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如果不上訴，而從容坐牢，犧牲律師招牌，犧牲市議員地位，很自然將激起人民的正義感；英雄形象將使得陳水扁從此從地方性的政治人物，一變而成為國際上知名人士，黨外政治領袖於焉誕生。

□現在，陳水扁等人顯然面臨了政治生涯上的危機，我們應該怎樣幫助他們？

■今天我在《民眾日報》讀到陳水扁在美國發表的談話。顯然，陳水扁在美國也遭受到和在臺灣同樣的壓力——要求他坐牢而不是上訴。他說，在上訴的法庭上他將以沉默表示抗議。無論如何，我很高興知道他已經明白他做錯了事情。他還年輕，不到四十歲，希望他經過這件事情後更加成熟，而不是從此放棄政治生涯。我對他充滿了信心。我希望大家仍然全力、熱情地支援他，幫助他渡過這難關。（二月六日）

三、給國民黨再一次政治迫害的機會

（陳錫福）

「蓬萊島案」再度暴露了黨外的脆弱。

「美麗島事件」，黨外折將損兵，但是國民黨得對人民以及歷史負責。這一次「蓬萊島案」，卻是黨外要面對人民以及歷史，雖然國民黨仍然是罪魁禍首。

三位被告陳水扁、黃天福以及李逸洋的配偶提出獨立上訴，事實上一點都不獨立，不必在法律形式上自欺欺人。

為了抗議政治迫害而拒絕上訴，不管任何自由，都不應該自取其辱地給國民黨再一次機會，這是最起碼的政治智慧！

更何況還有整體黨外公信力的問題！

黨外有人高叫支援三位被告去上訴，但是事實上，三位被告上訴後，整個黨外已像洩了氣的皮球。

有人退出支援三位被告的後援會，有人收回義助民事賠償的捐款，更有人對黨外徹底的失望！

黨外的反應會這麼激烈，最主要的是因為一向最被看好是黨外明日之星、一向最具抗議精神的陳水扁竟然也軟弱了。

要站在第一線和國民黨鬥爭，就真的要有揹負十字架的能力，就要能擺脫自私、害怕坐牢，以及親情糾纏的能力，否則就應該退出第一線！

黨外有人主張現在不要批判三位被告，以後再說；有人則表示不忍心批。

為什麼要等到以後再說？不管將來官司結果如何，國民黨早已是大贏家，黨外出現一次政治大走調已是事實、已是結果，有被強烈指責的必要。

為什麼不忍心批？政治人物做錯事本來就是應該被批判，更何況有時候政治人物不容犯第二次錯。

再不痛定思痛，黨外的前途在哪裡？黨外還會有讓人民以及國民黨尊敬及害怕的起碼政治格調嗎？

（二月七日）

四、我對鄧維楨、陳錫福文章的讀後感

（李敖）

「蓬萊島案」判決後，當事人黃天福、李逸洋、陳水扁都先後到我家，我站在道義與大義立場上維護，已經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事後演變，令我想起黃遵憲的那首《臺灣行》。我為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三十冊中收有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特別選入《臺灣行》這首詩，是有深意的。《臺灣行》中寫臺灣人爭取自由，總是虎頭蛇尾，到頭來弄得灰頭土臉。《臺灣行》最後一段是：

噫籲！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臺灣人在轉眼之間反覆、轉眼之間使你不可捉摸，的確是他們平時根性的問題、「預備」不足的問題。

根性的問題與「預備」不足的問題，在這次「蓬萊島案」的表現中，已經暴露無遺。

「刑事訴訟法」第三四五條固然明定：「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但在法理上，這種上訴，是當事人身陷不自由情況下（包括喪失行為能力等），才有餘地。但陳水扁他們的人身都好好的，這樣子的由配偶上訴，就說不通了。「刑事訴訟法」第三四六條明定：「原審之代理人或辯護人，得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為什麼「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這一規定，只規定在律師之類的身上，而不規定在配偶之類的身上呢？因為律師之類不是親人，難免為了其他原因上下其手，所以特為規定；但配偶之類是親人，理應不會「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所以不在話下，不特為規定。如今親人卻爆出冷門，公開「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這不是荒唐嗎？

一月二十八日「蓬萊島三位被告家屬獨立上訴敬告各界宣告」中說：

雖然，我們的丈夫在一審宣判之後，堅持拒絕上訴，宣佈當初我們並不知情，事後我們也深知他們的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因此吾等內心之憂慮與不平，也就一直隱忍未發。但他們可曾體會到，這種犧牲，對我們三位與他們分憂分勞的女性來說，痛苦是何等的深、代價是何等的大！

猶記得方素敏女士在林義雄先生被捕之後，寫了一首題名《盼望》的詩，起頭就說：「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寧願你，只是孩子的父親！」詩的結尾還是說：「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寧願你，只是孩子的父親！」素敏姊當年的心境，如今我們更加感受得到。

何況，我們今天以配偶的身份「依法」提起「獨立上訴」，雖然與我們丈夫的意思相反，但與他們追求民主、人權的立場與原則，並不相悖；我們今天的決定，不過是在行使我們家庭內部的民主原則，以及「刑事訴訟法」所賦予被告配偶的基本人權而已。相信，我們的丈夫自會尊重我們的抉擇，同時也期盼社會各界，繼續給予密切的關注與支援。

三位被告家屬說她們「深知」她們的丈夫不上訴，「做法自有其政治上的崇高意義」，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她們根本就不「深知」。因為她們如果「深知」，她們怎麼可以在丈夫們走上前去的崇高時刻，不緊追上前，走在丈夫身邊，反倒停下來扯後腿？這種荒唐的「獨立上訴」，是十足扯後腿的行為，怎麼巧辯都沒用、怎麼美化也沒用，神智清明的人，是絕不相信的（當然神智清明的人，也絕不相信這種行為她們丈夫事先不知情、也絕不相信事先不能控制，因為這些丈夫都是有能力左右「家庭內部的民主原則」的）！

三位被告家屬還引出方素敏的「好漢」與「只是孩子的父親」對立論，更十足顯出她們的婦人之見，她們真是不識大體也不明大義的！她們這種「心境」，十足會給有「崇高意義」的丈夫一種背腹受敵的感覺——前有老k，後有「哭哭啼啼的妻子」，這種困境下，再要陳水扁他們不三心兩意，又豈可得乎？

當然，從根性的問題與「預備」不足的問題觀點看，我們不會全怪三位被告家屬，她們還需要再教育。鄧維楨說「甘地很幸運沒有哭哭啼啼的妻子」，這話是錯誤的。因為在甘地拋棄律師職位、義無反顧的參與獨立革命的時候，他的妻子實在也哭哭啼啼過，要他「只是孩子的父親」而不做他媽的「好漢」。但甘地深識大體也深明大義，他的堅決，感化了妻子，最後他的妻子且死在獄中，成了最偉大的印度女性。這樣看來，三位被告家屬的錯誤，其實與三位被告本身的不夠堅決有關，需要再教育的，顯然不止三位家屬了。

最不可原諒的，是「蓬萊島案」上訴不上訴的糾纏中，一些黨外人士的一些混蛋話。什麼「尊重家屬的意願」啦、什麼「尊重家屬本身的選擇」啦、什麼「家屬們上訴，實際是開闢第二戰場」啦、什麼「見仁見智」啦、什麼「拒絕固然是抗議，上訴卻也未見得是妥協，端看今後如何走法」啦……真是混蛋得別有居心、混蛋得氣人！鄧維楨說這是「短視和無知」，是最客氣的說法。因為希望上訴這一事實出現，根本是完全符合國民黨利益的。二月二日國民黨同路人《雷聲》週刊透露：

正當家屬們猶豫不決的時候，有關情治單位也感到事態的嚴重，除了海外輿論的重大壓力外，陳水扁「人權行軍」的計劃一旦付諸實施，盛況可期，難免不發生或多或少的社會秩序問題。於是，許多情治機構紛紛派出人馬，通過各種管道，進行「溝通協調」的疏導工作，希望勸說家屬們獨立提出上訴。

這一報道，十足說明了上訴究竟符合了誰的利益。「刑事訴訟法」明定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但上訴、上訴，上訴到頭來，得為的利益卻是國民黨的，這一上訴的不識大體與不明大義，還不清楚嗎？一些黨外人士說的那些話，豈不全是混蛋話嗎？

寫到這裡，我要重新引喻「曾子易簀」的故事。曾子臨死的時候，他的學生樂正子春、兒子曾元、曾申，都環繞在床邊，一個童子在牆角舉著蠟燭，忽然說：「華而！大夫之簀與！」（「好漂亮啊！是大夫用的席子嘛！」）樂正子春申訴他，說：「止！」（「你不要多嘴！」）可是曾子吃了一驚，問說什麼，童子又說：「華而！大夫之簀與！」曾子聽清楚了，說：「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是大夫的席子！是魯國大夫季孫送給我的，我沒來得及換〔我不是大夫，依禮不得用大夫的席子〕。曾元！扶起我來換席子！」）曾元說：「爸爸現在病成這樣子，不可以移動，明天再說吧。」可是曾子不肯，曾子說：「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你們愛我，實在比不上這小孩子！君子是用大義愛人；小人卻不講大義，只會用姑息手段愛得人去做錯事。我現在還求什麼呢？我只求守原則而死，就好了！」）曾子說過以後，就來換席子，剛換過去，還沒躺好，就死了！

這個偉大的「曾子易簀」的故事，告訴了我們：「君子之愛」與「細人之愛」的分際何在。「蓬萊島案」的前前後後，都牽涉到「君子之愛」與「細人之愛」的分際（「細人之愛」中包含「婦人之愛」），在這種分際中，大家一不小心就會從「崇高意義」上滑落，這是很令人痛心的。唯一檢定的標準沒有別的，只有時時把握這一分際，而繼續走上前去。在前進的過程中，人難免迷失、難免動搖、難免犯錯，但是知過能改，也就可以成為後事之師。強辯、曲解與遮蓋，都是不好的、要不得的。黨外人士勉乎哉！（一九八五年二月九日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