免不了了。
胡適死前頭一天，他還"下條子"，請他的秘書胡頌平把他寫的《康奈爾傳》送給我，他對我的好意，真可說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特別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負他期許的一位，雖然我對他的論斷，他不一定服氣。照楊樹人的回憶，胡適當年看了我寫的《播種者胡適》，還甚為不悅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認為胡適是頭腦比較清楚的，在肯定個人價值與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顯得頭腦出眾。胡適憂慮五四以後思想自由被國民黨與共產黨左右"雙殺"，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別強調他一貫的個人主義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後十一年寫道："這個個人主義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鋒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的朋友們，不要笑這是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他說這話後六十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京大學，還特別引證加以頌揚（當然克林頓他們犯了"不夠正確"的毛病；在演講中，克林頓說這話是五十多年前胡適說的，事實上是六十八年之誤，事後國民黨偽外交部長鬍志強把這話寫成橫幅送給洋大人，卻把"奴才"錯寫成"奴隸"，"不夠正確"得荒腔走板了）。這種思想雖是胡適思想的精華，可惜的是，胡適一生中，精力花在此類"思想作戰"上太少太少，結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聲音，已經淪為浪花餘沫，被夾擊得沒有多少還手之力。而他本人，也變得老憊而世故，與五四時代的胡適，不能倫比。這是胡適的悲劇，也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在"思想作戰"上。
形成如此敗績，胡適不能辭其咎，而我們又深為胡適惜也。
一九九0年十二月，胡適百年誕辰，《民生報》的徐開塵要我寫一篇紀念短文，我寫了《胡適百年孤寂》交給她，全文如下：
讀書週刊要我寫一千字談談胡適的文字，以紀念胡適百歲誕辰。我想今天趕時髦談胡適的人雖多，但是真正與他有淵源有交往的，恐怕百不得一。我生在一九三五年，胡適大我四十四歲，跟小他四十四歲的青年朋友"忘年交"，我是惟一的一個。自我以下，不但趕不上和他有淵源有交往，甚至連見過他的人也不多了——他畢竟是老去的五四人物了，距離我們大遠了。
我初見胡適在一九五二年，那時我是臺中一中的學生，跟他只匆匆說過幾句話；七年後，一九五九年，他約我單獨大聊了一陣，那時我是合大學生。後來又見過幾次面，通了幾次信。一九六一年我進臺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窮得褲子進了當鋪，特別限時信寄來一，千元，並寫給我說："……過了十月十日，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從這點上，就看出胡適的細心處，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這一炭。這種細心，在二十二天後的另一封來信裡，再度表現出來。在這封信裡，所寫的內容，如被郵局檢查到，會給我帶來麻煩，因此他不郵寄，而在信封上寫了"敬乞姚從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樣，由姚從吾老師"偷偷"轉給我。
胡適是我父親在北京大學時的老師，並不是我的老師，但他跟我說，他完全不記得我父親這個學生了，這是我父親在北大成績並不出色的緣故。胡適的學生姚從吾是我老師，姚從吾寫信給人說，胡先生待李敖如羅爾綱。羅爾綱是胡適貼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陸。胡適特別親題羅爾綱"師門五年記"一冊寄我、又當面送我一冊，我感到姚從吾老師所說，不為無因。在胡適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沒等我念完研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願，也就永遠不會成為事實了。
胡適死後八年，我為"胡適給趙元任的信"編標題，在一封被我標做"收徒弟的哲學"一信裡，重溫他引清朝學者李恕谷的話："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頗有感悟。胡適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熱鬧的，但他死後，他的朋友卻猶大者天下皆是也，幸虧有我這種"士"來不斷從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償其所願，梁實秋在《讀（胡適評傳）第一冊》中說，胡適告訴他"臺灣有一位年輕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事比胡適自己還清楚"。我相信這是真的。胡適"交友"是失敗的，但"求士"卻沒看走眼，我的確是最清楚他的一個人，每看到別人的"胡說"，我就啞然失笑，如今胡適百年孤寂，我千山獨行，自念天下不可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為，權寫雜感，以志里程如上。
這篇文字，可說是胡適與我之間的一個簡單縮影。我沒做成他的徒弟，但是雲龍契合之際，我卻在他生前死後，做了比任何人都識其大者的事。這種奇緣與情義，求之古今人物，亦屬罕見。清朝王源《劉處士墓表》中記"［劉獻廷］嘗從容謂餘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我想，胡適死而有知，當有劉獻廷這一感嘆。
我在臺大時，所佩服的在臺灣的前輩人物，只是胡適、殷海光而已。我後來的發展，和他們比較起來，可這樣說：胡適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連的，是碩果僅存的李敖。李敖的際遇比胡適、殷海光壞得多：第一，胡適、殷海光出道時，整個原野是大陸，李敖只剩下臺灣；第二，胡適、殷海光有正當職業，並且是大學教授，李敖卻一直被封殺；第三，胡適、殷海光趕上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李敖則碰到經濟掛帥、武士刀掛帥、知識分子不帥的時代；第四，胡適、殷海光都沒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卻飽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雖然皮肉相連，卻生不逢時，也不逢地。對他們兩位的綜合看法，一九八六年十月號香港playboy（《花花公子》——編者注）中文版由黎則奮訪問我時，有這樣幾段：
playboy：在思想上，你自承深受胡適和殷海光的影響，究竟影響在哪方面，是否對自由主義的堅持？
李敖：他們對我的影響不是那麼多，只有一部分……
playboy：然則，是不是做人方面的影響比較大？
李敖：做人方面，殷海光比較能夠維持自我，愈來愈進步。胡適則愈來愈退步，做了官之後，他應酬大多，連學問方面也退步了。
playboy：那麼，如果你要為年輕人推介思想人物，舍你以外，你會推薦何人？
李敖：不會，一個也不會。
playboy：真的沒有人值得你佩服嗎？
李敖：想佩服人，我就照鏡子。
任何思想家都有胸襟希望後一代超過他們，龔定盦說"別有狂言謝時望"，我想，我這最後的狂言，就是我對他們最大的敬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