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雖然是爸爸的舊遊之地，但這次重來，處境、心情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東北是根，北京卻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幹起。首先是找職業，要找人介紹。他去找過他的老師胡適，但是胡適沒理他（胡適是不幫人介紹職業的，但對有成就的人，他會主動幫忙）。爸爸在北大時就不是出色的學生，胡適對他並無印象（二十年後，我還同胡適提到這件事。胡適說他完全記不得這位學生和這件事了。）找了一陣，他終於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時我們住東城，為了省下車錢，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來，在麵包行裡買兩塊麵包，一塊給全家最老的——爺爺——吃，一塊給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著，不吃。生活的艱苦很快伴來了時代的艱苦。——北京也不對勁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東北南下，終於在1937年7月7日發生盧溝橋事變。爸爸為大家庭所累，再也沒有能力南遷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後方去，其餘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遺民」。爸爸人雖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卻沒有停止。當九一八事變以後，馬占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爸爸當時就是馬占山將軍的秘密盟員。馬占山將軍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軍師，就是吳煥章。吳煥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為人風趣、熱情而細心。他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俄文法政學系畢業、俄國海參威東方大學研究。九一八事變後，他和爸爸展開抗日工作；盧溝橋事變後，爸爸留在北京，吳煥章「同意由李同志參加敵偽組織內，作掩護與策動各工作」。由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馬占山將軍秘密任命。所謂「同志」，是同馬占山將軍抗日誌願的有志一同，並非國民黨。

這時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員，因為極有才幹，被上司看在眼裡，開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間，他就升到華北禁菸總局下太原禁菸局的局長。他真的「參加敵偽組織」了。所謂禁菸，禁的就是鴉片煙。華北的鴉片煙，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會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轄地。華北禁菸總局局長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萬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菸局交給無名小輩當家，這是北洋耆舊們用人唯才的一種度量，這種度量在國民黨當道後，已經愈來愈遠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歲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記得我坐在火車上，前往太原；清楚記得經過娘子關，自河北進入山西。火車有臥鋪，自北京到娘子關的時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後，就住進禁菸局。禁菸局一進門，就是一塊方形的大操常一進門向左轉，是一條走廊，走廊左邊，有一間間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撲鼻而來。走到盡頭，再向右轉，也是同樣的房子。這些小房子，是給戒鴉片煙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規模，進門一直向前看去，是車棚，一輛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長的專車。這輛車車門外有很寬的腳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鏢。我在北京親眼見過大人物坐在這種車裡，車門兩邊站著保鏢，保鏢一隻胳臂從窗外勾在窗框上，兩眼圓睜，向路人盯著，神氣活現，頗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過這輛局長的車，並沒有保鏢。進門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圓門，門後一塊小花園，門邊一間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媽媽、二姊、我、大妹，就住在這大排主房裡。我記得一搬來，就運到一個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沒有自來水，要洗澡，由一個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來，向盆裡倒。挑水夫是一個小夥子，造型很像豐子愷「漫畫阿q正傳」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說「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難忘的還有：一、對鴉片煙，我是見過大場面的人。禁菸局的鴉片一堆一大操場，都是一塊塊磚頭大小，排列成陣，像去了磚窯似的。我想任何毒梟，都不會比我看過更多的鴉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書於秘書在局裡的一個同事婚禮上，在喜棚中摟住一個「女招待」親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後來時代變了，「女招待」也變成歷史名詞了。

三、日本的國寶——相撲團到太原來表演，於秘書帶二姊和我去看，看到一個個特大號的大胖子角力賽，發現他們虛禮與賽前動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臺下，全場都是日本鬼子，現在回想起來，日本侵略中國，他們派來的鬼子們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四、我到太原最高點玩過一次。後來這地方有爭奪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閻錫山到臺灣後，寫「先我而死」四個字追念他們，這四個字，倒寫得頗能傳情。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

五、我在太原參觀過一家做香的工廠。看到香是從機器裡一根根擠出來的，很好奇。

六、我在太原公園裡還看過一條怪胎牛，這牛有五隻腳，一腳從脖子下伸出來，真是無奇不有。這件事，我完全忘記了。四十多年後，我在天母僑大木器行看傢俱，看到一張五腳大會議桌，中間有一隻腳，我突然想起太原那條牛！人的記憶，真不可思議啊！（中國歷史上有「五足牛」的記錄，見於京房《易傳》和《漢書》五行志。中國古人認為五足牛的出現是上天警告統治者不要過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種不祥的訊息。）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地方，我記得參觀一家醫院，醫院中有一架人體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骷髏。

山西對我的最大影響不是地，而是人，是一個山西人，名叫溫茂林。他是我家的男傭人。他長得兩眼有神、兩腮無肉、中等身材、中年歲數，穿著褲腳纏綢帶的黑棉褲，留平頭，一派典型中國淳樸農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後，茂林就來了，負責照顧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離。茂林的話不多，粗識文字，脾氣很憨，我做錯了事，他會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歡他。我日後的一些耿直的脾氣，深受他的影響。

茂林後來跟我們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幾隻中國舊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門了。我跑過去看，發現茶碗四周都畫著光著身的男人女人，這時茂林走過來，聲色俱厲地向我說：「這種東西，不準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後，回想起來，原來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宮畫。

茂林喜歡鳥，我也大受影響，養起鳥來。北京舊家的紈絝子弟，常常出門卷著白袖子、提著鳥籠子、叼著煙、邁著八字腳走路，一派腐敗墮落的模樣。我那時太小，還不到這種水準，不過鳥倒也養過幾只，有一隻百靈，老老的，會學十一種動物的聲音，可惜其中包括學貓叫，百靈一學貓叫，就被認為誤入歧途了，身價也就大跌了。茂林會畫一筆鳥，就是一筆下來，不間斷，連成一線，畫出鳥來。我大為佩服，也就全套學到。我把它們畫在牆上，左右對稱。左邊寫上「溫鳥」，右邊寫上「李鳥」。

我小時候，道學得很。我四五歲的時候，家裡一部分房子分租給一家房客，房客中有個小女兒，大家叫她小妹。我當時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別人說我和小妹有什麼什麼關係，我會立刻大發脾氣，並且破口大罵。姊姊們知道我這一弱點，所以吵架時候，故意說我是「小妹丈夫」來氣我。我呢，就用「大連太太」來報復（大連是大爺親戚李德鄰的兒子，是個極頑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時候，和姊姊們如有什麼談判或協議，為遵守諾言起見，雙方都以「大連太太」「小妹丈夫」做賭咒，姊姊失信，就是「大連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點也記不起為什麼會變得如此「小妹丈夫」過敏症，也搞不清為什麼變得如此道學。這種「嚴男女之防」，後來發展到連溫茂林都吃我不消：———茂林同女傭人們一起吃飯的時候，我竟在旁邊監視，不準男人同女人講話！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講了幾句，不料我卻從桌子底下跳出來，對他大聲申斥一番。我的古怪與任性，由此可見一斑。

爸爸的禁菸局長位置，後來捲入政治紛爭裡。原來日本華谷（？）中將很跋扈，找當時「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的麻煩，於是腦筋就動到太原禁菸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舉人，做過清朝留日學生副監督。民國以後，三度出任財政總長。盧溝橋事變後，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又做「新民會」會長，成了「前漢」（前期漢奸）。到了1940年，跟「後漢」（後期漢奸）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合併，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改為「華北政務委員會」，王克敏做委員長兼內政總署督辦，名義上歸汪精衛管，事實上自成體系。王克敏因為老資格，也有個性，對日本鬼子並不唯命是從，惹起日本軍人的嫉恨，華谷中將於是掀起「太原禁菸局貪汙案」，給王克敏好看，於是首當其衝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當然也與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關）。一天晚上，爸爸、媽媽、二姊、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車，車開到榆次，上來幾個日本兵和翻譯，同爸爸說了幾句，就由兩個日本憲兵把我們帶下車了。走在又黑又泥濘的路上，日本憲兵輪流抱著我，很久以後，到了日本憲兵隊，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來，看到的是一間舊式的平房，中間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媽媽和我被釋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華谷中將的做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菸局的信科長、於秘書等貪汙，再牽連到爸爸。信科長長得人高馬大，在憲兵隊，被日本鬼子打得皮開肉綻後，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鹹鹽來整他；於是秘書也被三上吊、灌涼水等，可是他們都不肯誣攀爸爸，所以爸爸沒吃苦頭。他被關了半年多，最後無罪開釋。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規矩很嚴，白天必須盤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憲兵做禁子牢頭。整整六個多月，他捱過一個耳光，他的手錶，被日本憲兵要求對換，最後他回北京時，戴的是個東洋爛表。

「爸爸最後無罪釋放，王克敏對爸爸的清白，極為欣慰。他把爸爸請去，把華北禁菸總局局長的職位給了爸爸，但是爸爸決心不幹、決心脫離官嘗決心埋下頭來，研究一點問題。他選中了中國土地問題，做專題研究，他從此成了國立北京圖書館的常客，在這個第一流的圖書館裡，他遍讀有關土地問題的書，作筆記。他偶爾也買一點舊書，像向乃祺的《土地問題》、萬國鼎的《中國田制史》等。有時候，他也帶我到這個圖書館來，他看他的大人書，我看我的兒童書，父子對讀，構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一幅圖畫。

抗戰勝利後，爸爸因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與國民黨不對，自然有被國民黨誣為「漢奸」的危險，所以不得不做一點準備，他決定在清白沒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於是他就隻身先回東北老家。那時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東北去，結果走到山海關，就被共產黨給擋住，只好折回來。後來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淪陷區背「漢奸」之名、做地下工作，為了安全，他並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時太小，也不清楚細節，我對他也一直有所誤會，1961年10月10日，我寫信給胡適，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頗懷疑他對工作認真的成績」。後來吳煥章簽署了一封他證明爸爸清白的秘件，是寫給當時國民黨特務頭子郭紫峻的，轉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吳煥章這封秘件，最後使爸爸在抗戰勝利之後，總算免掉了牢獄之災，至於爸爸抗日的功勞、做地下工作的功勞，當然是沒有獎勵的，不坐牢就是獎勵，——這就是國民黨的酬庸與寬大啊！

爸爸的故事，畫出了一幅謔畫，就是：做為一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人，不愛國當然不對，但是愛國不愛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愛國，必須得跟著國民黨永遠在一起才行，你要單獨去愛，不論你多少功勞，結果不用「漢奸」辦你，就是黨恩浩蕩了。爸爸的一生，痛苦的得到這一教訓。因此，在日本走了、共產黨來了的時候，他學乖了，他知道這回一定得抓住國民黨、跟國民黨永不分離才成，再被國民黨所棄、再做國民黨的「棄民」，國民黨再回來，他一定又是「漢奸」了。於是，他決心搶登巴士，先期逃難，追隨國民黨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離。最後，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臺灣，就這樣的，我們全家到了臺灣，那時我不到十四歲，無決定之權，一切爸爸決定。爸爸來臺灣的目的，的確沒別人那麼雄壯，一切救國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來臺灣，只是怕國民黨又說他是「漢奸」而已。爸爸的「漢奸恐懼症」，是我們一家來臺灣的根本原因：別人都是怕共產黨而來臺灣，我們卻是怕國民黨而來臺灣，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無過於此了。

從我有記憶開始，我家就住在北京東城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那是沈銘三（一般人叫他沈二爺，我們晚輩叫他二太老爺）租給我家的房子，我們前後住了十年。我在內務部街甲四十四號的最早記憶是：一天晚上，飛來一隻受傷的鴿子，我們把它包紮好，傷養好後，它也不再飛走了，就成為家裡的一員。不料一天被貓撲上去，把它咬死了，我們都很傷心。那時家裡不能不養貓，因為房子很舊，老鼠太多。老鼠猖獗到光天化日之下，透過陰溝鐵柵，去咬走過鐵柵的小雞。提到小雞，也引起我的回味。北京鄉下人沿街叫賣小雞，用扁擔挑兩個很扁很扁的籮筐，到了家門口，把籮筐蓋開啟，頓時一兩百個雞頭攢動，毛胡胡的、黃登登的，每隻都在堯每隻都在叫，可愛極了。賣雞的隨手抓出一兩隻來，放在掌心，特別介紹，癢得你非買不可。養雞以外，家裡也有貓狗。養貓狗，都以實用為目的，貓狗也不像現在這樣嬌生慣養，那時候貓狗好像都是髒兮兮的。對貓也有很多傳說，比如奶奶、爺爺、姥姥死的時候，貓都要關起來，因為傳說貓跳過死屍，死屍會坐起來，就是「炸（詐）屍」，這是誰都害怕的事，誰都不敢冒險，所以只好把貓關禁閉。

我六歲時候，得了慢性盲腸炎。一開始是肚子痛，家裡人以為是普通毛病，替我用熱水袋去敷，結果愈敷愈嚴重，膿化開了，成了腹膜炎。爸爸感到情況不對，請關頌韜大夫來看，關大夫是北京協和醫院外科主任，是中國第一名醫，他斷定是盲腸炎，必須開刀。聽說肚子上要開刀，全家一致反對，爺爺、奶奶、姥姥等都堅信中醫可以看好，為什麼要給西醫動刀。大家七嘴八舌，使爸爸也感為難。幸虧關大夫說：「開個刀沒關係，如果不是，縫起來就是了。」於是爸爸決定開刀。

我住進東華醫院，開刀那天，醫生把哥羅仿按住我鼻孔，叫我跟他數數字，我跟他數到三十多，才麻醉過去。開刀開啟一看，盲腸已爛，割下後為了清膿，插入兩條皮管，不能封口，拖了二十多天，才能下床，下床時已經腿軟得不能走路了。

爸爸高興他的正確決定，使我大病不死。爺爺奶奶們對西醫也沒話說，只是認為，如果給中醫看下去，照樣可以看好。可見中醫觀念的深入人心，真是病入膏肓了。這種觀念，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病好後，茂林陪我到關大夫家謝謝他。關大夫家庭院很大，他知道我喜歡鳥，特別送「李局長的少爺」名鳥一隻。聽說關大夫晚年住在臺北，我一直很感念他。我讀胡適寫的《丁文江的傳記》，看到關大夫坐飛機去救丁文江的事，就覺得特別親切。到臺灣後，有一兩次，醫生檢查我身體，看到盲腸開過刀，聽說刀是關頌韜開的，都會誇他是名醫，可見關大夫在中國西化醫學中的地位。

我得盲腸炎的時候，還沒有盤尼西林等名藥，割盲腸還算不小的手術。如今已算是小手術了。

從內務部街東邊街口，向左轉朝陽門南街，再向右轉，就是新鮮衚衕。新鮮衚衕有新鮮衚衕小學。這小學是我的啟蒙學校。它共分兩部分，衚衕中間路北，是分校，包括一二年級和操場；再往前走，路南就是校本部，包括三至六年級、音樂教室、校長室。校本部有縱五排側三排房子，第二三排最高，蓋得最早，頗有巍峨的氣象，那是三百年以上的房子了。它們原來是明朝大宦官魏忠賢的生祠！明思宗上臺後，魏忠賢上吊死了，他的生祠，自然也一所所完蛋了。新鮮衚衕小學在三百年後接收了這一生祠，真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我是1942年七歲時候進新鮮衚衕小學念一年級的，當時我在家嬌生慣養，膽子很小，初次上學，頗不習慣，所以由茂林陪我。他站在教室窗外，跟我保持隔窗遙望的照應，我一邊聽級任老師上課，一面緊張地看著茂林，心有二用，絕不大意。一年級級任是位姓師的女老師，戴著沒邊的眼鏡，和藹可親，人也漂亮。那時沒有什麼幼稚園，一念書就是小學一年級，我記得第一課只有三個字——「天亮了」。其實，我那時已在家裡先背過《三字經》，也看過《小熊逃學》、《小狗回家》等兒童書，我的程度，已經不錯了。不過那時還有讀私塾的情形存在，有的小學生是讀過私塾再轉入小學的，所以會背《三字經》的，應該不止我一人。茂林陪我窗裡窗外式的上課，後來結束了，我也能完全適應了小學生活，並且很快學會了如何「我告老師去」。有一次小便時候，一個頑皮的小男生在我背後一推，我身子站不穩，兩手陷到尿池裡，我很快地報告了老師，老師問是誰推的，我不知道那小男生名字，只好走過去，到他身邊，把他揪出來。有一次，我在校門口向一位男老師敬禮，一邊敬禮一邊大喊老師早，男老師那天大概有什麼毛病，忽然當面斥責了我，我大為傷心，回家大哭。五叔查出那男老師原來是他學生，跑去罵了他一頓。這件事我五十多年後還能記憶，我相信辦教育的人對小孩子的態度，真不可不小心。小孩子是最容易受傷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