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慘綠,四境深藍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一九五四年我十九歲,以高中二年級肄業身份考大學,誤入臺大法律專修科,就是後來的法律系司法組。入學日期,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在課堂上,我極為頑皮,喜歡挑老師的錯。當時司法行政部部長林彬老師教我"刑法總則",有一天他講到李大釗的死,講錯了,我立予糾正,他很有雅量更正。還有一位孫嘉時老師,做過建國中學校長,人很渾,又教的是"三民主義",更是我糾正的物件,兩人甚至在課堂上吵起來。教我英文("英美法學名著選讀")的是曹文彥老師和桂裕老師。桂裕老師學問淵博,又高壽,四十年後我辦《求是報》時,還有信給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滿口上海腔,並且念出的重音多於應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臺",我聽了大笑,教我"中國司法組織"的是徐世賢老師,他也高壽,他一輩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師林彬創辦法律專修科,一輩子做的最大壞事是提拔了一個大酷吏大渾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國文"的是曲穎生(顯功)老師,燕京大學出身,寫過《韋莊年譜》,他謙虛有禮,對我的國文程度一再讚揚,日後還請我到他家吃過飯。教我"經濟學"的是王作榮老師,那時他三十二歲,初來教書,還是生手,有一次畫曲線圖"巷"住了,竟畫不出來"。他是很有才華、也很有啟發力的。表情雖然嚴肅得像張撲克,但也會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頭大聲將他一軍:"三民主義到底有沒有缺點啊?"他應聲脫口而出:"當然有啊!"
我追問:"缺點在哪裡啊?"他厲聲回答:"我不敢講啊!"然後突然笑一下,全班為之鬨堂。我離臺大法學院後三十四年,幾次看到他早起獨自快步十大馬路上,風雨無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東路口兩人對面碰到,我問他還記得他有個學生叫"李敖"嗎?他說,人家說李敖是他學生,沒想到今天有緣重逢。後來石齊平約我們見面,自此偶相過從、吃飯聊天,我義助章孝慈舉辦拍賣預展那天,他還親臨送花捧場。他跟高新武他們打筆仗的時候,我還參戰衛護過他。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他有信給我:
敖之兄:
近因散步路線縮短至居住附近地區,難有把晤機會,甚覺悵然,承贈大著及在世界論壇報所發表之專欄,雄風依舊,文采燦然,仍有大才小用之嘆也。承支援,順致謝意。榮實無意與人爭一日之短長,陸嘯釗兄請代致意。榮近出版財經文存一本,錯字大多,現正在改正再版中,俟出書,當奉上二位各一本,以求惠正也,即頌
著祺
弟工作榮拜七八、四、四
可以看出他在禮數上的周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他還特別下帖子,在天廚餐廳請了一桌酒席,有石齊平、傅棟成等多人,延我坐上座,因為我是他最老資格的學生。歸來我有日記如下:
工作榮請於天廚。
王作榮對我說:"當年以為人老了那樣我一定不那樣。結果今天就是那樣。"
我說王老師應為支援李登輝"贖罪"。大家大笑。
石齊平說李敖說坐牢的時間上帝不算。王說:"上帝不算?有這種好事我也去坐牢。"
很不幸的,後來為了他支援李登輝,寫了許多馬屁文章,犯了我怒也犯了眾怒。最後一次,我們在湖北一家春吃飯,我當面指著他說:"老師啊,請你搞清楚,現在恨你的人比恨我的還多。"此後為了我公然陸續舉證指責他不該支援李登輝,兩人關係疏遠了。不過在他胃癌開刀時,我還是到醫院看他,留名片而去。他出院後,對我敬而遠之,禮數也不見了、信也不寫了、飯也不吃了。師生之誼,竟為一個雜碎李登輝而絕。王作榮老師當年介紹李登輝入國民黨,他們關係甚深,他告訴我一個秘密:人家說李登輝曾以《出埃及記》中摩西自比,這不是真的,因為李登輝曾告訴他:摩西其實是蔣氏父子,他們"出中國記",來到臺灣。王作榮問你不是摩西你是什麼?李登輝神秘一笑,答的竟是:"我是那和華(上帝)!"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商業週刊》有專文報道《李敖談王作榮-王作榮晚節要保就得大義滅友》,其中有幾段說:
四十年前,曾經是王作榮學生的李敖對他的老師做了一番深入的剖析,他強調:"工作榮應該為過去支援理登輝而贖罪,以自己下臺巡李登輝下臺!"……
雖然李登輝與王作榮淵源深厚,但是李敖卻以王安石的詩勉勵自己的老師:"公自平生懷直氣,誰能晚節負初心。"政壇也曾流傳一則笑話,保險公司對工作榮有三不保:"滅災不保、人禍不保、晚節不保"。
為了晚節,李敖說:"起來吧!王作榮,現在的你不是真正的王作榮,王作榮有王作榮的幹法。"他以一個歷史上的例子說,十二世紀時有一位英國主教名叫貝凱特,他勺國王年輕時代是酒肉朋友,也曾當過儲君的家庭老師,後來國王登基,將貝凱特納為心腹,並封為坎特伯利大主教,等於是一言九鼎的宗教頭子,但是為了維護主教的權力,競與國王鬧翻了,國王乾脆派人殺了他,不料卻引起公憤,最後只好罰殺貝凱特的武士在他的墳前看墳,以平息眾怒。李敖認為,王作榮應該要有貝凱特的骨氣,為了臺灣,請彈劾李登輝下臺……
李敖要求王作榮要"大義滅友"、"敢打老虎",成為臺灣第一位彈劾總統的監察院長,以留名青史,效法凱撒被刺時,他最要好的朋友、刺下最後一劍的布魯達斯所言:"不是我愛凱撒少,而是我愛羅馬多。"
工作榮桃李滿天下,可是他曾對家人說:"李敖是我眼中惟一的天才。"……
整體而言,李敖認為工作榮"炮轟"李登輝有四大原因,首先是王作榮自己老了,再加上健康不佳,想在最後留名青史;其次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在發酵,使王作榮一直處於天人交戰中,深恐一世莫名毀於旦夕;再則是湖北人的鳳派性格發酵;最後則是外省人給他的莫大壓力……
"有知識分子的風骨,但也有湖北人滑頭的性格",這是李敖對工作榮性格的定論。在心態上,李敖以過去對老師的尊敬,仍不忘期盼工作榮:"要以高風亮節,給李登輝難看!"
絕不可能"又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
這是我對身為監察院長的王作榮老師的最後諍言。回想四十四年前的師生因緣,恍然如昨。被改寫的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名言有道是:"吾愛柏拉圖甚於餘物,吾愛真理甚於吾師。"西哲風範與決絕,惟我有焉。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動辦理退學,那時法律專修科已確定改制司法組,但我毅然決定離開了,後來談到臺大法律系司法組,發現我的輩份甚高。"名流"中,司法組一九五六年次有蘇秋鎮、紀鎮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陸嘯劊;一九五八年次有呂傳勝、許家深;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嶽生;一九六0年次有張麟徵、張德銘;一九六一年次有施性忠、林奇福、古登美等。
在法律專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歲生日,生日後兩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對傳統"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喪禮,力持喪禮改革。臺中一中我敬重的國文老師鄢曾蔭先生婉為勸我說:"李敖你讀書明理,按古禮,不能這樣幹吧?"我說:"按古禮,按《易經》是喪期無數;按《墨子》是我母親要殉葬;按《禮記》是我父親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禮,更不得了了。"他見我學識淵博,我的禮比他還古,為之語塞。爸爸死後,有一位老先生特別奔走,料理後事,他就是人稱"沈二爺"的沈銘三先生。沈二爺因為輩份是外祖父級的,我們稱他"二大老爺"。他是典型的中國正派仕紳,愛護朋友,對朋友的忠心可靠,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交情極深,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民國前二十四年,我則是民國二十四年,正好前後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紀大,他對國民黨來了以前的政治社會,有著微妙的眷戀。他不相信國民黨,認為國民黨自私、沒原則、不可靠。當跟他同歲的國民黨蔣介石弄出了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讓外蒙古獨立的訊息傳來時候,他氣憤地對爸爸說:"璣衡,你看,國民黨在賣國!"後來局勢逆轉,國民黨收繳全國黃金以發行金圓券時候,他基於對國民黨的不相信,堅決不肯拿出黃金來兌換,他說他寧肯被查出來,黃金沒收、人槍斃,他也不要給國民黨來騙。沈二爺的不相信是正確的,金圓券很快就崩潰了,他保住了他的黃金,憑這些黃金,他有了逃難的本錢,最後逃到臺灣來。爸爸死的時候,沈二爺在大熱天裡,四處奔走籌募"李鼎彝先生子女教育基金",有恩於我,使我們能夠完成學業,他因為是前安東省主席高惜冰的親戚,得在彰化紗廠做個看門的小職員,八七水災時盡忠職守,在水淹及桌的桌子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歲才死。沈二爺沒受過什麼新式教育,愛看的只是一部書-明朝呂坤(新吾)的《呻吟語》。《呻吟語》是中國正人君子的教科書,在沈二爺身上,我看到了正人君子的一個典範。沈二爺使我對朋友之道,變得甚為古典,我變得喜歡交夠朋友的朋友,這些朋友,都是舊式的。我對工業社會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賞,我覺得那種友情現實、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們對我,也是一樣。,不過隨著各人際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過分偏離,當然也就漸行漸遠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補。"我對老朋友的限制名額式的珍重,由此可見。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歲進臺大歷史系一年級的。頭一年誤人法律專修科,原因是聯考時總成績被數學拉下來。所以這一年重考,必須加強數學分數。幸虧我臺中一中的老同學胡家倫指導有方,他為我惡補一陣,結果數學考了(不如說背出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歷史系,並且名列前茅。由於對中學教育和法律專修科的不滿,考取歷史系可謂一償宿願。
進臺大文學院的拱門,呼吸著遠比中學自由的空氣,我一度感到滿足。可是,很快地,大學的生活使我深刻了解所謂高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猶有過之,尤其是我身歷其境的文法學院,其荒謬、迂腐已經到了不成樣子的地步,六七個大學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師甚至搞不清文學家薩羅揚(williamsaroyan)是誰;而法律系的一些師生,卻連大法官布萊克(hugolafayetteblack)都不知道!
我在學院裡生活,可是卻對學院的空氣感到十分不滿,大學教育帶給人們的不該是讀死書、死讀書、甚至讀書死,它應該真正培養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養出一些有骨頭、有判斷力、有廣博知識、同時又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但是,事實上,大學教育在這方面可說是失敗的,大學生很少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特立獨行。他們只會抄抄筆記,背背講義,然後走進教堂或舞會,在教堂裡,他們用膝蓋;在舞會里,他們用腳跟,他們的神經系統已經下降,他們不會用腦筋!
大體說來,臺大文學院四年,雖然不無閱歷、不無師承、不無交遊,但基本上、內心裡,我是孤寂的、自負的。一方面我深感沒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師",一方面我又深感沒有可與我並駕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個獨行者。雖然如此,我也抱著"暫與俗人偕"的態度,與人和光同塵,偶有鴻爪可記,也頗發噱:
一、我重考改入臺大文學院後,因抽籤住校未中,又沒錢在外祖房,只好在溫州街七十三號臺大第一宿舍與陸嘯釗同擠一張床,雖然有時鬥嘴氣得不講話,但在不講話中,陸嘯釗還是送水果給老朋友吃。陸嘯釗與我交情長達四十四年,深知我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對陳良矩說:"李敖為人,絕不先向你開槍。但你先向他開槍,他就用機關槍打死你。打死以後,還要補上一陣槍。"真知我之言也。
二、後來我分到第七宿舍,與張京育同房。張京育人還可以,但其貌不揚,像個拉三輪車的,並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後,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請我和汪榮祖、陸善儀、劉顯叔、陳烈在臺大校友會館吃了一頓飯,飯難吃無比,陳烈吃的牛排且未化冰,我們都不能吃完,但他卻津津有味,全部吃光,原來他的好胃口也是三輪車伕式的!
三、臺大校本部送報生,原由臺靜農的兒子擔任,後來轉給莊因,莊因轉給我,我轉給陳彥增、孫英善,陳彥增、孫英善轉給張丕隆他們。有一天我看到報販子在送報,乃間張丕隆怎麼回事?張丕隆說:"你們真笨,一個個大清早起自己送報!我們卻把權利轉包給報販子了,每月抽頭,鬼才自己送報呢!我們不做勞工,做資本家啦!"
四、機械系高材生盧保,為人溫和、用功而節儉。開學時從南部北上,他母親給他十個鹹蛋,他慢慢吃,吃了一學期,放假回家,還帶回去半個。
五、在臺大,住第一宿舍第四室最久。同房間先後有翁松燃、陳彥增、莊因、王建人、陳良柒、孫英善、陳鼓應、陳又亮、李耀祖等人。陳又亮年紀最小,慧黠可愛。有一次我跟李耀祖衝突,扭成一團,陳又亮衝過來勸架不成,突然大叫:"你們踢到我睪丸了!我疝氣病給踢出來了!"說著就握著小雞鬼哭狼號起來,大家一時驚愕,武鬥自停。這時陳又亮破涕為笑,原來是假借卵子來退敵的。
六、陳又亮後來在美國得博士、做教授。二十多年後回臺灣看我,說:"我一看到過去的老情人,就對她們丈夫感謝萬分。一一所有老幫子都歸他們,所有新技嫩葉都歸我,焉能不感謝、焉能不感謝!"
七、陳又亮的女朋友,多看來既老且大,像他媽媽。結果滿校園是情人,滿校園是媽。二十多年後我再見他,舊話重提,我笑他有"戀母情結",他說:"對,一邊叫床,一邊叫媽。"我哈哈大笑。
八、第四室同房法律系司法組第一屆的王建人,此公非常制度化,一切都有板有眼。最有趣的,是他時常自己批自己的"公文"。在他案頭日曆上,常常出現這樣的自問自答:
"某月某日,有某某某講演。決定:不去。""某月某日,有某某社郊遊。決定:去。"看到他這樣自己批自己的"公文",我打趣他,我說你何必這樣子脫了褲子放屁啊?他不以為件,反倒說,這是家教。我問什麼家教?他說他爸爸規定,兒子們有任何事或請求,都不可徑自面陳,一定得先寫書面報告,給爸爸批。他們家裡就這樣"公文"來"公文"去的,所以他養成習慣,也就自己過癮了。我問他你爸爸過去在大陸是否做大官?他說是呀,可惜到了臺灣,吃不開了,只做個立法委員。我說原來如此!"王爸爸"叫王述先,真是妙人!他自官場上退下來,可是官癮未退,沒了衙門,以家做衙門;沒了屬下、以兒子做屬下,於是從繳學費、繳電費、繳水費、到買電影票、買衛生紙、買花生米,都無一不可大批特批一陣,以過於痛。國民黨淪落到臺灣做政治窮措大,但還是"孔乙己"派的,"王爸爸"只是其中小焉者也。"王爸爸"的積習難改,不是他個人的事,這種"報告狂",其實師承有自,來自蔣介石。國民黨出版的《蔣總統與中華民族同壽》一書,是一部馬屁大全。其中最全的,是張群的一篇《我們對於總統言行的體認》。這篇文章集合了"總統府"的大小文學恃從之臣們的馬屁,每人拍一段。在第八節"總統之嚴肅家風"項下,有蔣孝傑署名的一段:"總統在家中,不論對人對事,都非常認真嚴肅,大公無私,即如蔣部長經國、蔣校長緯國欲晉見時,亦必須先行報告,獲得允許,方可進去。"可見"報告狂"之祖,乃"王爸爸"的主子蔣介石也。
九、歷史系高我一班的馬宏祥,我們叫他"老馬",他是我好朋友。有一天陳彥增和我,同他在學校前面打彈子,他把我們打敗。我們先走了,時己深夜,我們藏在校鐘下的矮叢裡,決心在老馬歸途,嚇他一下。不久老馬低吟而回。陳彥增和我,雙雙以外衣矇頭,邊跳邊叫而出。老馬大叫一聲:
"是鬼啊!"這時我們己笑得腰都直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