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歲進二年級，級任是位姓崔的男老師，是個非常刻板的人，沉默寡言。永遠是一襲舊「陰丹士林」藍布長袍，進教室後先不說話，而是拿出雞毛撣子，清除講臺桌椅，他清除得很慢、很規律，包括每一條桌面下的邊，都不放過。他清理過程一言不發，我們全班也一言不發，看著他天天大掃除。如今回想，此公大概有點潔癖。崔老師書教得不錯，只是太嚴肅了。我記得他罵過我一次，說：「李敖你出去！」什麼原因，全忘記了。崔老師的藍布大褂兒，留給我對長袍最早的印象。

新鮮衚衕小學因是古宅老屋，頗多鬼怪傳說。我只有一次奇遇。二年級一天上課的時候，我坐在教室左後角的最後一個位子上，突然全身似為鬼迷，神智清楚，可是不能動彈，好一陣子才過去，至今記憶猶新。三十年後，我睡在警總軍法處地板上，半夜忽醒，又有此一現象，我知道這是一種「夢魘」經驗而已。我生平不信怪力亂神，但新鮮衚衕小學的許多教室，倒頗有一股陰氣，有時令人發毛。

崔老師不久得肺病死去，來了一位女老師代他。全班恢復了活潑氣氛。圖畫課上，我總是畫汽車，女老師很欣賞我畫的汽車。我對汽車的印象，是在太原建立的，那時很少小朋友像我這樣「現代化」過，他們要畫，大都畫洋車，就是人力車。

1944年九歲進三年級，改到校本部上課，開始有兩個特色，一個是音樂課有音樂教室，一個是開始學日文。音樂教室主持人是楊老師，是這小學的資深老師，前額又禿又大，人很精神。按起風琴來，更精神十足。學校太窮，買不起鋼琴，風琴也別有情調。我們學的第一個歌是「飛」，歌詞是「飛飛飛蝶飛飛飛，飛到鴛鴦天芳草地，飛飛飛蝶飛飛飛。」一共三句。也學過劉復（半農）、趙元任合作的《好大的西北風》——

好大的西北風啊，飛到一座樹林裡。

它叫樹林跳舞啊，一二三四呼呼呼。

它對樹林大聲說：現在已經不早了，

大家都要用些勁兒，一二三四呼呼呼。

在冬天唱這首歌，唱得熱氣在寒冬裡直冒煙，非常有勁兒。

在唱《好大的西北風》的季節裡，教室裡凍得要命，只好一個教室一個火爐，但是學校只供應火爐，燃料是供應不起的。燃料由全班同學每人每天帶煤來。生火是由全班最早到的同學負責。一般北京人的爐子，有兩種，一種是燒煤塊的，用於洋爐子，冬天取暖用，上面也可燒開水之類；一種是燒煤球的，用於土爐子，四季皆用，可以做飯、取暖。這種爐子，生火時候，要在院子裡，早晨零下幾度，在院子裡生火，左生不著，右生不著，兩手就凍成紅蘿蔔，要跺著腳，放在嘴邊用熱氣呵個不停才成。用這種爐子，在續煤的時候，可不能偷懶，若是續上煤球，偷懶不端到屋外，或還冒著藍火苗就給請了進來，大家就有煤氣中毒的危險，用北京話，這叫「煤薰著了」，被害人輕則到院子裡吃西北風透氣，灌酸菜湯；重則一命嗚呼。這種爐子用的煤球燃料，是煤沫子、碎煤，加上有膠質的黃土搖出來的，就像搖元宵一樣。搖煤球的工人，外號「煤黑子」，他們搖煤球的時候，先做好兩三坪面積的煤糊，然後再用鐵鏟子切，橫切成一寸多寬的距離，這面切完後，再掉換方向，還是橫著切，這樣切完，便成了小方格子，然後放在篩子裡去遙搖的時候，先放一個花盆在下面，再把篩子放在花盆上。搖煤的便蹲在地上，用胳臂左右互動搖將起來。篩子下的花盆好像一個軸，一邊搖還要一邊注意將黏在一起的散開，又得隨時灑些煤沫子，搖到後來篩子裡的小方塊漸漸搖滾成了黑乒乓球，曬乾以後，就可用了。煤球普通一大擔一百斤，前後各五十斤，小擔五十斤，前後各二十五斤，大部分使用者都三五百斤的買，或找搖煤球的到自己家裡來搖，窮苦的人家也有一次買五十斤的。再窮苦的人家就無所謂買多少斤了，而變成了「撿煤核兒的」。所謂煤核兒，是不論燒煤塊或煤球，都會在攏火後留下殘渣，殘渣丟到垃圾堆裡，撿煤核兒的便去廢物利用了。他們遇到一塊煤，認為中有文章，便用傢伙，敲打一陣，把爐灰敲掉，如果中間有點還沒燒完的黑心，便放進小竹筐裡，這樣子積少成多，也夠自己家裡燒個一天半天的。因為有這點剩餘價值，所以在垃圾堆上，常常看到穿著又髒又破小棉襖棉褲的小孩子，縮著脖兒，凍得流出兩行清鼻涕，在翻騰垃圾堆。當然這些小孩子，是沒錢唸書的。

日本人侵略中國，在臺灣，在東北，都從小學一年級起有日文課；在華北，則從小學三年級起。當時每個小學都有一名日本顧問，新鮮衚衕小學日事顧問叫「施掘」（？），我們給他外號，叫「屎橛」。這個日本人態度還友善，寫了一手日本體的好毛筆字，經常寫出來，做為每週重點。我記得他寫過「姿勢」兩字，貼在佈告欄上，要大家注意「姿勢」。教我日文的是一位男老師，我那時恨日本侵略中國，不喜歡學日文，成績很壞。成績單拿回家，爸爸說：「恨日本和學日文是兩回事。學一樣東西，總要學好才對。」於是我開始發憤，最後考了一百分。

1945年十歲進小學四年級，抗戰勝利了。在淪陷區生活八年的遺民，自然渴望重光的一切，我們這些做小學生的，也不例外。過時候，一個最優秀的小學生出現了，他的名字叫詹永傑。詹永傑長得極好，圓圓的臉、紅紅的臉蛋、一對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突然脫穎而出，在四年級的班上，風靡了我們。原來詹永傑知道最多的八年來被封鎖的一切，他會背《國父遺囑》、他會讀《三民主義》、他會唱《中華民國國歌》，他也會唱《義勇軍進行曲》。……在四年級第二學期，他甚至發動同學，一齊抵制一個叫齊鳳鳴的大塊頭，說齊鳳鳴欺負我們，動輒動拳頭，我們「抗齊八學期」，如今要隨抗戰八年，一起勝利才對。我因在二年級時被齊鳳鳴動過拳頭，久思報復，今逢詹永傑發難，自然首先響應，於是群起而鬥齊鳳鳴。齊鳳鳴見人多勢眾，氣為之沮，級任老師魯小姐事後責備我，說：「沒想到你那麼兇！」其實我也沒想到我是那麼兇的人，詹永傑啟發之功，實不可沒。詹永傑家裡有不少雜書，常跟我交換看，使我在讀物的廣度上，進步不少。後來詹永傑和我，還有一個腦後留「墜根」（「墜根」是腦後留眼鏡片大小的頭髮，這種從胎毛就留起的頭髮又叫「孝順毛」，留長後可編小辮，因為很短，據說鬼都抓不住，可以長命百歲，所以也叫「鬼見愁」）、左耳戴「金圈耳環」（滿月這天扎左耳洞戴「金圈耳環」，意謂套住了、安全了，結婚之夜才由新娘拿下）的小朋友，三人在我家，焚香膜拜，拜起把子來，這當然是受了劉關張桃園結義的影響。爸爸很喜歡詹永傑，說他長得真好，他看見我們拜起把兄弟來，還叮囑我們不要「拔香頭子」（把兄弟決裂之意）。

四年級唸完的時候，就是「初斜畢業，先發一張文憑。這是我平生第一張文憑，內容如下：

畢業證書學生李敖系山東省濰縣人現年十二歲在本校初級修業期滿成績

及格准予畢業此證

北平市立新鮮衚衕小學校長張瑞珂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日

十二歲是舊式演算法，從懷胎起算，所以生下來就多一歲。文憑上的圖章旁加蓋「暫用舊穎字樣，因為隨著抗戰勝利，國民黨大發神經，大發「改名狂」，把好好的「北平市立新鮮衚衕小學」改名為難聽的「北平市立一區九保國民學校」，校長也換了，因為青黃不接，所以「暫用舊穎。

國民黨趁抗戰勝利的威風之一，是所謂北平市教育局局長王季高來視察，全校學生都恭迎如儀，不在話下。這位局長大人，在共產黨圍城前夜，曾先開溜。原來圍城前，國民黨在當地的頭子傅作義，宣稱「誓與北平共存亡」，為了表示「共存亡」的決心，上上下下，誰都不許走、不許開小差、不許逃難，同時在城內加做市內機場等，決心表演得煞有介事。可是王季高洞燭機先，看到所謂「誓與北平共存亡」是鬼話，於是，自己就先逃難到南京了。王季高一走，傅作義大怒，致電中央，請將王季高截回。但是還沒截回，傅作義就投降了。國民黨在大陸，經常表演「共存亡」的把戲，可是真正相信它的，就來不及跑出來了。後來到臺灣的袞袞諸公，都是當年絕對不相信自己發誓「共存亡」的一群人，唯獨不自信，故能失信，悲夫！

另一件國民黨趁抗戰勝利的威風之一，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來宣慰。全北京的小學生都列隊在馬路兩邊，恭迎如儀，也不在話下。我們這些可憐的小學生，還參加歡迎美國軍人北上。大老美們在卡車中招搖而過，我們恭迎如儀，更不在話下。美國軍人北上，是美國人支援國民黨的具體行動，大家對老美最初印象尚可，後來他們鬧得不像話，最後強xx了北京大學外文系二年級女學生沈崇，惹起公憤，才滾了回去。

1946年十一歲進五年級，算是「高小」，共有甲乙丙三班，我分在丙班，就是五丙。五丙教室是全校最後面的一間教室，隱蔽而陰森。級任老師是王恆慶，是一位樂觀、口才好、又循循善誘的好老師，她除了生小孩時候由她哥哥代課外，一直跟我們到六丙以至「高斜畢業。她在正課以外，還教我們念《陋室銘》、《歸去來辭》、《桃花源記》、《秋聲賦》、《賣柑者言》等古文，這些古文我至今能背，都得力於王恆慶老師的開導。五丙以後，我的課外書讀得愈來愈多，成績已脫穎而出。1947年十二歲念六丙時候，我當選班上自治會主席，又是學校圖書館館長、又是模範兒童，那時詹永傑在六甲，已經成績不如我了。王恆慶老師跟我們同學感情極好，但有一次被我們氣得賭氣不教了，走出教室，我跑出去，把她迎面推了回來。王恆慶老師是我小學時代最懷念的老師。我小時候，長得「真人不露相」，面目慈祥，同學們給我起外號，叫「老太太」，王恆慶老師也這樣跟著叫，她能和學生打成一片，由此可見。王恆慶老師生小孩時候，她的哥哥來代課，此公身材很高，寫了一手整整齊齊的黑板字，為我生平僅見。他在我作文上批「意短情長，允稱佳作」，給我最大的鼓勵。他最喜歡講《聊齋》故事給我們聽，陸判也、織成也，把《聊齋》人物講得鬼氣森森，最令我們傾倒。

教勞作的老師外號「老頭」，是齊白石的學生。他宿舍裡琳琅滿目。藝術奇珍甚多。他教我們刻印，第一次我刻「竹報平安」四個字，刻得不錯。有些頑皮的男生不肯刻，只用硃筆偷偷描成印文，去騙「老頭」。「老頭」一看，劈頭就揍。頑皮的男生們個個恨他，在勞作課前，常常用毛筆畫「打倒老頭」圖文在鏡子上，再用鏡子反射日光照在牆上，好像電影一樣，全班大笑。不久「老頭」進來，追查此事，又是一個個狠揍一頓。

最令我魂牽夢縈的，是在新鮮衚衕小學中，有我神秘的初戀。這女孩子叫張敏英，北京人，長得清秀脫俗，長形的臉，眼睛不大，但是晶瑩而有靈氣。她身材高瘦、性情溫和，是最最可愛的小女生。功課也好，尤其寫了一手好字。我最初感到她的存在，是在四年級的時候，她在我隔壁班上。五年級後，她和我同分到五丙，老師排座位，一度還並排在一起，令我感到一種莫可名狀的快樂。六年級後，她和我較熟起來，下課回家，偶爾走在一起，童子軍在校門口站崗時候，她也和我一組過，她穿著女童軍的制服，姿態優美，令我心動。我只看她哭過一次，是一次考試沒考好，我一路安慰她，看她淚眼。看她楚楚可憐，非常喜歡她。我做圖書館長的時候，她做我副手，有一次犯了小錯，我開玩笑，拉住她的手，輕打她手心，她裝得很疼的樣子，給我的快感，令我畢生難忘，對張敏英，我從來沒有表示出我對她的情愛，我把一切都遮蓋住了，我不知道她是否知道她是我魂牽夢縈的心底的情人，我一直把她視同我的初戀情人，雖然這次初戀，實在沒有什麼實績可尋，但它一直在我心底，充滿了美麗的回憶。我一生憂患，所存美麗的回憶無多，但是對張敏英的每一件，都是令我最感溫馨。最感神往的。人生一世，能有這樣清純的、單一的回憶而不摻雜任何俗情與塵網，洵屬罕見，而它卻是罕見中的極品。我一生中的許多經歷，都不想重過。但是如果時光倒流、少年可再，我夢魂所依，除此而外，卻無復他求。——只為了她是我第一個小女生、只為了她是我永恆的小情人、只為了那一段少年奇情、只為了那一場春夢無痕的初戀，我願在時光倒流中停止，在停止中死去，我並不希冀她做我的朱麗葉，但我若能長眠在她懷裡，我就寧願不活十三歲以後的我了。

1948年十三歲，小學畢業了。畢業前碰上姥姥去世，所以我對張敏英和其他同學都在意料之外沒有再見了。直到四十年後，小學同學章棣和隨中央交響樂團來臺，他是團中的首席雙簧管，帶來了詹永傑的問訊，我才跟永傑恢復了聯絡。永傑初一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做到大學教授，我看到他們和魯老師的合照，頓覺往事歷歷、恍然如昨。我側面打聽張敏英在哪裡，但是沒有答案，也許他們不願把答案給我，朦朧下去也許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小學畢業後考中學，我考了四中和師大附中，都考取了。四中還考了第一名，爸爸代我去看榜，他從榜尾看起，愈看愈心涼，沒想到狀元當頭的，竟是自己兒子。事實上，我的家人並不完全知道我的實力，我從小酷愛讀書，並且文科理科都好。我受了顧均正《少年化學實驗法》一書的啟迪，在小學六年級就有了私人的理化實驗室。我刻了一個木營—「李敖實驗室」，儲存至今，藏書中還有《化學儀器吹製法》、《兒童實用科學大綱》等，也儲存至今。後來離開北京，實驗室沒經費了，我的興趣便向文科一面倒了。

小學六年級時候，我開始向北京的「好國民」雜誌投稿，刊出有「妄心」、「人類的冷藏」等文，這是我發表文字之始，從十二歲到我寫這本回憶錄時六十二歲，我已足足有五十年的發表資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