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法子去看。"物質"方面，我們早已是"西學為用"了！除了我的長袍和少奶奶們的繡花鞋外，還有幾件東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響？（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蘇茜黃的世界"，這真使洋婆子羨煞！）

"東方文化"的瓦解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儘管我們還到處看到四書五經、看到穿西裝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間羞恥為何物"的法學家……可是我們不必灰心，我們該知道使人不串假戲不是一蹴可幾的事，我們還得慢慢來。我們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掛"儒家"的羊頭而賣"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術。我們串假戲的本領是有"傳統"的！

最低層的小百姓從曳引機中展開他們的憧憬，最高層的知識分子從學理工展開他們的抱負，很少人肯在故紙堆中鑽研他們的"偉業"了！他們看到這些線裝書中的者小蠹蟲們高談"義理"或"考據"，他們早就知道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聰明才智早已不搞這些鬼東西了！工程師學會慶祝五十年，這比史語所五百年、新亞書院五千年還令人高兩百八十八年以前，呂留良在他答張菊人的信裡，痛苦地寫道：

……橫術廣廣，吾道無人，其可不疾病屈頭而肩此大擔那……亦以同溺於漩渦之中，不得不號責子有力善泅者耳。（《呂用晦文集》卷一）

幾年來，在守舊的"漩渦"，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來游泳給我們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後我只好自告奮勇。也許我遊不到、遊不快、遊不好，但我總費勁遊了就是。我不遊，我幹什麼？難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後記〕這信發表在《文星》第五十八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臺北出版）。發表後，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罵一通。東方望看了我這封信，寫了一篇《要學"打牌"》（《文星》六十號《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說：

如果自問不是"有力善泅"者，總以少下水為妙。於是乎只剩下一樣玩藝兒我可以學：打牌。

這段有趣的提示，也許值得每一個知識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學"打牌"的人，往往都給東方望惹來麻煩。東方望曾負"生教"重任，我後來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轄。"昔為座上客，今為階下囚。"——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離奇的一頁！附錄吳心柳先生來信李敖先生：

最近一連讀過您幾篇文章，又隱約發現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對文章後面那個揮灑凌厲、周敏好學的"影子"，十分心儀。雖然，我不盡然同意您的觀點，但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個議者對作者所樂於表達的一種敬意。

我不是學歷史的，也不懂哲學，但對於最近的東西文化論戰。

感到頭昏目眩。第一、我覺得大家對"文明"與"文化"這兩個字用得太籠統，因此胡先生的"小腳""、"太監"，您的"梅毒"、"大保"都成為論題、成為把柄。這真是一種難堪的技術犯規。第二、我覺得參戰雙方首先應該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說，主張全盤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種多類，是否照單全收？會不會拉肚子或撐死？我們外行人比較要先知道這一點，不然文理淆混，徒見意氣。現代的西方學人治學態度不是一向想對"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knowmoreandmoreaboutlessandless）嗎？我已同時向蕭盂能、陳小魯二兄發出呼籲，至少，請主張西化的朋友，寫文章時先來那麼一點點科學味兒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讀一篇您寫的：《我們要從哪裡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齣，對徐道鄰先生那封公開信，也算有了答覆了（徐先生說您主張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臺北市衛生局也不答應的）。還有：每月花錢買雜誌的人，也是喜歡"對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這種人不會大少）。我希望學史的人挺身而出。

以一種科學而負責的精神，把中西文化的本質做一定量與定性分析，除去其"最大公約數"（這一部分東西最容易給學混子會來踢皮球了），把剩下精粹相異之點，來一個分析比較，然後登高一呼："我主張丟掉米飯改吃麵包！"就是錯了，也比胡秋原先生那種"一瀉千里盡見渾水"的大文要可愛得多。至於四十年前的尊攘德賽之論。

當時已嫌太籠統，今天不該說得更清楚一些麼？

當然，"立界"絕非易事，事實上，今天的東方不管你反對與否，也正在不停的"西化"之中。在臺灣，沒有人再以為啤酒、香菸、電影、西裝，為西方"文明"了；但在日本，連歌劇、基督教（所謂"小群"的）、原子爐、軍刀機都以為是他們自己的了。我們局外人就是想知道在史學家心目中，中國人應該如何丟掉那塊"沿習之餅"（thecakeofcustom），而借摹擬、消化，去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個體而已。

您是學歷史的麼？如果不，這份業餘或半業餘的研習精神可真驚人。我是一個新聞記者，非對歷史與文化前途有特大興趣，只是像採訪新聞一樣，想知道"事實"而已。

吳心柳

三月十三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