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退伍時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後何去何從，我本想去母校臺中一中謀一教職，但因人際關係不夠，連中學老師都做不成。正在發愁之際，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蕭啟慶的信，說：「姚老昨和我談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訴您，正式的名義是‘國家講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無配給，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願意。」我回信說：「前幾天曾返中謀教席，鎩羽而歸，若走投無路，只好就‘助理’之職，此時並非不欲為，蓋我恐辜負老頭兒一片好心，我擔心我的耐心與能力是否可與之共事？是否可有助於他？否則拿乾薪太不好意思。」雖然我有此顧忌，最後還是「欣然同意」了，因為不同意，退伍後就沒飯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結束軍隊生涯，自澎湖搭軍艦回高雄，旋即抵臺中。15日北上，暫住溫州街七十三號臺大第一宿舍第四室，決心要找一間小房，做為一個人能夠清靜的所在。這麼多年來，我從沒機會一個人有一間房，此番北上，一定要達成這一心願。兩天後，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號的陋巷小屋，只四個榻榻米大，矮得雙手不能向上舉，我訂名為「四席小屋」。隔壁住著李善培，我們合買了一臺收音機，又弄來唱機，把木板隔間挖一個洞。置收音機與唱機於洞口，兩人誰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間，陋巷左右門對門共有小屋十多間，活像「軍中樂園」。進入巷口第一間是一個一百零一公斤的胖僑生租的，他房裡有一臺小電扇，我最羨慕，因為我買不起。住進「四席小屋」對我是大日子，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給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記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邊整理邊讀寫，伏大桌上，點一百支燈。聽外面小雨聲，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興奮得連撒三尿。

「四席小屋」開門就是陋巷，出巷即是臺大。臺大那時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走回來，大有物是人非之感。過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飛遠揚。晚上從姚從吾老師的研究室走出來，整個的文學院大樓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負，忍不住要嘆一口氣。有時候，陳寶琛那兩句詩就從我嘴邊冒出來，正是：

委蛻大難求淨土，

傷心最是近高樓！

那時助理薪水遲遲沒能發下，我北上時候，媽媽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張火車票，此外全靠借錢維生，窘迫不堪。那時施珂在成功中學教語文，他說語文老師們懶得改作文簿，願以一本一元的代價，由外面承包，如願意，他可搭線，我當然願意。在日記裡，我有這樣一段：

珂送來作文本，張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氣就在一小時內改了二十本，賺了二十元。

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一個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寫道：「有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實行，也就和沒有理想一樣。我的理想並不大，就是能夠把「中國」復興起來。……」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小」善培見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張吃一頓的飯票了，我拿在手裡，送給李善培，我假裝說我吃過了，害得自己餓了一頓。人窮到這種程度，只好趕寫文章發表，靠稿費救急。於是，從三月到四月，我寫出《充員官》、《獨身者的獨白》、《愛情的劊子手》、《中國小姐論》等文章，分別發表在《中華日報》、《聯合報》、《人間世》雜誌等，聊闢財源。那時劉鳳翰在《幼獅學報》發表文章，稿費甚優，他說可以介紹我去投稿，我拒絕了，因為我討厭蔣經國的救國團，當然也討厭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寫作，也努力進修，忽然發神經，要把法文、德文同時學出個名堂。乃加入補習班，每週一、三、五學法文，二、四、六學德文。過了一陣子，有人問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還是德文好？」施珂說：「那要看你是星期幾問他。」最後，哪一種都不好，全都難乎為繼了。

「四席小屋」雖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賓士，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處要津，每天客人不斷，最多時候一天有十四個客人，附近環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雖在陋巷，但自己卻先「不堪其擾」起來。熬了四個月，決定下鄉。選來選去，在新店選到了一間小房，背山面水，每月兩百元，於是我裝滿了一卡車的書，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獅頭路十六號，我訂名「碧潭山樓」。所謂山樓，其實很簡陋，不但通過陋巷，且要通過臭菜場與臭河溝，房子只是一間五個榻榻米大的小房，不過是鋼骨水泥的，絕無鼠輩在頭上賓士，可謂一快。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東陶蘇保一家分用。我獨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間，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價電影一場，極得孤寂之樂。我在房門外掛的牌子是：

也許在划船、在看電影或在吃飯，反正沒離開新店。可見我新店山居歲月的一斑。7月5日日記：一個豐富的工作天，寫出信四，卡片寄給胡（胡適），看《武士妖后》釘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漢）鼓（陳鼓應）吳大中（原注：九年未見了！）少傑（張少傑）四人，十一時始歸我所有，六小時寫五千字。

7月11日寫《生活小偈》：夜涼似水，幾淨燈明，小室獨處，抽菸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靜中讀書，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7月12日寫《女壞蛋的第一次試煉》：下午研究所報名畢，將上車，鮑家麟等五個丫頭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說請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諸如平光眼鏡、軍中放言、帽中女人、信罵「莎崗」、遮日記給人看……不可勝數，我縱言反擊之，極得豪邁之樂，我以鳳梨酥、壞蛋論、狗眼看人低等論揄之，了無所忌，又言偷看老姚日記等事，使小鮑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開心。……

7月22日寫《打水仗回來的感想》：今天是週末，我看了一聲《陷阱》，述小男孩戀白朗黛·李。下午大練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練出一個偉大的體魄不可。晚飯番茄四隻。獨自泛舟歸，三漢子三丫頭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華俊慘敗，客散伏案，已一時矣。

報載留學生「學成」歸臺啦、王其允獻唱拉，以及馬戈之「叛變」啦，華俊之慾飛啦，她們說僑生們之追莫宜春啦。《聯合報》又退我稿子啦……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點小感想，想到頭來，所感者只是一種，就是不管別人怎樣變化，不管別人怎樣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喪，我李敖就是我李敖，我討厭市儈之浮名，我討厭被動，討厭走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命運」註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獨立，正是一個起點，我高興我竟在二十六年的「為外物所牽」的生活以後，竟能開始走上我真正該走的路，我不能不高興，當然在這種高興裡面有著相當比重的孤寂與嘆息，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是這麼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當我看到陳其龍和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頭白白的膝蓋，想到鮑家麟那白淨聰明的小樣兒……

也許我也未嘗不稍稍起一點「伎求之心」，但是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那對「重大的決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煙消雲散，我看著善培送我的好煙好茶，想到我已經不再是一個溫情和多情的人，也許我愈來愈變得理智與冰冷，對人淡漠，我沒有辦法不這樣變，只有理智的獨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己，我把我自己跟這些年輕人拉了條鴻溝，這是一條沒有人肯去也沒有人能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給了我永恆安全與成績，這三項安慰是任何慾望太強心兒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這種感覺以後我也不多寫了，我改用「著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個小專題」來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寫《病後小記》：昨晚獨泛看月出，忽得嘔疾，午後新漢得電，驚慌前來，馬戈亦「掩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約，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準備考試，殊煩厭，此生將不復致力於此，夜來房外又是麻將一桌，陶李（二房東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寧。我無法答覆我的自問，我無法否定女人與人生的意義，理論上我無法自圓，但在實行上，我至少可以「這樣活下去」，雖然沒有女人，可是還可以活得很景氣，技術上既然沒有什麼困難，我反倒喜歡起「董事長」（孟大中）那句話來，「要那麼快樂幹嗎？」這句話真有它的分量，何況為了獲得女人的肉體，不快樂的代價不是記憶猶新嗎？唉，算了，算了，還是一個人過吧。「要那麼快樂幹嗎？」

日來多申厭情（厭惡溫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無動於衷也；無情者，不形於外也；情之為物，與李敖實不相稱，故只好去之；去之唯恐不盡不堅，故厭之。

7月31日寫《人間俗氣一點無》：留學考放榜，引起我許多感觸，我覺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邁了一步，好像我走的路，愈來愈跟他們隔得遠了。我的思想現在顯然是相當出世的，出世得覺得「許多事是盲動，許多話不值得說」，因此我顯然選擇了喜歡獨處與不愛多說的路，我打不起勁兒去熱中人事，我畢竟是反派的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榮耀與騰達，一個走到我這種境界的人，不會再有寂寞的感覺，我不怕孤獨，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與牢獄，常常想到死亡與牢獄，我為什麼不去做我喜歡做的呢？我該笑「塵網」，在「塵網」中漏下來的沒出息的「被遺棄的人」，我就是一個。我突然發現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裡面外，我實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與diogenes有什麼不同，這是一條多好玩的路，一條永遠可恃永遠清淨的路，做點有性靈的事，說點精煉過的話，寫幾篇真正屬於李敖自己的文章，無牽無掛，終此頑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寫《麗珍生日感言》：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閉門靜想，望著窗外的鐵欄。如置身獄中。是七巧，麗珍陰曆生日又到了，決定無所表示，最後一次機會我也放棄了。臺中十一日，連聞陳琪、張忠琳結婚。

臺北方面，新漢似新歡正洽，善培、飛飛（黎鴻飛）乃至華竣方印（梁方印）等亦採集團行動，在華僑新村等往來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拒絕，也許我從此失去了與王小姐接觸的機會。

我的氣息如此堅決，我甘心把我自己墮入孤獨、小屋、幻想和工作裡，我不太倚靠理論，我只信任「實行上沒有困難」，我相信這一點，因此我幾乎沒有顧忌地放棄了大量的「快樂」（某些種類的，也許是合乎自然律的，可惜是高價而短暫的）。

剛才窗外一個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許我這種強烈的慾念與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靜主義」的道路太不相稱，可是至少在目前，我絲毫沒有走回頭路的企圖。兩個月前遷居的時候，他們有的說我一個月會搬回臺北，有的說兩個月，現在兩個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張撻伐地過著「修道」生活！

我在變化，成功地變化，過去的李敖將不認識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驚歎於我的能力，我畢竟把我鍛鍊成一個我要變成的人，我不想後悔！

以上這些日記，都記錄了我在新店山居時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義」的生涯，自強不息，但卻傾向息交絕遊，尤其跟女人的關係，我始終未能脫離修道院式的矛盾與困境。這種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實是禁不住試煉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現在我眼前並且易與的時候，我的形而上還狄傑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卻不狄傑阿尼斯了。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臺大農經系四年級的學生，我雖認識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車上，我才碰巧認識了她。我約她來「碧潭山樓」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個半月中，唯一一位與我單獨在一起的女人，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臺北了。「碧潭山樓」的房子和簡陋傢俱，都移給陳鼓應了。

新店山居給了我許多退伍以來的新經歷，比如我終於接近了大自然（那時碧潭還沒被汙染）。比如我終於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軍床）、比如我終於考上了研究所（兩年前為了迴避「羅」考研究所，我沒報名）。……新店山居雖有很多新經歷，但是一個老經歷還是沒有解決，就是窮困。在給姚從吾老師做臺灣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助理的時候，因為該會成立不久，一切還沒有完全上軌道，所訂一些規章不盡理想。在助理人員發薪上要拖上一陣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決定不使姚從吾老師為難，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寫信給老師的老師胡適，向他抗議。因為他是這個委員會的負責人。我信中說：

我們做助理的人與研究講座教授和領甲乙種補助的先生們不同，他們有教授、講師的本薪，補助的錢對他們是「安定費」，是本薪以外的「補」與「助」，可是我們「助理級」的就不同了，早幾天或晚幾天發薪對我們所生的影響是不能跟他們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們的本薪，它遲遲不發，對「專任」兩個字是一種諷刺，並且使我個人不好意思再向姚先生借錢，使我三條褲子進了當鋪，最後還不得不向您嘮叨訴苦，這是制度的漏洞還是人謀的不臧我不清楚，說句自私的話，我只不過是不希望「三無主義」在我頭頂上發生而已。

胡適收信後，在7日就限時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寫道：李敖先生：

自從收到你7月4日的長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後，我總想寫信請你來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從吾先生說：「等他考過研究所再找他吧。」後來我見報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訊息，那時我又忙起來了，至今還沒有約你來玩。過了「雙十節」，你來玩玩，好不好？現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張，是給你「贖當」救急的。你千萬不要推辭，正如同你送我許多不易得來的書，我從來不推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