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注意到，我宣稱在《紅樓夢》所有人物中，我喜歡的是妙玉。這令很多人詫異。

妙玉孤僻、怪誕，很遭人討嫌。我想，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點，我有時候確實是過分的離群兒。這不是什麼優點，但也很難說這是一個罪惡，是不是？這個世界應該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應該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種各樣的人嘛！不是說我這樣的性格就特別好，或者我要求別人像我這樣，我沒有這個道理。可我覺得，一個人可以這樣生存，如果有條件，他可以這樣生存，很自尊地維持自己的一份尊嚴，他不隨便進入別人的領域，他更不能容忍別人隨便去進入他的領域。妙玉重視保持環境的潔淨，更重視保持內心的潔淨，也保持人際關係的潔淨。她很率意，喜歡賈寶玉。並不是說要愛寶玉，但是她認為寶玉是一個"些微有知識的人"，在賈府那麼多人裡面，看得出寶玉比較懂事兒，這個懂事兒，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來，比較能有禪悟的是賈寶玉。所以賈寶玉過生日，她下賀帖。像這些地方我都很欣賞、喜歡，我覺得她這樣為人處事挺有趣的。

人的一生中，出生、事業成功和死亡是很壯烈的三個場景。出生是被動的，死亡也多少帶有被動性，只有事業的成功帶點主動性。生死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其實生的感覺我們應該是有的，但是我們遺忘得很快，形不成記憶。死的體驗，我們每一個活人現在都沒法陳述。在這個生存的過程當中，使自己獲得價值，也就是事業上成功，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覺得所謂成功，這個價值除了用金錢和名譽來衡量，還有更重要的兩個標準。一個標準是：他個人的尊嚴是否得到保證，這是很重要的；另一個標準是：他是否對他人有益，是否多少哪怕對他以外的第二個人有過一些好處。金錢、名譽和這兩點，都是他創造的價值。我覺得這些對人生都是很重要的。

我業餘愛好是畫畫，我從初中時候就開始畫，現在還有幾幅是中學時代的作品。我一般畫水彩寫生。我現在經常到我農村書房附近的溫榆河邊、多少還帶有一點野生態的空間裡面，去畫水彩寫生畫兒，這是我目前很大的一個樂趣。另外，就是聽音樂，西洋古典音樂是我比較偏愛的。

還有一個愛好，就是和愛人去逛商場。我以為，逛商場是人生當中不可放棄的、尤其是有配偶的人決不可放棄的一大快樂。而且，男士，不光是我一個，我當然是一個典型，逛商場的時候，我覺得我最多的一個動作是偷偷地看鏡子、照鏡子，這很奇怪。我發現別的男士也有這個毛病。女士吧，她在挑化妝品的時候照鏡子，她對商場裡面的那個公用的鏡子並不很重視。可是我呢，每到有大鏡子的地方，總忍不住要看看自己。這是一種什麼心理？我在這兒把它作為一塊兒未開墾的處女地，提供給心理學者去研究。但是我發現我這個問題了，不後悔，也不改。

也常有采訪者問我，是否關注比我再低一輩兒的作家的創作？我不能都關注，我也沒有關注的義務，但是我應該承認我是關注其中我感興趣的。比如像小說家邱華棟，我就很喜歡他，我覺得他潛力驚人，是一個能取得大成就的作家。還有搞散文的散文家祝勇，我也很喜歡他。他們都生於上世紀60年代後期，目前正處於創作噴發期。我有時約他們吃飯。我的私人飯局不少。很多人說，王小波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但很可惜，他們說這個話的時候，王小波已經死了。而我是約王小波吃飯的，誰都不約他，所有請柬到不了他的案頭。文壇的種種"名人"飯局都沒有他。我主動跟他聯絡，我想盡辦法聯絡，約他來，在我樓下的小飯館兒吃飯。我們兩個在飯館兒裡面吃到服務員都不耐煩，因為服務員們晚上要在那兒搭椅子睡覺。轟我們倆走，我們倆還在聊。非常可惜的是，我有一次又約他的時候，他說中午剛有人約過他，是他的"發兒小"約他，喝醉了酒，來不了。晚上沒有來。幾天以後，就得到了他猝死的訊息。我非常悲痛。

有的採訪者尖銳地問道：看到文壇湧現出很多的後起之秀，你有沒有過哪怕瞬間的心理不平衡？有沒有"廉頗老矣"的感覺？我回答：為什麼要不平衡？一個社會你不讓後輩超過自己還得了呀。如果說同輩超過自己，自己有嫉妒心還差不多，後輩超過你，你妒忌起來，那這個社會要毀滅的，這個社會沒有前途，萬萬不能這樣做。後輩一定要超過前輩，前輩要主動為後輩的超越創造條件，這是我們的民族一定要堅持的一個abc。

馬來西亞的《星洲日報》集團，啟動了一個"世界華文文學大獎"，他們說，設這個獎的目的就是要抗爭"諾貝爾文學獎"的不公。我也被聘為評委。於是，也就有采訪者要我說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

"諾貝爾文學獎"堅持的時間比較久。一個東西存在比較久了以後，就會引起人們的重視，就像一個老字號，它總比新開張的商店吸引人，所以它影響力是大的，這個要承認。當中因為"一戰"、"二戰"停頓了幾屆，但是始終堅持下來了，這是一個取得威望的原因。第二個原因是，這個獎金越滾越多，一得獎就要發大財。各個地方的出版社也不會放過這個商機，它成為一個商機了，就是立刻去買版權。因為人們都要來讀，要先睹為快，一讀為快，所以就使得它影響很大，包括我們國家，雖然我們國家已經宣佈了，說"諾貝爾文學獎"2000年給了高行健是大失水準，喪失了權威性。

但現在每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我們的新華社總要鄭重地報道，各地報紙總要登滿訊息，說明它的影響是一種客觀存在的，這要承認事實。所以我也是這樣來看待它的，它是影響很大的一個獎項。但是"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世界文學最高獎，人家自己也沒這麼說，咱們也不要這麼看，文學是不能搞"奧林匹克運動"的，"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世界的文學"奧林匹克運動會"，不能自認為"諾貝爾文學獎"給了誰，誰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不能有這樣的看法。他就是一個幸運兒，被看重了，得獎了，像中了一張數額很大的彩票，一下子作品被翻譯成很多種文字，一下子就載入了史冊。

歷史是有選擇的，歷史記載不可能把每個人都記載上。它只記載頻率最高的、響動最大的。"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響動比較大的獎，那要被記載下來，這是毫無疑義的，也是合理的。但是，並不一定他就是最偉大的、最好的。而且有一個說法我是同意的，有一個西方人講，"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只是一些瑞典人，那是意識很狹窄的一種評獎。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是"西方文學界的獎"，不對，它並不是一些西方的文學評論權威組成一個評委團來評這個獎，不是，就是瑞典文學院一個機構在那裡評。那個機構我去訪問過，是非常小的一個機構，那個機構每天按時上班的就一個人，一個秘書，還有另外一個，其實只能算半個，我問過那位秘書，他說，對，那個是半班兒，來半天，掙半份兒工資，另外半份兒到別的地兒去打工，到別的地兒去再掙去，那好像是個財會人員。

我1992年去瑞典訪問過，被邀聆聽過那年得主沃爾科特的受獎演說，而且還跟他有個簡短交談。那次是瑞典文學院，就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機構請我去的，所以我見識過。也就那麼十幾個瑞典人在那兒評，所以他們也都不把自己看得那麼神聖。查資料的話就知道，諾貝爾去世前留下一筆錢來設獎的時候，這個人是很滑稽的，他因為從小數學不好，數學老師老罵他，他恨數學老師，所以諾貝爾獎沒有數學獎，不設數學獎。它是個很個性化的獎，對文學又說什麼要理想主義，這也是個很寬泛的說法。當時的瑞典文學院拒絕這個活兒的，他們說什麼諾貝爾，一個發明炸藥發了財的人，你讓我們來評獎，憑什麼給你評獎？門兒都沒有，不領這活兒。後來經過勸說，第一撥兒的那些評委才勉勉強強接攬這活兒，才評的。哪想到後來有這麼大的影響啊。現在的18個評委裡面有幾個人也不參加評獎活動，有的是因為年紀大了，有病，有的是覺得評獎就是胡鬧。當然也有的是對一個他推崇的作家老得不了獎很氣憤，覺得不對頭，罷工不參與評獎了。18個評委本身就鬧內訌。

現在整個世界，整個人類，最缺乏的就是寬容。為什麼那麼尖銳對立？為什麼總劍拔弩張？為什麼焦慮成為最普遍的心理狀態？為什麼談判中總不願意適度地讓步？我並不是在宣揚遁世自保，我心懷熱切的社會關懷，而且是普世性的大關懷，我的企盼是：通過理性的、柔和的、漸進的方式，來化解人類之間的仇恨、猜忌與爭鬥，我主張把容易導致極端化思路與行為的激情，解構為以相容忍讓的柔情，潤物細無聲地提升世界與人類。

能夠寬容，自己有福，他人有福，人類有福。