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出在中國知識分子。
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之間，上下其手。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隻佔幹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分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誤盡蒼生。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受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
中國知識分子失敗了。有兩大方面的失敗：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敗的特色是：他們很混、很糊塗、很笨。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品格諾善莫做，並且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眾，影響普遍的中國人。他們寫的東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給互相捧場的同流貨色一起陶醉，實際上，實在不成東西。對絕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作品，我看來看去，只是可憐的「小腳作品」。它們的集體悲劇，乃是在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什麼，它們所遭遇的共同命運，都是「被層層桂桔」的命運。不論它們的呈現方式是「散文」。「驕文」、「時文」、「八股文」、「語體文」，是「論辨」、「序跋」、「志傳」、「奏議」、「哀祭」、「書牘」、「詔令」、「論文」，是「詩」、「詞」。「歌」、「賦」、「頌讚」、「箴銘」、「彈詞」、「小說」，是「氣」、「骨」。「神」、「勢」、「實」、「虛」、「韻」、「逸」、「用典」、「白描」，是「簡潔」、「蔓衍」、「談理」、「抒情」、「剛健」、「優柔」、‘呼樸」、「絢麗」，或是「革新」、「守舊」、「創新」、「追摹」、「獨造」……不論從哪一路的進退衝守，都是「小腳如來」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開共同被傳統「桂格」、「修理」的命運。在這共同命運之下，「文體」的爭論也好、「詩體」的爭論也罷，乃至什麼「雅」「俗」之分、「剛」「柔」之異、「古」「今」之別、「朝」「派」之變、「文」「白」之爭……從如來掌心以外來看，它們所能表示的，至多隻是被「修理」的輕重深淺而已。換句話說，它們統統都多少被傳統的水平觀念纏住、被傳統的社會背景纏住、被傳統的意識形態纏住、被傳統的粗糙膚淺纏住……這樣的一纏再纏，中國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腳布」中行走，不論十個腳趾如何伸縮動靜，都無助於它在一齣世後就被扭折了的骨頭。
這樣子的悲劇命運，使千年的龐大文字遺產，只表露了龐大的繁瑣與悲哀。中國千年的文字障中，沒有大氣魄的詩、沒有大氣魄的劇、沒有大氣魄的小說，也沒有大氣魄的作品。沒有好的表達法、沒有像樣的結構、沒有不貧乏的新境界，也沒有震撼世界的文藝思潮。表達的方式，至多隻在一首小詩、一闕小詞、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個小故事裡打滾，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學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國知識分子的表達力，至多隻是表達一點粗淺的浮情，憂國也好、非戰也好、田園也好、香直也好、鐵板高唱也好、兒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淺的層面上，吟詠低唱一陣或乘興揮毫一筆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淺出。中國知識分子是集體失敗的，集體鑄造了歷史的縱線失敗。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題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裡，都不曾有吳敬樣那樣糟糕的處理、那樣可怕的結構，而吳敬棒已算得上是我們中國文學史上的特級文豪。中國搖筆桿的真失敗！在這種縱線的失敗中，中國人瞭解中國，已經很難從知識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滿足，知識分子敗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婦「羅通掃北」之時。當愚夫愚婦裝了滿腦袋的孟姜女、包龍圖。木蘭從軍、三孃教子、游龍戲鳳、九命奇冤的時候，他們對中國的瞭解，也就真夠瞧的了！
中國知識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們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在知識分子中很難找到明白人。偶爾也有清光一閃，留下一句，可是你剛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話，立刻把你的興致掃光。因為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常常發現他們爭不該爭的，又不爭該爭的。以宋朝的一場鬧劇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沒有兒子，絕了後，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兒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對他親生爸爸該怎麼叫，竟引起天下大亂。首先，騎牆派知識分子王連不敢發表意見，右派知識分子司馬光表示，根據傳統文化，該叫親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繼老大一支，必須不叫親生爸爸做爸爸，而該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這種見解，左派知識分子歐陽修反對，他也根據傳統文化，認為沒有消滅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準王（原來的爸爸）才是爸爸。於是展開混戰，從皇帝媽媽以下，全部引用傳統文化，大打起來。嚴重到司馬光派的知識分子賈黯留下遺囑，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來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個知識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聲疾呼，聲淚俱下的表示，天下興亡，就在這～叫。後來司馬光派請求皇上殺歐陽修派，皇上不肯殺，並且違反了司馬光派的傳統文化，仍叫原來的爸爸做爸爸。司馬光派吵著，並且宣佈「理難並立」、「家居待罪」。最後鬧得雙方都賭氣要求皇上貶自己，滿朝烏煙瘴氣。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不把精神用來解決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腳，卻用來爭所不該爭的，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混、糊塗。笨。
別以為上面舉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時一地的現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時候的「大禮議」、神宗時候的「挺擊案」、光宗時候的「紅九案」、貴宗時候的「移宮案」，以至漢學宋學之爭、今文古文之爭、孔廟配享之爭、保教尊孔之爭……沒有一件不是認錯目標浪費口舌的小題大做，沒有一件不是暴殤文字的喪心病狂。
在這些無聊的糾纏以外，中國知識分子把多餘的精神用來逃避現實，他們美其名曰研究學術，其實只是另一種玩物喪志。十六八世紀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為這種現象做了歸納和預言：
（知識分子）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投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李世，朝屆無一可倚之人，（知識分子）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
這種現象的結果是，思想上的失敗，導致了他們品格上的失敗，他們一方面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為惡而不自知。於是，「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的時候，再做什麼，都太晚了！
中國知識分子缺乏一種重要的品質，就是「特立獨行」。缺乏特立獨行，自然就生出知識分子的兩大方面的失敗。結果變得甲跟己沒有什麼不同，丙和丁沒有什麼兩樣，大家說一樣的話、寫一樣的狗屁、拍一樣的馬屁。甲乙丙丁之間，至多隻在面目上有點小異，在全沒個性與特性上，卻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馬光型和歐陽修型不同，其實從基本模式上看，兩個小老頭完全～樣。他們爭的，都是傳統文化的解釋權，看誰解釋得好，使孔夫於和當今聖上高興。開啟《司馬文正集》和做陽文忠集》，一對照，就看出他們竟那麼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馬「修」，叫歐陽「光」，他們都是在傳統板眼裡一板一眼的順民，他們兩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點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國傳統最不允許荒腔走板。中國社會雖然沒效率，但對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與志士，卻奇效如神，很會封殺。這種封殺，先天就致特立獨行的人於死命。這種人，絕大多數都要早天；僥倖不早夭的，最後也難逃浩劫。偉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贅），七十六歲還要死在牢裡，就是最殺氣騰騰的例證棗他們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論上，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很難存在，存在也很難長大，長大也很難茁壯，茁壯也很難持久，持久也很難善終。那麼，這些人怎麼辦呢？這些人想出一個辦法，就是隱居。中國第一部正史（史記）作者司馬遷，這個特立獨行的人，在牢裡有一段悲慘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國第二部正史（漢書徘者班固，這個特立獨行的人，曾兩次入獄，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脫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亂死在牢裡；中國第三部正史（後漢書徘業范曄，這個特立獨行的人，也以叛亂罪下獄，同他一個弟弟四個兒子，一起橫屍法場。范曄看出來特立獨行的下場，在他的書裡，他特別為特立獨行的人，列了專傳，就是（後漢書）裡的「獨行傳」和「逸民傳」。這種傳記，變成傳統，到《晉書）中變成「隱逸傳」，《齊書》中變成「高途傳」，（梁書）中變成「處士傳」，《魏書）中變成「逸士傳」，《南史》以後都叫「隱逸傳」。但這種形式的特立獨行者，他們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義者，至多隻能在品格上特立獨行，在思想上還大有問題。換句話說，他們可惜都很笨。他們可能是特立獨行的愚者、特立獨行的賢者、特立獨行的行者、特立獨行的勇者、特立獨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獨行的智者。這些人在中國傳統裡比例極少，可說只有千萬分之一。中國正史裡為他們立專傳，並不表示他們人多勢眾，只表示對他們致敬。當然，他們是消極的，消極的高蹈、消極的潔身自好、消極的不能做示眾的烈士，只能做示範的隱士。但是，在亂世裡，他們能自苦如此，能視富貴如浮雲，能堅持信仰、堅持不同流合汙，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有了劇變，群體的趨向愈來愈明顯，效率也愈來愈「科學」，古代人至多「天網恢恢」，現代人卻會「法網恢恢」。古代人要表現特立獨行，歸去來兮以後，回家有將蕪之田園，有歡迎之童僕，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現代人呢？什麼都沒有，只有管區警察。
但現代入中有一個例外，有一個「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偽善的讀者吃不消李敖喜歡捧李敖，所以李敖謙虛一次，用一次海外學人捧場的話，來描寫這個例外。（大學雜誌）登過這麼一段棗
至於攻擊傳統文化的智識之士當中，倒有不少來自中國內地，足跡從未到過「西洋」，對於中國文史典章之通曉遠在他們那；戈．久「西學」之上。主張「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吳虞便是一個典型。臺北的李敖，主張「全盤西化」，那麼堅決、那麼徹底，然而他也從未出過洋，他對西方任何一國的語文未必嫻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經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種指責當道（包括學術界的當道），橫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近代憤激的中國智識之士以及若干受他們影響的外國學者，愛講中國歷史上的文字獄與思想箝制，命忽視了中國傳統書生另有一種孤傲決絕的精神，在《時與潮》發表的那篇李敵之文，便表現了這股精神。
這是很教人趕快鼓掌的話。鼓掌以後，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學人捧我有「一種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他說對了。我是喜歡搬弄傳統的。從十四年前出版《傳統下的獨白》開始，到十四年後出版這本《獨白下的傳統》，就證明我對傳統有傳統。為什麼要這麼傳統呢？因為要了解中國，就不能不弄清傳統。
美國人向法國人開玩笑，說你們法國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就數不下去了，為什麼？法國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國人也向美國人回敬，說你們美國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數到你們爸爸的爸爸，也數不下去了，為什麼？美國人歷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這個笑話，說明了解歷史太短的國家，就不必受傳統的罪，直接瞭解，就可一覽無餘。瞭解只有兩百年曆史的美國，固然要了解英國；但瞭解英國，只要精通北歐海盜史，就可以完工，絕不像瞭解中國這麼麻煩。精神分析學家看病的時候，必須使病人回憶過去；思想家、批評家、哲學家、歷史家面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也必須如此。中國是一個充滿了萬年、幹年、百年、幾十年和十幾年大量傳統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傳統細壤所積，不瞭解鈣層土（pedocals）和淋餘土（pedalfers）的人，不瞭解土壤；不瞭解中國「鈣層傳統」和「淋餘傳統」的人，又怎麼了解中國？
中國人不瞭解中國，中國人瞭解的中國只是「中國口號」；非中國人不瞭解中國，非中國人瞭解的中國只是「中國雜碎」。他們都沒工夫瞭解中國，也沒有了解中國的功夫。在這種情形下，一個有著「高貴的中國‘書生傳統」’的人，以「種豆南山下」、「悠然見南山」的心情，寫下這本中國入門書，它的意義棗不論是說出來的還是沒說出來的棗自然就非比尋常。
這是真正的「中國功夫」，這是李敖的「中國功夫」。
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不喜歡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將知識分子的帽子抓下來，當眾朝帽子裡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鄭成功，不要做知識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廟向孔夫子說：「各行其是！」當眾把書生裝燒了。這一溺一焚之間，真有學問。《舊唐書）裡有「救焚拯溺」的話，借用來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氣魄，讀書不化、頭腦不清，到處叫爸爸。這本（獨白下的傳統），是一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奇書，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樣的唾儒面。有了這樣的奇書，中國受苦受難的人才氣象萬千、才光芒萬丈。
這不是寫給瞼上有口水的人看的書。它的寫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與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難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們通過這本書，來了解中國，也通過這本書，來了解自己。不論是販夫走卒、不論是孤兒神女、不論是白日苦工或黑獄亡魂，他們都是受苦受難的中國人，他們是中國的生命，他們是真的中國。
一九七九年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在臺灣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