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謠諑如彼，我內心的感慨還多著呢！他們謠言說一個「教育機關」（臺大）支援我，可是我親眼在法院看到錢思亮校長寫給胡秋原「立委老爺」的委瑣信——一封毫無大學祭酒風度的信，——這就是「教育機關」對我的「支援」！他們又謠言一個「研究機關」（「中研院」）支援我，他們寫這段文字的時候，自己用的卻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辦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部拿不到！——這就是「研究機關」對我的「支援」！他們又謠言姚從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內心深處，我卻覺得：姚從吾即使不是一個怕事的人，也是一個不好事的人。這樣一位老先生，非但不會有心情來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實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學生說了話，他才肯幫自己先生進行這塊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來，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適、曰姚從吾、曰吳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聖。此五位先生，誰是好人，誰是壞蛋，天下自有公論，不過扯在我頭上而說唆使云云，則完完全全是厚誣！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謗，也不甘心我個人橫被打手之惡名，故此誣陷奇案，我非打個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學苑，乃某些清白學人養清處白之地，彼等因過分清白，反視李敖，自然雙眉緊斂，憂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們之福；但他們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們之福，然而放虎歸山，難道是他們之福嗎？
人間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夢一常春夢醒來，恍悟儒林內史，還如一夢中。……
我在文獻會被請出門。「中央研究院」不準進門，接連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來一個人，堅守原則，不入國民黨；堅守原則，跟國民黨打官司；堅守原則，我手寫我口、決心做黨外，到頭來會混得沒有職業，混得已到手的職業會失去、沒到手的職業會泡湯。但是，這又算得了什麼呢？這些啊這些，在國民黨的統治下，豈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結果嗎？
最有趣的，陶希聖在拉我加入國民黨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鬧愈兇的時候，終於對我反目相向，在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上寫短論批我。他先寫了一篇《保全臺大的名譽》（1964年9月2日），其中說臺大有好學生，「但是不肖的學生亦間有之。如某雜誌最近幾個月，連續刊載某畢業生誣衊臺大的文章，叛師毀友，極盡其架空造謠刻薄惡毒之能事。臺大在校師生以及海外師友看見此種文章，至少感覺其為母校之羞，無可容忍。」「中國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風尚。我們亦不願鼓勵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們認為臺大對於這種玷辱校譽的事情，應該依法追訴，無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後（1964年9月6日），他又寫了一篇《謗書》，其中說：「市場上出現一部書，名為《胡適評傳》。這本書只出了第一冊。就這一冊來說，表面上是讚揚胡適之，而實際上從胡適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處處都是輕雹鄙笑、諷刺，使讀者不忍卒讀。這樣一部書，若是如此一冊一冊出版，而無人提出異議，可以說是士林之恥。我們今日願以這篇短文，表示異議。」我對陶希聖站在黨報立場攻擊我，絲毫不感驚異，因為那是我不跟他們合作、不跟他們同流合汙的必然發展。只是在時機上，倒別有個人原因。那時陶希聖要把他兒子陶晉生媳婦鮑家麟雙雙送入臺大歷史系教書，故向文學院院長沈剛伯表態，而沈剛伯正是被我批評的焦點；另一方面，陶希聖要搶北大在臺灣的龍頭地位，因而貌似擁胡，並在後來支援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種種行徑，對陶希聖這種人說來，其實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無恥的他居然還談什麼是「士林之恥」，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聖長得小眼方臉，面似京戲中的曹操，講話深沉多伏筆。是我所見過的城府最深的人物。在他把我請走以前，他對我一直不錯，有歷史上的疑難雜症，就把我請到二樓他的辦公室，盼我解決。有一次，文獻會重金買到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原始檔案，是當時秘密會議成立的簽名冊，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簽名。陶希聖很高興，拿去請于右任題字。于右任一看，簽名冊中沒他的名字，很不開心，他說他記得明明參加了革命，怎麼沒有他？他不是「開國元勳」嗎？怎麼這樣一個重要的會議，居然沒有他的名字呢？陶希聖回來，找到我，請我仔細考證考證，到底是歷史錯了，還是于右任錯了。我仔細考證後，結論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沒參加。為了使于右任沒話說，我列舉出每一項證據，證明他老先生真的沒參加。我不知道最後陶希聖怎麼回話的，我只知道于右任「為之不寐者數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學問，實在找不出他參加的歷史，這種抱歉持續了幾天，直到我被文獻會掃地出門，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離文獻會後，胡秋原在法庭提出聲請，要傳文獻會執行秘書高蔭祖作證，要高蔭祖證明我在文獻會竊盜「國家資料」打擊胡秋原。我遂寫一封信致高蔭祖，信中主題很明顯，就是宣告我立場的堅定。那場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葉明勳都和解出局了，蕭孟能在親朋父執輩的壓力下幾度想和，高蔭祖承陶希聖之命也一再勸和，我寫這封信，就在塞勸和者之口，並激發高蔭祖的良知，不要做偽證。後來高蔭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聖親筆原件，證明了他以文獻會執行秘書名義復法院的信，並非他矯命所為，而是陶希聖親筆起草，叫他抄好發出的，原信是：
一、1963年6月28日綏刑誠字第二零四四五號大函敬悉。
二、查蕭孟能與本會無關，李敖前在本會為臨時工作人員，近已離職。
三、本會從未儲存「國家機關」檔卷，其所存報紙及雜誌等項公開發行之印刷品，本會工作人員均可閱讀使用。其會外人士對此項印刷資料洽請抄閱者，亦可抄閱。凡此皆不發生所謂竊取或盜用問題。
四、特復請關行照。此致臺北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執行秘書高蔭祖
1962年7月4日
法院同時也收到「國史館」館長羅家倫的覆信：
「國史館」函1963年7月2日（「五二」）臺史總字第一七二號受文者：臺北地方法院一、貴院本年6月28日綏刑誠字第二零四四五號函敬悉。
二、查本館庫藏史料及檔案文書，蕭孟能與李敖並未亦無從竊取或盜用。
三、復請惠察。
館長羅家倫
以上兩封覆信，證實了胡秋原所說，全是疑神疑鬼，他「以為」我竊取，盜用「國家機關」檔案文書掀他的底，其實那些資料只是舊報紙，學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為」李敖公佈的閩變叛國照片，只有情治機關有，由情治機關提供用來打擊他，其實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國的舊雜誌上，只要博學用心就可查到。不過他這一疑神疑鬼，對他倒有一個好處：情治機關為了避嫌、為了打擊文星，倒也樂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總政治部王升、曹敏等的關係是不簡單的，從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看出跟其他情治單位的暗盤，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擊文星的第一裨將，他死之日，弔喪行列里居然出現了總政治部主任王升、調查局局長沈之嶽、情報局局長葉翔之！他的背景，原來這般！——徐高阮在職務只不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員，在這種冷衙門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後，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務為他弔喪，雙方關係的不簡單，由此可證！到於與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鄭學稼，也同樣犯了疑神疑鬼的讚美。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發表《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和胡秋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任卓宣和鄭學稼，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在筆仗當時，鄭學稼發表《我控訴》說：
當我第一次閱李敖先生的（播種者胡適）時，以為他是極接近胡適的人，否則不會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獨立評論社內部諸名士主張獨栽，只胡一人反對；胡為女學生關窗戶，以示「體貼」；和胡退回宣傳費若干美元。
事實上，鄭學稼的「以為」，和胡秋原的「以為」一樣，完全「以為」錯了！其實我「接近胡適」了什麼？關於《獨立評論》上民治與獨裁論戰的事，在《獨立評論》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獨立評論》第八十號、第八十一號、第八十二號、第八十三號、第八十四號、第八十六號、第八十八號、第一三零號以及《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及三十二卷一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為女學生關窗戶的事，1932年的《論語》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國評論週報》、1934年的《人間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畫像》哪一本書也都文證俱在；至於胡適退回宣傳費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xxixno.9的time雜誌也都文證俱在，他鄭學稼不去查書。不去了解，卻硬說這是我李敖獨得之秘，這不是大笑話嗎，他鄭學稼讀書這樣少，反倒以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這不是大笑話嗎？文證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這種跟國民黨總政治部關係匪淺的所謂學者卻如此不學，如此無知，這種人寧願在我與胡適有「微妙關係」上去「以為」去捕風捉影，也不願在書本上多下功夫，這種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鄭學稼死後，蔣經國特頒「績學貽徽」輓額，由軍報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績學貽徽」？未必未必，積不學貽害，倒庶幾無愧也！我舉這些例子，意在說明，當時發生那麼多的糾紛，都禍起胡秋原他們一念之差，他們不相信剛出道的一個青年人在獨來獨往的寫文章，總是疑神疑鬼的懷疑有幕後人在打擊他們，若他們真的知道這青年人全無後臺、全無背景，也許他們就不會那麼介意了。四百年前，特立獨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說：「吾當蒙利於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為「不知我者」的疑神疑鬼，最後，你萬古留令名，他們千秋挨臭罵。他們辛辛苦苦地「毀」人不倦，其實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腳卵石而已。「毀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多年以後，胡秋原回憶說陶希聖和他前嫌盡棄了，又是好朋友了，我得知後，為之一笑。我笑陶希聖空在李敖頭上做了一場好夢，最後撇清李敖，自以為得計，殊不知他太小看了李敖。李敖是要舉行最後審判的，他難逃李敖的最後筆伐。陶希聖在開革李敖二十五年後－－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歲。死後，他的兒子陶龍生寫了一篇《陶希聖先生秘辛》，發表在國民黨第一黨報《中央日報》，透露陶希聖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龍生說：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說了許多話，要我記下來，將來在適當的時候再發表。我現在寫出一二。」「寫出一二」的內容原來是：陶希聖去做漢奸，是蔣介石秘密派他去臥底的。換句話說，他去做漢奸，是暗中得到欽命的，所以別人做漢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聖卻是例外，仍得蔣介石重用。其實這些說詞，是站不住的。因為在我們得知的秘件中，發現滿不是那麼回事。例如陶希聖出走香港後，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適，說：「希‘聖’今後決心不再混政治舞臺，但求速死耳，」，「此後希［聖］將去之海外，為人所忘以死矣。」可見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欽命漢奸，則必欣然回中央討賞領獎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況，陶希聖在《八十自序》中明說「脫離戰地，背叛國家」，「希聖一心感激委員長不殺之恩」；在「總統蔣公」誄詞中又明說「不殺之恩，愧無以報」，可見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欽命漢奸，則必欣然因臥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該殺之有哉？結論是：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鬥爭中，固然有的漢奸是欽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聖卻不在此類。他死前猶欲以玄虛自清欺人，臨終授命，教兒子扯謊，結果被我拆穿，適見其加倍無恥而已！
因為陶希聖城府最深，所以同他辦事，也得「陰險」一點。文獻會同仁以夏天太熱，想呈文陶希聖買電扇，我說你們呈文買電扇，陶老闆是不會同意的，你們要高抬價碼，呈文買冷氣機才成。他捨不得買冷氣機，覺得抱歉，就會給你們買電扇代替了。——這個故事，顯示了我的「陰險」，可以智勝陶漢奸。他臨終授命最後被我拆穿，真可謂「生諸葛走死仲達」了！
至於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於法院是國民黨的，後果可想而知。這官司前後拖了十三年，枯燥中亦有趣聞。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稱我之名，而叫「李匪幫」，我提出異議。後來才弄清楚，原來他叫我「李誹謗」，可是他的黃陂土話發音成「李匪幫」，所以嚇人倒怪。還有一次胡秋原加請法學家陳顧遠做他律師，陳顧遠不知是老糊塗了，還是裝瘋賣傻、兩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說我好話，並代我辯護起來，氣得胡秋原再也不請他了。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結了一輩子樑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後，我找到機會告他，他賠了我三十五萬，我嫌少，堅持把他家貼上封條，至今封條猶在，而他已老得無力出庭了。曾祥鐸勸我「得饒人處且饒人」，我說：「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時候，你為什麼不向他說這句話？」——我為人好勇鬥狠、有仇必報，並且沒完沒了！於胡秋原案上可見一斑。王企祥（李遠哲的老師）說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猶太人，得罪了猶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沒完沒了。」我聽了大笑，我說：「你終於學到了跟李敖做朋友的竅門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學不到跟李敖做敵人的竅門，以致被我沒完沒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貨公司碰到臺大老同學盧華棟，十多年不見了。上次見他是他出獄後，我去看他，並小送金錢。此後「一別音容兩渺茫」。盧華棟出獄第二年即已經結婚生子，洗手不涉及政治，對黨外活動，亦所知茫然。我勸他寫一點獄中回憶，他說他已專心從商了。我說：「就這樣的不幹了？」他苦笑了一下，說：「不幹了。」我說：「這樣被國民黨欺負了，就算了？」他說：「就算了。」我在牢裡聽黃毅辛說，特務們整盧華棟，甚至把萬金油塗在他眼珠上，其兇殘可想，可是盧華棟統統「就算了」。我的人生觀絕不如此，我從來不把恩仇「就算了」，我要「千刀萬里追」，這一性格，最像猶太人。陶希聖、胡秋原這些湖北佬，如今死的死、老的老，仍難逃我們東北人的斧鉞，惟我李敖，毋太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